最近，在群里看到一部文革时期拍摄的题为《广阔的天地》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纪录片，在一旁观看的儿子问我当时下农村时是不是也像纪录片里那样锣鼓喧天，口号阵阵的热闹，我告诉他，这部纪录片问世的时候，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我曾经欢送过很多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也算经历过这种场面。等我下乡时，已经没有那样的场面了，知识青年毕业后下农村，是当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我们心里，却有些想不通，因为在那年高中毕业考试前夕，有消息说我们这一届可以直接参加高考，不用下农村了，正当我们暗暗高兴的时候，一篇报道白卷英雄张铁生的社论，就像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给我们浇了一个透心凉。虽然心里有委屈，但在家里被大人，在学校被老师管着的那种失去自由的压抑，突然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被释放，全然不知大人，尤其是母亲此时难过的心情，一跳下汽车，连行李都忘了拿，像冲破鸟笼的燕雀，呼啦啦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我所插队的地方叫卧龙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深丘，寝室被安排在一户社员家的柴房里，我到的时候，几个社员正在用刚刚砍伐的棲木，给我搭床。生产队长解释说原来他们队没有下过知青，这次又是公社和大队临时决定把我安排在这个生产队的，所以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说马上就安排社员修建知青屋。后来我才知道，真实的情况并不像生产队长说的那样，当时的农村，很多社员并不像社论里说的那样欢迎知青，原因很简单，知青下来后会分掉社员的口粮，在接收知青这个问题上，生产队都会找很多借口，不想让公社把知青分配到自己的队里。这次安置知青，他们以为又可以推脱掉，根本没有作安置知青的准备，再加上生产队一直没有公房给知青作宿舍。没想到公社下了硬指标，无奈之下，只好把知青安排在社员家里，可家家都推诿，没办法，队长只得强制性的把接待知青的任务，硬塞给了队里的一个地主的家里，但公社知道后，把生产队长叫去训了一顿，说上面要求知识青年接受的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知青安置在地主家里，这不是和党中央唱反调吗？吓得队长赶快把安置任务换给了地主家隔壁的下中农家里，而第二天我就到了，所以才临时性砍了树木给我搭床。
口粮
开始，我对知青分掉社员的口粮不太理解，因为国家发给知青每人每个月35斤粮票，怎么会是分社员的口粮呢？后来才知道这每个月35斤粮票，国家只发一年，第二年就凭头一年挣的工分在生产队分口粮。在那个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年代，社员把口粮看得很重，当然不希望知青来分他们的口粮。说起这每个月的35斤粮票，城里人看来是很多的，可对我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就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头一个月，才过了一半，就已经颗粒不剩了。
断粮的那天晚上，饥肠辘辘的我早早地上床，因为有句老话，说“肚子像盘磨，卧那儿它不饿”，可是上床了很久，咕咕直叫的肚子让我怎么都不能入睡。这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手里端着一只装满老玉米、土豆和红薯的簸箕。他没有进屋，只是说了声“听说你没有吃的了，拿去凑合一下”，将簸箕往我手中一放，转身走了。真是雪中送炭，我端着救急的粮食，在那儿感动了很久。
眼镜男人叫吴添隆，是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说起他的经历，可算是坎坷不平。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卧龙山土生土长的农民，到了他爷爷这一辈，做起了走村串乡的货郎，他父亲是个风都能吹倒的病秧子，却有一副聪明的大脑，货郎生意传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将生意做的风车斗转，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是“做大做强”了，在县城里开起了商行，连省城都有分店。后来因战乱局势不好，城里人心惶惶，生意不好做，他父亲就卖掉全部家产，回到了卧龙山，在吴添隆七岁那年，父亲病故。父亲死后，他母亲把他过继给县城里一个做厨师的远房叔父，自己改嫁远走他乡了。
县城里的这个远房叔父，单身一人，无儿无女，对吴添隆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巴心巴肝，吴添隆从小就聪明伶俐，在学校门门功课都成绩优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学霸”，还考上了省城里的师专，六零年毕业，分配在省城的一所中学教数学。
吴添隆很勤奋，爱学习，好读书，肯钻研，一年365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之外，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就连上厕所，都在读书、学习、备课，短短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初踏校门的实习老师，成长为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才22岁，就已经是学校、区上、市里的学习标兵、先进模范和优秀教师。但是，就在他如日中天，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件，从此，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开除公职
那时的吴添隆，年轻帅气，不光人长得帅，教学也很有一套，他能将枯燥无味的数学教得像跟学生说评书、相声一样，课堂上笑声不断，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他教的班级，数学成绩年年第一，很多学生在其他数学老师那里成绩平平，可到了他的班上，成绩大幅度提高，深得学校领导的认可、好评和同学们欢迎和喜爱，尤其是那些女生，迷他迷得不得了，当然这就招来一些老师的嫉妒和非议，说他像小丑一样哗众取宠，把教室当成舞台，就是为了表现自己，表演给领导看，有的老师甚至当面讽刺挖苦，但吴添隆从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
在当高六二届一班的班主任时，班上有一个女生一直暗恋吴添隆，毕业考试后的一天晚上，吴添隆正在办公室值班，这个女生来到办公室，把他叫了出去，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还说他父母给她定了亲，要把她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她不愿意！她就喜欢吴老师，要吴老师等她，等她说服她的父母退掉这门婚事后娶她。吴添隆婉转地谢绝了她，为了不伤她的自尊，他用了很长时间，苦口婆心的给她讲了很多，讲自己是农村来的，家庭成分又不好，劝她要冷静，不要这样冲动，甚至还用自己已经有女朋友的谎言，打消她的这个念头。谁知道他们的见面被一个嫉妒他的老师看见了，添油加醋地把这件事捅到了女生的家长那儿，引来家长大闹学校，说吴添隆是作风败坏的流氓教师，是玩弄女学生的衣冠禽兽，不依不饶地要学校开除他，否则他们要把这事闹到区教育局，闹到市里省里。不久，学校接到区教育局责成学校严肃处理吴添隆事件的文件，没办法，只好按照上面的意思，开除了吴添隆。
因为养父几年前就去世了，省城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吴添隆被开除公职后就回到了卧龙山，回到了破败不堪，空无一人的祖屋。
对吴添隆突然的回来，队里的乡亲们很是意外，纷纷询问、打听他回来的原因，吴添隆闪烁其辞地谎称困难年代，城里吃不饱饭，被饿回来的，把这事敷衍过去了。当时生产队的会计老了，干不动了，而吴添隆又当过数学老师，队里就安排他当了会计，大队还叫他兼任村小的民办教师。
但经过这次变故，吴添隆像是变了一个人，整天只闷头做事，不说一句话，跟哑巴一样。
九大碗
因为吴添隆从小就过继给了当厨师的叔父，在厨房里耳濡目染，也做得一手好菜，乡亲们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请他去掌勺。
吴添隆有一个发小，在西藏当兵，官至营级，从边陲回来娶亲，点名要他主掌大厨，办一场顶级的“九大碗”，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俗称婚宴叫“九大碗”，可能是每桌都有九个菜的原因吧。听说我在学校宣传队报过幕，营长也把我叫去，要我按照城里的方式主持一个新式的婚礼，社员们都没见过城里的新式婚礼是什么样子，连四乡八里的邻队社员，都跑来看稀奇，真是热闹非凡，都说我的声音像广播里的播音员，为婚礼增色不少，豪爽的营长和高兴的社员们轮番地和我干杯，把我灌得稀里糊涂，怎么从“九大碗”的现场回到寝室的，我都不知道，只依稀的记得我曾经摔倒在冬水田里，浑身湿透，满身是泥……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已经躺着床上，弄脏的衣服，也被洗的干干净净的晾在一旁。后来我才知道，是吴添隆把我从冬水田里捞起来，又把我背回了寝室，还把衣服给我洗干净晾好了。
从此以后我和吴添隆成了好朋友。
闻曲鸡舞
大家不要误会我吧成语“闻鸡起舞”写错了，这是一段有意思的故事。也许，我和吴添隆都在省城待过，都曾经是城里人，更巧的是，我也在他教过的学校读过书，只是不在同一个时空罢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教过高中数学而且教得很棒，我高中时数学成绩最好；他曾经在学校宣传队当过带队老师，还上台说过评书，我也是校宣传队的成员，也上台说过相声；他喜欢看电影，经常阅读电影创作和评论的刊物、书籍，我也曾经梦想将来能演电影；他擅长做手工，尤其是小五金机械，还会修理钢笔、钟表，我也喜欢摆弄电器，安装收音机，我俩在一起，可谓无话不谈。对了，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喜欢吹口琴，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来个口琴二重奏。
一天傍晚，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吹口琴，一只苍老的白公鸡突然跑了过来，伴随着口琴旋律跳起舞来，我好奇地望着跳舞的白公鸡，停止了吹口琴，吴添龙看出了我的心思，给我讲起了这只跳舞的白公鸡的来历：十多年前他刚回来不久养了一窝小鸡，有一天出工，突然传来一群女人的吆喝声，像是在用声音驱赶着什么，他心里咯噔一下，不好，有老鹰来抓小鸡了，他往天上望去，只见有几只老鹰在自己祖屋的上空盘旋，他飞快地跑了回去，院子里的小鸡都不见了，只有一只最弱小的白鸡藏在门缝里躲过了一劫，吴添隆看到小白鸡时，它正瑟瑟发抖。为了不让小白鸡再受到伤害，他给小白鸡找了个鸟笼子，只要他出门不在家，就把它放进鸟笼，给它放些吃食和水，一回到家，就把鸟笼打开，小白鸡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扑腾着跑出来，围在他的身旁，他走到哪，它就跟到哪。吴添隆经常在小白鸡面前吹口琴，小白鸡先是好奇的听着，慢慢地就跟着口琴节奏晃动着，后来就在口琴声中跳舞，现在是不管这只鸡在干什么，只要一听见口琴声，它都会跑过来围着吴添隆，在音乐声中跳舞。吴添隆告诉我，这只鸡也许是上天派来陪伴自己的，他就一直养着它，要给它“养老送终”。是的，眼前这只会跳舞的白公鸡已经老得有些跳不动了。
就在我们俩为这只老公鸡感叹的时候，一个外号叫“得意娃”的汉子，袖着双手游荡过来，吴添隆一见他，突然缄口不语了，他蹲下身子，让老公鸡跳上他的肩膀，然后就站起身，驮着老公鸡回屋了。“得意娃”见状一脸的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吴添隆像个“座山雕”一样，无趣地转身走了。
得意娃
听社员讲，“得意娃”他们家祖上是卧龙山的大户，后来被他那好逸恶劳的父亲败得精光。“得意娃”经常在人面前炫耀他家的历史，那神态，是满脸得意劲，大伙就给他取了个“得意娃”的外号。
“得意娃”年纪不大，毛病不少：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嘴尖皮厚，兮脏邋遢，没有女的愿意嫁给他，四十岁还是孤家寡人。困难年代“得意娃”死了爹妈，年轻力壮，没病不残的他，居然申请“五保户”，死赖着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当时的公社领导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还跑到公社去静坐示威闹绝食，乡亲们都骂他“跶死娃”，意思是摔死，诅咒他出门就摔死。
洗年猪
每年冬至前后，当地的农民都要将自己养了一年的肥猪杀了，然后把杀的猪分成两部分，其中大部分被做成腊肉或者盐肉留着明年慢慢吃，剩下的就在杀猪那天请亲朋好友聚餐，大家一起打牙祭，以解痨了一年之馋。因杀字有血光之义，当地就把这种习俗叫“洗年猪”。所以每年冬至前后的那几天，人们相互邀请，今天吃你家，明天吃他家，真是热闹非凡，其乐融融，这闹热程度不亚于春节过年。
我虽然远离父母，只身一人，但此时一点也不孤单，因为各家“洗年猪”都要把我叫着，这几天都是在杯盘碗盏，香辣酒肉之间度过的。
在耍婚假的营长家“洗年猪”时，我发觉吴添隆情绪有点不好，他始终一言不发地喝闷酒，一问他，才知道原来他那只跟了他是多年的会跳舞的老公鸡昨天晚上去了，他心里很难受，晚上为它做了道场，按照这儿“夜立房子午送丧”的习俗，正午把鸡下葬了。本来他不打算参加晚上的“洗年猪”，但他那个发小硬把他拉去。
晚上，我回到寝室，“得意娃”找到我，要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一直都听说他是一只铁公鸡，只有他吃别人的，从来都是一毛不拔，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想，可能因为他在生产队里没有一个朋友，想和我这个外乡人拉近关系吧，我推说在营长那里吃过“洗年猪”了，没去。第二天他又来请，我怎么推都推不掉，只好去了。我还是第一次到“得意娃”家，堂屋里脏兮兮的，到处都是尘土，潮湿的房间里一股刺鼻的霉味。我想离开，他硬是不让我走，非要叫我尝尝他炖的鸡，我看着他炖的那鸡，总觉得哪儿不对，红红的鸡肉，好像没放干净血，那鸡肉老得硬帮帮，像木头一样咬都咬不动，我勉强地吃了两口，推说身体不舒服，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吴添隆死的那只老公鸡，他是看见吴添隆埋了鸡，吴添隆前脚走，他后脚就把它挖了出来，洗吧洗吧炖了。我一听，当时就吐了，这个该死的“得意娃”……从那以后，我很久都不吃鸡，一看见鸡，就想吐。
双抢
“得意娃”做过的恶心事还不止这些，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是当地抢收小春、抢种大春的最忙的季节——“双抢”，为了不误农时，每到这个时候，生产队都按以往的规矩，组织全队的壮劳力，由队里出钱，集中开伙，统一农活，抓紧时间，抢收抢种。
这个时候的“得意娃”，病也没有了，腿脚也利索了，硬是挤进壮劳力的队伍，其实就是为了每天的那顿免费午餐，而且提前好几天就不吃东西，腾空肚子来蹭饭，第一天，他一个人就吃了三斤米的干饭，胀得他伸长颈项，口吐白沫，满脸虚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生产队长怕出事，忙叫吴添隆和我一起送“得意娃”到公社卫生院，吴添隆从心底一百个不情愿，但救人要紧，他和我还是开着拖拉机，把“得意娃”送到了卫生院。医生诊断“得意娃”是“急性胃扩张”，幸好送得及时，晚了可能连命都没了。
二吼得
我的房东是一个多子女的下中农家庭，主人夫妇结婚七年，就生了七个儿女，就像一个搞笑顺口溜说的一样“……一年生一个，年年把月坐，有一年没有生，第二年生两个……”。这里有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尖”，意思是说，兄弟姐妹中，老大憨厚，老二奸滑，这个说法在这家完全的体现出来了，他们家老大的确很憨厚，木讷，而老二个子不高，却很奸滑，据说刚生下来时，那啼哭像吼声一样，把接生婆都吓了一跳，从此大家就叫他“二吼得”，天长日久，大家连他的大名都记不起了。
“二吼得”虽然只读过小学，文化不高，但却特别能言善语，尤其擅长讲笑话，摆龙门阵。那时候生产队干活，是集体行动，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磨洋工的人特别多，一到休息时间，“二吼得”那里就成了笑话的主讲中心，所以大家又叫他“笑话二吼得”，我搜集的很多笑话素材都是从“笑话二吼得”那里听到的。
有奶便是娘
人人都说狗对主人绝对忠诚，其实也不尽然。生产队长家有一条很凶恶的猛犬，对主人确实很忠诚，对外人的确很凶恶，生产队很多人都被它伤害过。我每次到队长家，它都对我狂吠不止，有一次竟然扑上来想咬我，连队长夫人都管不住它，我也对它不客气，一脚将它踢到沟里。大概那次真是把它踢疼了，对我是又恨又怕，一见我吠得更凶却躲得很远。
终于，生产队把知青屋建好了。吴添隆和“二吼得”帮我把东西搬了进去。知青屋建在村子中央的公房旁边，离前后左右的社员家都很远，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自然安静得很，我给知青屋取了个名字，叫“隐居宅”，刚开始，听不见房东大妈扯着喉咙喊“二吼得”的声音，听不见“二吼得”跟他兄弟姐妹的争吵声，听不见他们家的老母猪拱圈的“哐啷”声，还有些不习惯。
自从知青屋建好后，队里大会小会都在这里召开，知情屋成了队里的会议室。每次开会只要队长出席，那条狗都要跟着来“列席”，刚开始，一见是我的屋子，还有一些胆怯，不敢进屋，但见我没有搭理它，胆子便大了起来，先是进到堂屋，后来竟然跑到我的房间里，有时还居然在我到床上睡觉。不过说句实话，狗狗不暴戾的时候还挺招人喜欢，当然我知道，因为我屋里有好吃的零食，它对我摇尾巴，是惦记着那美味的零食。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在知情屋开了一通宵的“马拉松会”，这条狗居然在我这里“借宿”了一天，后来我给它吃了我都舍不得吃的巧克力，它便在我这里安营扎寨起来，再也不理生产队长了，有一次居然还对要它回家的队长狂吠不止……
解恨
那个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年代，物质食粮固然十分紧张，精神食粮就更加匮乏，那时候，就是读书看报，但可读的书少得可怜，就连娱乐也是听广播，看电影，可广播尽是喊口号似的社论，和已经听厌了的那几首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电影除了“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也就没什么其他的了，有时候出了一部新电影，电影院门前就排起长队，而且在农村可看的电影少之又少，还比城里晚很久，就这样，想看一部电影，还要下很大的决心，花半天的时间到县城去看。
记得有一次，县城电影院放映于洋主演的新片《第二个春天》，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徒步走了十多公里，早早地赶到县城，又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票，因为去得太早，又在县城里瞎逛了两个多小时，才进到电影院，看完电影又徒步走回生产队，半道上还被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浇了个浑身湿透，回到寝室已经是后半夜了。但看了一场难得看到的新电影，加上在县城瞎逛时放纵自己打了一次牙祭，吃了一大碗甜烧白，解了我大半年的油荤未沾的馋，后来，我把这次物质和精神牙祭叫“解恨”。
盗木贼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就到了1976年10月，我已经下乡三年多了，因家里有事，国庆节期间，我请了几天假回了一趟省城，六号晚上回到卧龙山。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睡懒觉，队长就跑来找到我，说昨天“二吼得”跑到藏龙岭去捡倒伏的树木，被藏龙大队的人当盗伐树木的“盗木贼”抓起来了，要我们生产队派人上去解决，因为藏龙大队的大队长，是公社副主任的堂弟，仗着有后台，死歪万恶得很，队干部都不敢去，只好来找我上山去，说他再怎么凶，也不敢整知青，还派吴添隆给我带路。那时的我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带着吴添隆，像出使的外交官一样地向藏龙岭出发了。一路上，吴添隆提醒我要小心，特别是说话要注意，说藏龙大队的大队长“黑心狼”，心狠手辣，还会武功，打伤过很多人，是这一带出了名的黑心打手。
我们到了藏龙岭大队队部，就听见“二吼得”用震天的吼声在日妈诀娘地乱骂着，我们进去一看，几个基干民兵用绳子抽打着五花大绑的“二吼得”，大队长“黑心狼”在一旁抽烟喝酒与“二吼得”对骂着。我忙上前制止，告诉“黑心狼”，这顶多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五花大绑“二吼得”，更不该打人！
“黑心狼”本来以为我们上来会低头哈腰向他们求饶，没想到我会理直气壮地斥责他，气得青筋暴起，大声喊叫着要旁边的基干民兵把我们关起来，送我们到公社去，见他那个亲戚副主任。
我们被几个基干民兵关进了一间堆杂物房间，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太高估了自己，小看了“黑心狼”，以为他不敢把知青怎么样，没想到他把我也关起来了。吴添隆这时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不住地安慰我。
这时，我从窗户看见外面来了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走进了大队部，一会儿，又见“黑心狼”被这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带走了。
傍晚，我见看守我们的基干民兵不见了，就和吴添隆一起带着“二吼得”下山回到队里。回到队里，我才知道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下午在藏龙大队见到的那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就是公社根据县里的部署，派来控制“黑心狼”的干部。我一下子想起来两句古语：“天无绝人之路”和“吉人自有天相”。
二十年后终成眷属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回到城里，临行前夜，吴添龙专门做了一桌酒菜为我饯行。那一晚我们都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吴添龙开着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县城的火车站。
大学期间，我一直与吴添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寒暑假，我还到卧龙山看望吴添龙。
时间过得好快，四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机关已经工作一年了。一天，门卫告诉我说有人找我，在传达室等着。我赶紧来到传达室，一看是吴添龙，他给我带来了两个着实让我意外的好消息：一是他被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所工作的学校，还补发了工资。二是当年那个暗恋他的女学生，一直守身如玉地找了他20年，终于在前不久找到吴添龙，女孩对他、对爱的专一和执着感动了吴添龙。这次吴添龙找到我专门给我送来了他们结婚的请柬，还让我当结婚仪式的主持人。终于，历经20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喜宴上，我高兴地喝醉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喝得酩酊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