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飞走了------一名西撒哈拉沙漠里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记事

自从秘鲁新观察员乔治上尉的车轮飞出后,我再次提醒自己,每次巡逻前必须认真检查车况,一定不能步他的后尘。

路遇撒哈拉威人

记得那天,我们去第一军事缓冲区(摩洛哥与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划定的边界线)巡逻。通常,每个巡逻队有两台车和四名观察员。巡逻队长乘一号车,导航员在二号车,另外两名观察员为司机。每名新观察员都要经历六周训练:依次是当二号车司机两周、当一号车司机一周、做导航员一周、做巡逻队长两周。典型的“边工作边学习”,以老带新,直到学会为止。然后,新观察员需通过巡逻队长资格考试,才能正式上岗,成为合格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休息

当时,我们全队只剩下两台车,另外两台去西撒哈拉地区首府阿尤恩“行政巡逻”去了。所谓“行政巡逻”,其实是每月例行去一次阿尤恩,维修车辆及设备,领取配发物资,包括队员的任务区生活津贴等。从我们位于西撒人阵的提法里提营区开车七八个小时,全程五百多公里。当天到达,第二天办事,第三天返回。对于打发沙漠里枯燥日子来说,这样的巡逻自然视为难得的福利。

沙漠里的高山

那天,我是巡逻队长,其他三名都在受训期。出发前,我很担心这么长距离的巡逻。严格来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编组巡逻。至少是两名老的带两名新的。队里人手紧张,不得已才这样安排。这次巡逻来回二百多公里,路况很复杂,沙土、碎石、险沟,到处坑坑洼洼,至少用六七个小时。

早上开过情况简会后,巴基斯坦的诺曼少校叫住我说:“你今天打算怎么走?”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员,再过一月就结束任务回国。

“你说呢?”我问。

“你还是短点吧,万一出事,我们没法救援。”

“我知道,争取下午二点回来。”我和他说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沙漠营地,这个巴基斯坦哥们与我关系最好。自我下队以来,他对我的帮助让我感受到“深厚的中巴友情”。

一路上,我与一号车驾驶员巴西的罗德里格上尉聊着队里的车况。我正想说“我下队还没一次抛锚经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我心想茫茫沙漠,还是默默祈祷不出状况最好吧。

当车队进入“军事限制区”(“军事缓冲区”之前的一段区域)后,我通过手台说“Peacekeeping”(译为“维持和平”),通知大家停车休息。这是个经常使用的口令,主要意思是“停车观察”,也为队友们短暂休息。大家下车,找到一颗矮树。就着巴掌大的一点阴凉,拿出随车带的饮料、饼干和水果,吃起午饭来。

每次出去巡逻,同伴们休息,正是我到处寻找各种奇异石头的时候。这个任务区很特别,能看到颜色、形状各异的石头。其中也有化石,贝壳、珊瑚、海螺、小鱼以及我叫不出名字的石头。我乐此不疲地搜寻,积累下很多“战果”。常常利用行政巡逻的机会,带一些到阿尤恩,送给同来的其他中国观察员。

等他们吃完,我基本把这片地方“巡逻”完了。我对大家说决定返回营地。两个新观察员问我为什么。

“前面路况更差,为了安全回队,我决定提前返回。”

俄罗斯观察员

就我们的安全而言,这样做完全符合联合国特派团规定。根据联合国观察员《标准作业程序》,有五种情况可以取消巡逻,更不用说我们实际已走了三分之二还要多。一是队员身体不适,无法继续任务;二是车辆机械故障;三是路况不允许;四是天气状况限制;五是安全形势恶化。其实,特派团工作非常人性化,只要拿安全说事,走到哪里都行得通。

返回路上,一直非常顺利。远远看见西撒人阵二军区建在坡上的两间孤零零红砖房时,我开始稍稍松了口气,心想,“今天平安归来。”

记得来撒哈拉沙漠前,我在国内培训三个月。当时教官讲到任务区车辆时,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不用担心任务区的车况,5000公里一保养,到时间零件就换,所以车基本没毛病。”我听后,真没把车况问题放在心上,人家是联合国特派团嘛,不差钱。可等我下队以来,看到的、听说的却远不是这样。日本产的这款尼桑“途乐”车,越野性能不错,但沙漠路况复杂,车上只要哪个零件“掉链子”,我们就要跟上吃苦了。尤其最近来了四个新观察员后,一周时间爆胎四个,创下周最高记录,我们笑称这些孩子们是“轮胎杀手”。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突然车载电台传出坐在二号车的导航员急促的喊声:“Peacekeeping, peacekeeping.”

我一听,心就凉了。坏了,肯定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们赶紧停下,通过电台问二号车。

“一个轮胎飞出去了。”导航员是加纳的黑兄弟迈克尔上尉。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飞出去了?”

“是的。”

“好的,我们这就过去。”我说着,准备下车。

“不好,我们车的左后轮胎压不足,是不是也爆了?”我的一号车司机罗德里格突然惊叫。我立刻跳下车,上去冲那个轮胎就是一脚。本来二号车抛锚了,难道一号车也要出状况?

车轮不见了

我冲着轮胎踹了两脚,再检查一下,感觉尽管胎压不足,但还能坚持一会。

“你赶快开回队里,给轮胎补气,叫上机械师哈马度过来修二号车。”我对一号车司机说。这个时候,必须让他先返回营地求助。

“营地还有多远?”他问我。

“二公里不到。”我有点生气地回了一句。心想你来三周多了,连这点路也没记住?

他应了一声,驾车就走。刚走十几米停下了,左手从车窗伸出来,竖起大拇指,意思说:“这样能行吗?”

我挥起右臂,像电影里将军下令全军出击一样,用力向前一掷,意思很明确,“赶紧给我冲。”那时候,我手上如果再戴一副白手套,就更像将军了。

他果真是个英勇的士兵,接到命令,一脚油下去,扬起一阵黄沙,不见了。

我走近二号车,瞬间呆住。左侧的后车轮哪去了?固定车轮的六个螺栓全部断裂。二号车驾驶员乔治上尉和导航员迈克尔上尉也不见了。过了一会,才看见他俩推着一个车轮从车右前方跑回来,边跑边笑,手上还比划着什么。

他俩把那个车轮一把推倒在地。车轮内圈上的六个栓眼就像被挖去珠子的眼眶,黑洞洞地瞪着我。我明白,一定是二号车驾驶员出车前没有用扳手紧固螺母,导致螺母松劲而受力不均,车轮的栓眼被逐渐掏大了。想到这,我真是后怕,这一路上是怎么开过来的?要是掉沟里怎么办?

车轮失而复得

“你早上检查车轮了吗?”我没好气地责问。

“查了,还用扳手紧过的。”

他的回答显然没有底气。接着,他开始惊魂未定地向我描述刚才的一幕。

“我正开车走着,忽然看到从我左侧蹭地蹿出一只车轮,咕噜噜绕过车头,向右前方跑走了。我还纳闷这是谁的车轮?”说着两个食指交替画着圈,比划着车轮在地上乱滚的样子。

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想继续骂他,也忍住了。毕竟他来营地一周多时间。

根据规定,巡逻队长对每次巡逻负责,所以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状况,特别是保证巡逻队每名队员的安全。我俯下身检查车子。还算幸运,由于这段路是碎石掺沙土,非常颠簸,我们行进的不算快。当车轮飞出去后,车子正好在一个沙土堆上撑住,使车身没有太过偏斜而侧翻。曾经有一次,我亲眼看着队友的车在我前面就这样侧翻了。

“你真得很幸运。”我瞥了一眼乔治上尉说。

他和迈克尔上尉无声地站在那里,显得束手无策,好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他们仿佛面对的这辆车是一座即将完工的坟墓,而我就是那个要放入的人。他们低垂着头为我默哀,脸上漠漠的,就差双手合抱放在胸前为我祈祷了。

我拿出相机对现场拍照,这也是联合国特派团的办事方式。凡事讲证据,用事实说话。这些是为回去做事故报告准备的照片。有的观察员英语不行,但在这里混得没有一点问题,主要得益于这个办法。假如一个门把手坏了,你尽可不必想“门把手”英语怎么说,在破掉的门把手位置用绳子系上坏的那个,然后拍照寄给工程部门。远在阿尤恩的人就明白你想装个新把手。

我用电台向队里报告事故情况,值班员说一号车已经回到营地,马上就过来。

大约半小时后,一号车回来了。除了机械师,诺曼少校也来了。机械师是当地的撒哈拉维人,只会讲阿拉伯语。诺曼少校似乎懂一点阿拉伯语,能够与机械师简单沟通。经过检查,需要六套新螺丝,机械师让一号车载着返回营地去取。

诺曼和我商量接下来要做的事。诺曼转过身对乔治上尉说:“你看来运气不错呀。”说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大家沮丧的心情一下化解了。的确,在沙漠里,遇到此类事故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正确处置,生气又能怎样?我笑了。他俩也笑了,开始活灵活现地比划车轮飞出去的那个瞬间。

我打开后备箱,拿出铁锹,弯腰挖开车轴下的土,准备放千斤顶进去。碎石非常难挖,每次只能挖出一点土。我索性爬在地上用手刨起来,诺曼也和我一起刨,没一会千斤顶撑了起来。

机械师带来了螺丝。他将卡在车轴上的螺栓一个个敲打下来,重新拧上新螺栓。试了半天,发现几个螺栓尺寸不同。最后只装上两套。机械师围着车转了一圈,我明白他想“拆东墙补西墙”。他走到车后的牵引钩处,简单比对一下,然后像变戏法一样拆了下来,装在车轮上居然基本吻合。我站在一边,看得简直无语。

“你开二号车,我开一号车来拖?”诺曼问我。

我点头:“好。”

这时,我们发现机械师又在拆刹车片,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嘴里冒出一连串天书般的阿拉伯语,并两手比划着。我猜可能由于左边刹车损坏了,右边的尽管完好,但也不能使用。

韩国和巴拉圭的观察员

我正要上二号车,诺曼抢先上去。他想把车启动,发现没带驾驶许可证,伸手要我的。任务区的每辆车都安装有一个类似飞机黑匣子的行车记录仪。每次启动车子,驾驶员必须拿驾驶许可证在卡槽中刷一下,车上电路才能接通。行驶过程中,“黑匣子”记录下车速、位置等详细信息,通过队里的数据中心发送给阿尤恩的车辆管理部门,随时监控车辆。如果有司机超速,每月发警告通知,超速严重的,则吊销驾驶许可证。

“我来开吧,我们用一号车拖车走。”我说。

“不行,这车没刹车了,拖着走更危险,还是我来开。”

车子发动后,车轮缓缓驶过那个小土坡。没走几米,新换上的只有三个螺栓的车轮左摇右晃,像一瘸一拐的小孩,想拼命追上三个大人。我向诺曼摆摆手示意停下,机械师用扳手再紧固一下。车子又动了起来,还是和刚才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开走了。

回到队里,二号车驾驶员乔治上尉上报事故情况。他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诺曼成了我们的英雄。在为他举办的告别晚会上,我们称他是“伟大的飞行员”。因为在他即将结束任务回国的时候,却开上了没有刹车片、车轮跛脚的“途乐”车,驰骋在无垠的撒哈拉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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