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和张居正
在万历之前，还有一个皇帝，即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万历他爹。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但是，隆庆帝在位时间太短，大约也就6,7年的时间，再加上隆庆帝是个好皇帝，好皇帝一般都没啥太强的个人特质，所以也就没太多可以一说的。
更重要的是，嘉靖末年，朝堂之上大臣们派系之间的党争已经非常厉害了。前文已经言及，这种情况是嘉靖帝默许甚至推动的，因为只有使用这种办法，他才能比较容易地居于各个派系中间调停的位置，方便他掌控权力，嘉靖是乐于见到这种情况，并且非常擅长处理这种朝局的。
但是，显然，这样的权力构成对外而言是很没有进取心的，也缺乏必要的能力来对付外部挑战，整个帝国上层的精力都用在了维稳和平衡内部关系上了。隆庆登基后，想做点事情，首先面临的就是打破这样沉闷不堪的局面，这一定会耗费他绝大多数的精力，能取得隆庆新政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隆庆帝对官僚集团的调整肯定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翼翼的，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比较琐碎，就不再详述了。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 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神宗执政晚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另外，明神宗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而且此时东北的满族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终年58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明神宗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
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像他一样，懒政，怠政，甚至直接“罢工”的皇帝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他的声名最为响亮，因为时间特别的长。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大概30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不再踏出宫闱一步，除了特别紧要的大事，主要是边境战争，他对朝政采取了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的态度。
他从不接见大臣，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庭臣都不知道皇帝到底长得啥样。他也不批复臣属们的奏章，甚至不过问他们的去留。据记载，他的一位内阁首辅曾经不下十次地向他提出辞呈，但均未收到任何答复，无奈之下，这位宰相大人选择了自行离开，他也不追究。到了他执政的后期，据说，中央政府里各个部门的官员已经荒芜到了不到额定编制三成这样的程度。
你可能奇怪，这样的国家和政府怎么还能存在？事实是，他不但能存在，还存在得挺好。万历一朝，没有宦官作恶，没有外戚干政，亦没有权臣把持朝政，而且还取得了所谓“万历三大征”的胜利，起码表面上是胜利。尽管万历采取了几乎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但他实际得到的效果和他祖父嘉靖皇帝费尽心机的控制所最终的结果似乎也差不太多。
只能慨叹，大明王朝的皇权，作为一种根植于人心的理念的确是不可动摇的。万历的行为是另外一种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威权依然不可置疑。当然，同时也能看出，明王朝的官僚系统的成熟和可靠真是令人赞叹，他的确已经是一件构造完整坚固的国家机器，在不做任何维护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很多年里有效地保持基本的运行和功能。
也许您很好奇，万历为啥会变成这样的皇帝呢？
这大概得借鉴今天先进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了。简单说，万历得的很可能是一种被称之为“情感失调功能症”的现代疾病，主要表现为逆反，厌学等反主流，甚至反社会人格。这种病在现代人当中很常见，在古代就很稀罕了。因为得这种病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和单调的生活环境，古代很少有人能具备这么高级的条件，也大概只有皇家能提供了，所以，万历很不幸。
来看看万历小时候的生活吧。万历据说小时候非常聪明，不到5岁就开始读书了，属于早慧儿童，这也许就是他爹隆庆皇帝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陪伴万历童年生活的主要有他妈李太后，太监冯保，和后来的老师张居正。隆庆皇帝非常重视王子们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给万历找了一大堆名师来指导他的学业。
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宫女出身，地位相对比较卑微，母以子贵的典型。她一心指望着小万历给她争气，自小就对万历的要求非常严格，据说20岁前，动辄就让犯点小错误的万历罚跪。后来，有了张居正这个名师，她又要求万历绝对地服从张居正的教导，甚至一度以不听话就废弃万历的皇位作为要挟。这是一个典型的严母，她估计没啥能力来考虑一个孩子的感受。
再说冯保，作为具体照管万历日常生活的太监。他对万历的严格不下于李太后本人，经常要求万历要规矩言行，而且据说还时不时地向太后打打小报告。少年时代的万历非常怕他，基本上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至于张居正先生，就更不用说了。他给万历当了十几年老师，在他去世前，万历在他面前大概说话都不敢太大声。
欺负一个皇帝迟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尤其是对那些愚蠢不堪的，无情蹂躏一个娃娃皇帝童稚的内心世界的老夫子们。多年后，万历亲政，张居正和冯保均被抄家清算，万历算是报了童年的仇。要我说啊，这俩老头活该，一点都不用同情他们。
就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从5岁到大概20岁，张居正去世的时候，万历孜孜不倦，顶着巨大的压力，学习了15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估计连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都没有过几回，别说做点其他什么稍微出格一点，甚至离经叛道的事情了。他学了满脑子的各种知识和教条，可就是没有人真正地爱他，纵容他，呵护他，认真聆听他的心声，和他一起无拘无束的游戏，玩耍。
所以，他也绝不会在乎别人。所以，当满朝文武大臣都反对他对儿子福王毫无原则的溺爱时，他决不妥协。我自己没有得到过亲人的爱，那我绝不会让我的儿子失去这种爱。至于你们爱说什么，随便，老子懒得理。
我支持万历的选择。
再来说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军籍 。生于江陵县（荆州），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 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张居正一般被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古典中国的最后一位政治家。和商鞅，王莽还有北宋的王安石齐名。
简单地说，古代中国的这些大政治家们其实干得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提振皇权。那就索性让我们借着讲张老师故事的机会，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地再捋一遍，如此，我们不但了解了张居正的一生，也能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框架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知。
为什么要提振所谓皇权呢？为什么不去，或者说同时也提振一下王权，族权以及后来这些权力的变体，官权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皇权在自然状态下是逐步衰落的，皇权代表着组织，秩序和规范，他在本质上表达着一个古典社会内在的向心力，外在的表现就是大一统。举个例子，这就大概好比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基本定律所表明的，随着时间进行，一个孤立体系中的熵总是再不断增大的，或者说总是朝着无序的方向演进。
如此大概差不多能把皇权和官权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了。皇权是建设性的，是人力去主动构造的，他保护国家的完整性，进而保护这个国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与皇权对立的王权，族权和后来的官权是破坏性的，他是自然的，分裂的，他提供变革更新的种子和力量。二者的矛盾，交织和纠缠构造出我们在历史中能够得以观察到的，真实的中国古典社会和中华帝国。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知，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包括张居正在内的上述四位古典政治家的成败了。
商鞅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商鞅所处的先秦时代王权和族权盛行，社会分崩离析，对外毫无竞争力可言，已经直接地威胁到了当时秦王国的生存问题。只有通过提振皇权，当然，那个时代的皇权还是很不充分，很虚弱的皇权。其实本质上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打击贵族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把持，提升普通民众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来解放所谓生产力，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得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一言以蔽之，提振皇权是那个时代最为急切的历史要求。
王莽为什么会遭遇惨败？因为王莽所处的时代是皇权和族权刚刚进行完西汉第一轮的拉锯，族权虽然有所削弱，但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时代。王莽贸然通过完全复古的粗糙手段就想将皇权凌驾于族权之上，这是典型的不自量力的整治大跃进，只能咽下失败的苦果，接受王朝倾覆的命运。
到了王安石的时代，此前我们说过，宋朝是皇权和官权非常平衡的时代。所以，实际上，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取得设想中的完全成功，但其最后实际上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即王安石变法内容中远超出时代技术能力支持的部分被自然地废止了，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通过各种形式，在后续的宋帝国的实际政治行为中得到了实施的机会。这样的结果总体上和宋朝的整体气质是一致的。
最后，到了张居正这里。在明朝业已具备的强大的皇权的支持下，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在万历继位的前十年，张居正才是事实上的大明王朝的“皇帝”。他通过前期的整顿吏治，中后期的财税制度改革，一扫明中期以来中央威权的颓势，吏治谨严，财政充足，使整个大明帝国几乎为之一新。不难看出，这个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张居正的能力使然，更重要的还是时代因素。张居正无需触动更为根本，顽固的社会力量，反而他就工作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之下。他所做的更多的是一些管理性，技术性的工作。
当然，同时也得看出，技术性的工作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基础结构，也自然就无法改变晚明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
再来唠叨几句张居正这个人。还是拿他和500年前的前辈，王安石相比吧。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更多地像一个高级官僚，而缺少了一些大政治家的气质。有一些事情可以作为这个看法的例证。首先，他作为首席帝师，对小万历的教育过于严苛，当然，最后他也因此得到了报应。但这起码充分显示了他教条主义的倾向。
其次，他对权力的追求除了推动改革的必要以外，掺杂着很多个人的诉求和好恶。他利用他的身份和拥有的绝大权力，大搞裙带关系，提携子弟，打击政敌，这不能不说是夹带私货。看看王安石当年为政的经历，对待失败的坦然，和对同僚，甚至政敌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张居正在个人生活上虽然不能说穷奢极欲，但也足够腐化奢靡了。他对各种声色享受基本是来者不拒，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死后，万历抄他的家时曾发过一句感慨，大意是，张老师教育我要生活朴素，简单，可他自己却是豪门巨宅，家财万贯。反观王安石极尽清廉，甚至贫寒的一生，不能说张居正追求生活享受就有什么不对，但从基本的感情而言，我想，大多数人还是更尊重，也更喜爱王安石一些，因为他身上有着张居正这种官僚所永远也不会具备的一种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