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原文有些许色情内容，已作删减，若有阅读困难请私信联系）
她以一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的精神热爱着奥尔罕·帕穆克，热爱着他的《神秘的脸》和《寂静的房子》，但我更相信她是在热爱着那种奥斯曼帝国式的文化背景，更甚至她可能是在打着留学深造的旗号或是以文化交流使者的名义冥冥之中向社会主义国家灌输穆罕默德二世的理念，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纯属是痴心妄想。可是真相可能是我在犯臆想症，奥尔罕·帕穆克也许对君士坦丁堡的辉煌象征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可能只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马拉马拉海温柔静谧的日落景象。
她还热爱着（或者说是依恋着）弗朗索瓦·维庸以及他的《大遗言集》、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和他的《致席尔维娅》、拉法埃尔·阿尔维蒂和他的《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农民》，她说他们的作品以最淳朴的、最抽象的方式帮助她理解到了女权主义的精髓（虽然他们与此本无关联）。虽然她深知自己无法像玛丽·乌斯顿卡和格洛丽亚·斯坦因那样，但是她说她只要鄙视或者辱骂男性，她就能以最快的方式获得庞大的支持者。
这的确是事实，现在的人类缺少一种最基本的辨识力，随波逐流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他们只支持他们想支持的而不是最正确的，他们相信正义属于多数者。因此她跟我痛斥过减肥广告，痛斥过各类化妆品护肤品，还有恐怖电影和婚姻。她说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把女性们当成是傻子，而离奇的是那些始作俑者们成功了，她们的确变成了傻子，那一群心思单纯的瓮中之鳖开始狂热地、歇斯底里地追求瘦腰细腿和（删减内容），开始贷款去美容医院里抽脂、整容，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资本家的赚钱陷阱之内。
她说她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她们，因为她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她们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样貌和形体，而她们不仅要动用自己那数额渺小的存款还要总是活在嫉妒情绪的阴翳之下，并且她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鄙夷。她看不起她们并不是因为她看不起她们的身材，而是看不起她们的自卑，她认为她们不该为了满足男人瞳孔的残疾而去改变自身的形象，这是极其封建传统的做法。
她说如果社会的运转被彻头彻尾地颠覆过来，我们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女权社会，又如果女人们对男人们丑陋的（删减内容）感到恶心，那么他们是否会为了她们而去给阴茎整个容或是直接把它们给切除呢。有时候我觉得她的想法过于激进，但是又难以反驳，毕竟她的言论是存在着逻辑意义上的道理的。
她还批判过恐怖电影，她说上世纪的恐怖电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战胜恐惧的快感，而现在的恐怖电影则是为了情侣们特地设计的荧屏把戏。女人们为了示弱或者是男人们为了逞能而约好去看一部恐怖电影，而在电影的高潮部分，那个男人会佯装自然地占到女方的便宜，或者强吻或者是袭胸。
所以说，现如今恐怖电影的本质已经是男子气概与流氓气质的结合体，剥离恐怖的外壳，里面皆是赤身裸体、袒胸露乳的男男女女。尽管她看起来对所有的雄性都嗤之以鼻，但是我知道她还是爱我的，这种爱与生理构造无关，而且一定超越了她对男性的理解。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以为的，至少认为我们的爱情能持续到她毕业拿到硕士学位然后返回俄罗斯的那一天。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尽如人意的，那该死的事态的发展就跟他妈的库兹涅茨曲线似的，我们能从非柏拉图式爱情中攫取到的只有短暂的精神快感，相比之下，生理快感就像是在用指甲挠蚊子在你的脚踝上叮起的、肿大的疙瘩，总像是缺少了某些排除了非条件性反射的内核。
我知道我每天都在被迫经历某些让我感到难堪的事情，就比如当我站在地铁上低头看到一双印着小熊维尼的图案的牛津鞋子时，我的心脏也不由自主地、几乎是带着一种心肌梗塞的嫌疑地抽搐了一下，那一瞬间我设想（我感觉）自己已经死了千万遍，这种被认为是矫情过度的自我审视并非源自我的小心眼（或者是叫世界观的排他性），而更可能是由于那种可爱至极的颜色组合促使那种保守的童真混入我的大脑，我已经太久没让我的身体浸泡在那种纯粹的东西里了，以至于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认为那是危险的且不可接近的。
其实这未免太滑稽了，小熊维尼怎么能与阿斯蒙蒂斯联系到一起呢，这就像是把一个还止不住嚎啕大哭的新生儿跟一个夜店的妓女联系到一起，虽然后者的性质没有恶劣到让我们不忍卒视的地步，但是那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产物。喔！我把话题扯远了。
加莉娜啊加莉娜，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爱情终结在一个大学教室里，那里面满是臭烘烘的氟利昂的气味。也许事实上并没有这种气味，只是我的鼻子强行赋予了这个空间这样的气味，以使它符合我当时的情绪感知。
说实话，我去她们学校也并非找她，并非是要以我没有提前告知的突然出现来给她制造惊喜，我相信她本人也厌倦了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浪漫方式。我去她们学校的目的只有我自己的潜意识清楚，那就是去她们那遍地都是伪文青和公知分子的校园里瞻仰美女，我想我一定得坐在隐秘角落里的、表面冰凉的大理石材质的休息椅上，坐在法国梧桐、刺槐树或是香樟树的斑驳的树荫之下，以一种巧妙的、顺理成章的而又难以避免裸露出猥琐气质的方式盯着她们的大腿观看。可是当我那天中午从报社下班后，我意识到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忘记了我这该死的皮肤无法忍受阳光的蹂躏，一旦我暴露在光线晴朗的环境之下，那些阳光就如同长满倒刺的猫舌头似的舔舐着我虚弱不堪的皮肤，我的大脑能替我的皮肤感受到那种在我神经网中四处逃窜的痛感。
所以我用防晒衣把自己包裹成了一颗肉粽子，鬼鬼祟祟地（至少我认为别人看见我时是这么想的）上了公交车，下车后又鬼鬼祟祟地朝她们学校跑去。我还是无法忍受空气的炙热和剧毒的太阳光，于是我打算把阵地转移到阴凉的地方，以我大学四年的经验来判断，教室里永远都是最凉爽的地方。
我又鬼鬼祟祟地（同时又紧张兮兮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这种龌龊行径的本能的心虚）在她们校园里跑来跑去，途中看到了一些躲在遮阳伞下的大学生们，还有些精力旺盛的、叽叽喳喳的情侣。男的脸上露出稍显稚嫩的淫笑，女的脸上同样看起来有些春心荡漾，满脸红晕（但也有可能是被空气给蒸熟了）。
就算是空气已经热的以至于缺乏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可辨识性（它就像是在给我接种一种防止体寒的疫苗，导致我已经被迫产生了对抗低温的抗体），他们仍然互相搂搂抱抱，必须有器官或者是衣服接触到一起，不能露出任何会被像我这样的“闲杂人等”所诟病的缝隙。我看到有几个男的会把整个手掌贴在他们女友的屁股上，仿佛不这样做她们的臀部就会因为地心引力而下垂似的，我相信她们肯定感觉自己的臀部就如同坐在被烤焦的沥青路面上似的，可是她们也并没有显出拒绝的意思。
这种在公开场合的调戏行为只属于不知廉耻的情人们，他们每天就像是吃了安非他命似的对彼此的肉身自发酿造着不可磨损的臆想。我看到他们也突然在路上拥吻起来，女孩的（删减内容）贴在男孩的膈肌位置，男孩的（删减内容）贴在女孩的小腹位置，嘴唇对着嘴唇，互相输送着满是病菌和酶类、代表性欲的唾液。我该远离这些人，我的目的地是北纬30度的某栋教学楼。所以我停止了对这些生物的观察，我健步如飞，我相信我滑稽卑劣的样子在外人看来就像是被太阳追杀。
那栋带有轻微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正大汗淋漓地跑过一颗法国梧桐树的树荫。这栋教学楼被分成两座对称的凹槽形建筑，通过架在四楼正中间的天桥相连接，桥的顶端设有铝塑板的拱形遮雨棚，于是那些从桥上走过的生物就避免了太阳直射的伤害。仅仅是看到那种没有直射光的阴影，我甚至都能体会到一种透彻心扉的、得意洋洋的清凉的感觉。
我借着墙根的阴凉处，朝着教学楼入口跑去。我跑进教学楼时，由于我把自己包裹得实在是密不透风，以至于那个值班的老头子以及一个正站在大门外抽烟的保安一直盯着我看，而且是用那种专门用来恐吓或者是威胁身份可疑的家伙的眼神盯着我，但我丝毫不在意，我所在意的只有让皮肤接受空调冷风与女性大腿所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力的浇淋。一进到建筑物内部，我就开始拆解自己，我把那被汗水和汗臭味浸透的防晒外套几乎是从皮肤上扯了下来，顿时，我由来已久的、毫不衰退的憋屈和产生于燠热天气的愤怒瞬间开始蒸发，我的感官系统进而逐渐被奥伊米亚康式的低温所占据。
当我完全（除了那遮蔽我胴体的短袖短裤以及内裤之外）把自己暴露在由氟利昂转化而成的冷空气中，我感觉自己本已经融化了的肌肉组织正在重新凝结起来并变得更加坚固，对生命的熟稔、对万物的敬畏、自我尊重以及沉稳、热情、英雄主义气概等美好品质也重新从中央空调流进我的血液。整个偌大的门厅以及两侧绵延不绝的走廊充斥着一股刚刚粉刷过的甲醛的气味，我们走在其中就仿佛是肉身净化器似的在帮助过滤这里的空气。
两侧走廊上分别安置有形体笨重、外表印有花里胡哨的凯斯·哈林式的超现实主义涂鸦的自动贩卖机，当我从其中一台前面经过时，我看到里面卖的尽是些市面上热卖的碳酸饮料、冲泡咖啡和所谓的无糖饮料，遗憾的是里面没有苏打饼干和即食坚果之类的小零食，因为我现在有点饿了。
当我走过自动贩卖机时，突然从一扇厚重的琥珀色木门里走出一个穿着运动背心的、身材魁梧壮硕的男人（或者说是男生，因为这家伙的脸蛋实在还没有跳脱出那种保守的、化脓般的青春气息），他手上端着一个看着像是搪瓷材质的、菖蒲色的马克杯，朝设立在远处走廊尽头的饮水机走去，当他走远后，我才闻到从他身上留下来的、经久不衰的檀木香的香水味。他以一种像是被俘虏的国王的姿态那样走着路，依次经过安装在走廊墙边的消防水阀和电表箱，经过一个身后放着锡水桶、正在拖地的清洁人员，她没多久就会将锡水桶提到另一个地方，把拖把在里面浸泡后拿出来继续拖地。
我带着一种谨小慎微的、观察的心态彳亍着往他们的位置走过去，因地面刚被拖过，在一些过于湿滑的地方我险些摔倒。当我走到走廊尽头时，那个男生已经给马克杯结满了水，他原路返回并从我左臂胖经过时瞥了我一眼，那样子简直就像是一个拯救苍生的盖世英雄在瞥一个寻衅滋事的、直接导致了灾难的罪魁祸首。我极其讨厌迎面走来的人们用那种打量怪胎的眼神打量着我，那让我感觉我好像是满脸都是些该死的口红印或者是我的裤裆上沾满了屎，这种讨厌的情绪从与他们对视开始就肆无忌惮地强暴着我的内脏，我甚至会顿时产生一种冲上去掌掴他们的冲动，但是我是个罗曼蒂克式的小怂包，我根本无法做到朝这些家伙的方向迈上一步。所以我任由他带着一种不能再纯粹的鄙夷不屑的心情瞥了我一眼，然后我们便心怀鬼胎地分道扬镳。
走廊的尽头是那台高科技饮水机，上面的电子显示屏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接近饱和的智慧，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懵懂无知，它就像瑞士军刀似的在我的想象力和接受能力上划上一道两公分长的口子。饮水机侧面所对着的是呈螺旋形的楼梯，那就像是被人拧起来的麻花然后被生硬地插到这栋建筑物里，我走上楼梯，感觉自己正行进在一条具体的、水泥制成的莫比乌斯环上。等我站在二楼被擦得锃亮的大理石瓷砖铺就的地板上时，我所面对着的是和一楼一模一样的场景。
我站在一扇窗户前，透过窗户我隐约地能看到玻璃中我那模糊不清的影像，同时我也看到正有一辆酒红色的雪佛兰轿车经过楼前。我发现，二楼的走廊上有更多的学生，他们的衣着花枝招展，工装短裤、喇叭牛仔裤、水洗棉的T恤衫以及太阳裙和雪纺纱裙等，甚至有几个男生穿着正经的西装在一个教室门口进进出出。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喝点苏打水，于是我又顺其自然地开始感叹碳酸氢钠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演化历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是我最终并没有朝那有着嬉皮士风格的外表的自动贩卖机走过去，我坚信那种机器对于我这样专门来内部闲逛（带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龌龊的目的）的校外人员来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威胁，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在我裤子口袋里震动了一下，这种突如其来的震动瞬间唤醒了我髋部的神经系统，我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手机里的锂电池漏电了，直到我把它拿在手上时这种只属于怂包群体的顾虑才被彻底打消。
结果那只是一个新闻软件的通知，上面的消息说伊朗内政部发布公告称易卜拉欣·莱希成功赢得第13届总统选举。可是这他妈的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是个既关心政治又同时具备圆滑世故性格的油腻青年，所以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应该把这种软件卸载掉，至少我应该把通知屏蔽掉，这样我还有渠道有机会去获取某些我感兴趣的新闻（多多少少也会有些花边新闻和娱乐八卦的内容，虽然这种新闻从始至终就没有被赋予任何营养价值，但至少能在我们即将迂腐溃烂的生活里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并且至少能让我性高潮之外体验到另外的、濒临灭绝的、属于旁观者视角的快感）。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教室，说它顺眼也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懒得做出选择，因为它毕竟是离我最近的。我已经忘记了我起初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走进那间教室的，我能记得的只有当我踏入门内时，当我驻足凝视那两个同性别的人时，我是逐渐崩溃的（这的确是一个能被称作是“过程”的过程，我能感觉到当时我的理智正在由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变得逐渐碎片化，有股暴戾恣睢的力量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像是被噎住似的既咽不下口水也吐不出任何字眼来）。
我看到加莉娜正在和一个中国女生接吻，那个女生留着有些卷曲的、呈小波浪形的齐肩短发，我不太确定那是在美发店里烫过的还是继承下来的自然卷，额头前有一绺稀薄的、像是玉米穗似的刘海，在那刘海下面裸露出来的是一张正在贪婪而享受地吮吸着加莉娜嘴唇的、带有摩拉维亚地区特色的娃娃脸，搭配上那件姜黄色的、灯笼袖式样的、印有密密麻麻的白色风铃花图案的法式连衣裙，相信你们都会和我一样认为那是现实里的桃乐莉·海兹，但是我会由衷地为她感到难堪。而当我在短暂的几秒内分析并揣摩这种带有亚文化性质的、伪禁忌场景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便开始将愤怒的情绪转移到加莉娜身上。
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她是个同性恋吗，她真的是个同性恋吗，他妈的，怪不得这贱女人整天在变着花样地侮辱男性呢，看来她并不是个遵循正统的辩证逻辑体系的正面人物，而是个诱骗感情的江湖骗子。她可以是同性恋者，但是她不该把我拖拽进她生活里之后又把我碾碎，她不该歧视男性，不该暴露出自己那种受到工具主义理念影响的性别歧视者的本性，对此，我们能反击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这种性别歧视者进行歧视。他妈的，我想现在就从二楼跳下去，但是这也只是他妈的二楼啊，我不但摔不死还要承受身体残废的痛苦，除此之外还要遭受那些看热闹的贱人们的嘲讽。妈的，我为什么要来这个教室，不，我他妈的为什么要来学校里。可能这就是神明对于人类龌龊行径的即时惩罚吧。”
当我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想法从大脑皮层输入到我的血液里之后，加莉娜已经在像是只嗷嗷待哺的鹈鹕幼鸟似的盯着我了，我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显然是在沿着那严谨的多普勒效应的核心理念在滑行，从波动频率较高的嗔怒和精神疯癫逐渐转变为波动频率较小的镇静与从容，我就像是构成以太这种物质的某个微不足道但又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也像是赫尔曼·闵可夫斯基时空里的第四抽象维度，漂浮在人类历史中的种种刻板印象里。
她没有表示惊讶，但我相信我只是错过了她露出惊讶表情的瞬间，总之她表现得就像是已经性高潮之后的状态，浑身散发出一种法兰克福学派和罗曼诺夫王朝后裔的气质，镇定自若，仿佛我他妈才是那个背叛爱情教条的家伙。然而那个女生可没像她那样，她吓得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手足无措地看看我然后又看看加莉娜，那种模样和瞠目结舌的状态最为接近，因为她的嘴从始至终都半张着，我甚至能远远望见她那颤抖的、像是被夹住的眼镜蛇似的舌头。
“你怎么在这里？”加莉娜反而在质问我，看样子我才是那个该有歉意的人。
“应该是你为什么在这里？”我问她，“你是个双性恋吗？”
“我可能就单纯是个同性恋。”
我开始朝她们走过去，这时那个女生往后踉跄了一下，坐在了距离加莉娜较远的一个座位上。
“那我算什么呢，一个提供鸡巴的工具？”
“我对你的鸡巴也不是太感兴趣，可能我只是借你过渡一下自己的性生活？”她用俏皮的、刻薄的、无懈可击的口吻说道，“或许也只是想认识几个有点文化的人，你的父母的能带给我超级的精神快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婊子。”
她耸了耸肩膀，表现出极其无所谓的样子，我那时真的愤怒到了极点。我心想，此刻我肚子里那些分泌过多的胃酸必定已经稀释成了专门用来对付她这种江湖骗子的毒药，这个该死的摩尔曼斯克婊子，从来就没有收敛过她那一套的资本主义的花招，从她在做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暴力的、带有侵略性的动作就能判断得出她的本性。可是之前我基本不曾怀疑过她，毕竟我既不是个怀疑主义者也不是个（纯粹的）阴谋论者，我相信还是有某些善良的因素是他们这些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所共同具备的，我相信文明不可能使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毫无区别，我也相信我们自我创造的道德理念不可能使人类犯贱到仍然追随多配偶制，可事实证明人类的确有这样下贱。
这个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深受那种掉书袋式的华丽辞藻的毒害，她怎么不去追捧柏林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呢，我相信和弗罗贝尼乌斯和鲁道夫·卡尔纳普也不会有国籍歧视的习惯，不允许带着苏联血统的同性恋者加入他们的组织。
并且，她真得应该拉拢那个娃娃脸跟她一同加入以上某个流派，我觉得这将会对她们那种必须借助假阴茎的性生活有所帮助，但具体是延长她们的做爱时间还是增加她们的心理快感，这我就说不准了。我决定不再爱她，既不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它的确已经被割得伤痕累累）也不是因为她突然暴露的真实性取向，而是因为我用光了所有爱她的力气了，我现在只想扯掉所有衣服包括我的内裤，然后在太阳底下狂奔，让我的皮肤因为紫外线的灼伤而布满红疹，那样我的疼痛就有专门的处方药可以治疗了。
女人们喜欢（本能地热衷于，或是已经达到了即使是处女也已经将这种热衷做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在与男人的做爱过程中捕风捉影，试图捕获他们不爱她们的证据，而且她们每每都能成功地借助那些无理取闹式的细节证据把他们给制服，制服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他们在性高潮之前把（删减内容）收进内裤里去。
她们的本质是一群活在大数据时代的、被赋予奥古斯特·杜宾式人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她们的唾液实质上是从女权精神中萃取出来的甜蜜素，有时候我真得对女人感到害怕，我觉得她们简直就是专门对付男人（删减内容）的检察官，一旦男人出现（删减内容）的倾向（细微举动）或者是产生了与无论性别的赤身裸体相关的任意想法，她们就会把你归类为恶心的、龌龊的、猥琐的流氓，而不管你这种无人察觉到的细微举动和想法究竟是不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
所以有时候我也对分类学的出现恨之入骨，这种学科的发展与传播充满了那种性染色体任意组合式的随意性。人类虽然发明了分类学，但是具体的运用过程却充满了两面性，比如除了钱，任何被放进垃圾桶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作垃圾。所以，只要是被那种活跃在秘密角落、宿舍一隅、街头巷尾以及各种大型商场里的八卦小群体给盯上的男性，将永远撇不开附着在自己身上的那种被人恶语相向的特殊性质。
我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大段呢，是因为我想，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和那个发育滞后的娃娃脸一定没少在背地里对我的行为举止大加鞭挞，对我符合平均水平的性能力嗤之以鼻。可是这样有的放矢但却不能直接代表真相的嘲弄归根结底就是一场误会，对我而言也是无所谓的，我并不是在佯装大度，佯装是个以慈悲为怀的、熟读《大般涅槃经》的释迦牟尼的信徒，而是的的确确保持着自认知革命开始以来的人类特有的、带有主观能动性的镇定，毕竟即便她们把我批判得一无是处，她们的性生活也是没有男性参与的，所以我就成了那唯一的现实标准。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都是对她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客观存在，我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
我急速逃离那个让我受到侮辱的教室，但是我没有跑起来，我仍然是在走路，虽然步伐的速率已经接近是在竞走。我一边走动一边重新穿上防晒衣，我终究是缺乏与太阳光正面抗衡的勇气的。当我走出这栋该死的教学楼，重新暴露在新鲜的阳光之中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在发酵着的面团似的逐渐蓬松起来，而我的意识我的窘迫我的歇斯底里就是那帮我发酵的酵母菌。
我按来时的路疾步走出学校，朝最近的一个地铁站走去。混迹在空气里的阳光就像是一群恶魔数以万计的大手似的蹂躏着我的脑袋，撕扯着、掌掴着我那或因为炙热的高温或因为遭遇加莉娜的背叛而变得绵软无力的灵魂，我能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同时感受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让我猝不及防的暴力。暴力，遍地都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暴力，遍地都是歧视、仁至义尽的感情以及潘可夫斯基的脸。
仿佛这些还不够让我崩溃，仿佛为了让我彻底崩溃，上帝或神仙在地铁口安置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在那摩天大楼的巨型电子屏幕上连续播放着有明星代言的、传销性质的（因为有了代言人才出现了这种性质）电视广告，在人行道上掷满了易拉罐之类的垃圾。天哪，最让人感到精神失常并濒临崩溃的就是那些印刷在那些喷绘布上的商品广告，我知道商品经济需要边际效益递增的营销手段，我也知道我们的情绪波动是由商品经济来引导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商品经济就是人物质需要与精神升华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他们的营销手段是不是必须就要这样无限地接近传销的方式。
我不知道那些营销人员或是从事电视广告的从业者们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他们请一个或多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粉丝群体有多庞大的公众人物（或是演员或是歌手或是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到他们的地盘上去，让他们站在晃瞎他们的近视眼的聚光灯底下，手上捧着他们受托进行虚假宣传的、在某些细节处藏有一触即发的瑕疵的劣质产品，念着那些像是受过传销组织培训的文案人员给他们写就的带有传销气味的广告词，然后把巨额薪酬转到他们的银行卡上。
这一系列的运作过程与传销别无二致。不要以为只要进了地铁站就能躲过那些广告，可以这么说，地铁站就是商品广告的地下殖民地，没有谁的眼睛能躲过广告的强烈刺激，即便上了地铁，所有人也都是被四面八方的广告图画包裹着，包括车厢顶部、他们的鞋底以及他们所依靠的车厢门上。所以当我沿着楼梯往地铁站内部走下去时，我那种愤怒的情绪愈演愈烈，几乎就要像一个气球似的要从我的身体内部把我给撑爆了。下楼梯时，我看到楼梯的台阶上写着：请勿坐卧停留。于是我又在想，不挡住别人赴死的路，是不是也是这些高级动物们所崇尚的道德。他们急于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急着把自己丢进社会的搅拌机里，是在急着去赴死。而这一切全都源于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导致了精英饱和，导致了多种多样的精神病，导致了人类变得越来越弱智。
当我站在印满旅游类和意外保险类广告的地铁地板上时，我正式地将自己融进由从资本主义竞争文化中蒸馏出来的汗臭味和仿佛患有帕金森症的各种眼神所组成的魔法世界里，得益于我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个头，我能够详细地观察到这些患有潜在颈椎病的小侏儒们的一举一动。我看到有个留着络腮胡子、皮肤黝黑的魁梧大汉手上拿着一盒像是新买的布洛芬胶囊，站在他身后的是个穿着薄荷绿色露肩连衣裙、匡威牌的藤紫色高帮帆布鞋以及梳着高马尾的小姑娘，她十有八九是附近某个大学的大学生。
视线再往远处延伸，无非就是些低着装满乳酸菌的脑袋看手机的家伙们，从我尚且薄弱的、缺乏实践基础的社会经验判断来看，有不得不穿西装打领带的保险推销员或房地产推销员，有胳膊被晒脱皮的送外卖者，有整日里一副浑浑噩噩模样的政府公务人员，有像加莉娜那样蛮横不讲理的、排斥传统宗教信仰的自然神论者，有按捺不住寂寞、赶着去约会的年轻情侣们，有刚从医院做完孕检出来的孕妇，有退休的大学教师。我想，当这些不同职业的人类被关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只有他们身上的细菌和病毒是公共存在的，是不带有个人主义因素和利益趋向性的，而我也恰到好处地成为其中的一位细菌携带者和提供者。
我用一只从防晒服长袖里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攥住扶手，不锈钢材质的冰冷就像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来物种入侵似的侵蚀着我的右臂，但不久后这种僵硬感和麻痹感就在空气里有序地弥散开去。这时地铁开始刹车，有几个失去平衡的人在背后推搡了我一下，我的身体顺着那股子惯性撞到了车厢门上，我没有反抗，是因为我没有反抗的空间。等到了下一站后，借着出入的人流，我又得以重新站直身子。
我（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如此）能在车厢的门玻璃上看到我自己浑浊的样貌。不知是因为被脊背上茂密的汗水浸透的原因还是本就有太长时间没有洗涤过，那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防晒衣就像是从我胸口位置扩散出去的涟漪，带着某种超越空间概念的、甚至有些超现实主义风格的难言之隐。
我能看到我的喉结在我脖子的中间位置毫无底线地蠕动着，我能看到那活跃在下巴上面的是一张有着勇敢的珀尔修斯特征的、在某个角度看去又智商匮乏的脸，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体特征尤其是涉及到相貌的五官特征无限地接近神话故事里的某些形象（这并非是自吹自擂，因为有些独具慧眼的家伙们有这样告诉过我，你们得相信，能讲出这种掺杂了西方神话知识的言辞来的人，想必他们的美学标准也一定是经过系统化训练的非文盲标准）。
我还能看到，那紧紧攥住不锈钢扶手的手背和对其提供力量的手腕上皆是青筋暴露，仿佛有一群成年或未成年的蝰蛇就寄生在我的供血系统之内。这时候，就像是命中注定似的，我隐秘的胃部开始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剧烈痛感，时不时地还带有我难以控制的、就像是腹部正在经历厄尔尼诺来袭的痉挛。痛苦的是，我必须还要直挺挺地站立在车厢里，而这种愚蠢做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我那对于车厢里的所有人而言都不屑一顾的“完美形象”。
好在我还有两站就可以下车，我还能坚持住，但是看样子我也并不是即将腹泻，我只是想活动一下麻木的腿脚，然后能坐下来或是躺下来，那一定会有所帮助甚至会好转。当时已经面容憔悴、随时准备枯萎的我就是这样天真地认为的，直到我成功地将这种稚嫩的想法付诸实践，我才意识到自己真他妈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的浑球，躺卧根本就没有任何帮助！
于是我几乎是凭借着人类在庞贝末日式的艰难处境中摸爬滚打的本能步履维艰地走出卧室，而当时家里没有任何人。母亲那时候一定正在她的课堂上向那些信仰魔法的麻瓜们大肆宣讲着格式塔心理学派的直接经验理论，时不时还要提及与之相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时也要将马克斯·韦特海默等人作为她某些观点的直接论据。
或许她也曾经研究过日内瓦心理学派的理论（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她的某些作风与该学派甚是相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她的某些疯疯癫癫的气质，就被该学派的学术圈给踢出来也是说不准的。而父亲那时一定在他摆放着血红色天竺葵、矮牵牛、芹叶牡丹以及某些鸢尾科植物的办公室里内心痛苦甚至是濒临崩溃地面对着几位认为自己的面貌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女人（这种职业使他完全脱离了道德的限制，使他完全没有必要或者说出于最基本的、最贴合实际的同理心的考虑而去反驳他们，说他们其实不能用寒碜这种贬义词来侮辱自己的生理构造，即便是对待自己这也带着太多的泯灭人性的意味。
他大可放心地顺着他们的意思来继续这场层颇受争议的交易，他大可毫无避讳地去给接下来的手术提出专业性的建议，同时他也可以就当今社会的审美问题、整容问题、减肥问题和男权社会的舆论指向高谈阔论），或者他已经在手术室里拿着红笔在那些人的脸上圈圈画画，然后又拿起装有玻尿酸的注射器朝他们的脸上扎去。总而言之，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已经回到了他们用来制造我、哺育我的巢穴。
我进入这个家的时候，倍感空虚寂寞，像是被丢进咆哮着的海啸正中心的一个冰雕。我本想去找点布洛芬胶囊或者是肠炎宁片，但我那不受控制的潜意识最终还是引导我打开了冰箱门，我看到冷藏柜里有些酸奶、可冲泡的卡布奇诺咖啡以及两瓶酒（分别是一瓶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生产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和一瓶海地生产的慕兰潭朗姆酒），而那两瓶酒正合我意。我拿出那瓶朗姆酒，拧开酒瓶上的铝制瓶盖，一边捂住自己的腹部一边把酒水倒进一个海波杯里。这种场景在上帝视角的人看来是相当滑稽的，这里面不包含着也不传递着任何浪漫情怀，有的只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病人妄想着用酒精来缓解肠胃的疼痛，这确实避免不了痴人说梦的嫌疑。
我强忍疼痛，开始啜第一口酒，我现在还能记起那一口酒带给我的不切实际的刺激感，那就像是有一群伊鲁坎吉水母紧贴在我的口腔内壁上游动，但说句实在话，我腹部的疼痛的确缓和了不少，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想要腹泻的那种顿挫感。随着一次持续了几秒钟的痉挛，我放下水杯直奔洗手间。
说实在的，那瓶朗姆酒的口感确实是非常不错。我甚至能看到那些蒸馏过后的甘蔗糖蜜沿着我布满食物残渣的食道内壁往胃液里滑落的整个过程，它带给我的已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强烈麻痹感的、流动式的外在刺激，更成为了一剂专门抵消我腹部疼痛的良药，其性质本身并没有因为被吞咽以及与唾液酶和胃酸的交融而受到影响，其仍然是玛雅文明在殖民地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
当我突然发觉自己正坐在马桶上思考这些带着解构主义嫌疑的问题的时候，我同时也意识到我并没有跟单位请假。但我没有丝毫慌张，好像我已认定（这种自信已经接近到了化脓的程度，这种自信本质上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寄生行为，无辜中又夹杂着些许无意识的残暴）患上腹泻将是一个不容被拒绝的、命令式的理由，我相信当我告诉那个傻乎乎的领导的时候他一定只是会忍气吞声地答应我，而不会有其他反驳的言辞。他能说什么呢，他总不能告诉我说“腹泻在我们单位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他这样说了，那我就已经做好骂他的准备了，我还怕什么呢，我甚至还巴不得他拒绝我呢，这样我体内那刚被戴绿帽子的怨恨就能有地方发泄出来了。这是事实：我真他妈得想把那个小婊子给揍一顿，把她给脱光了然后踹到街去游街示众，那个俄罗斯的小贱货，把我完全给搞垮了。当我坐在马桶上重新开始思考这件事时，我突然自发地把被戴绿帽子和腹泻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了。被一个同性恋戴绿帽子，如果这件事不能被抹杀掉，是也将会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具有侮辱性的一件事。
被戴绿帽子本身就是一件存在争议的、缺乏有机性的社会事件，它以摧枯拉朽之势吃掉了我在臃肿而呛鼻的紫外线中仅存的一点视野，同时也以一个即使受到法律制裁也从不知悔改的强奸犯的姿态强奸了我在相对意义上已经毫无价值可言的自尊心，而我认为自尊心受到毁坏是导致腹泻的直接原因，自尊心是生在在消化系统里的一种多米诺骨牌似的机关，在被触发（被损害、被毁灭）的瞬间即会导致诸如腹泻的连锁反应。
可惜她并不是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也不是什么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她的同性恋情不能给政治领域、科技领域或是文艺领域创造任何价值，她只会向我们这些专业的门外汉们吹嘘她从伯特兰·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和《数理哲学引论》、巴尔加斯·略萨的《塔克纳小姐》和《顶风破浪》以及诸如若泽·萨拉马戈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等人的作品中看到的东西（那尚且不能称之为“学到的东西”，毕竟这些家伙的想法和观念不一定就是对的，不一定就是符合我们目前的社会情形的），以一个不太恰当甚至有些粗俗的比喻来说，她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朝着屎壳郎（并非说我们这些门外汉的内在就是屎壳郎，而只是用这种虫子来形容这种行为的本质以及作用对象）放屁，那些屎壳郎哪懂得人类的屁里究竟含有那些消化不良的营养成分啊，哪懂得那些屁里是包含着些什么食物的气味啊，可是她却徜徉在这种对牛弹琴的虚无状态之中，就像是个对性爱或自慰上瘾的性瘾者似的无法自拔。
也许早在她给我戴上这顶充满了环保主义气味的绿帽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自杀倾向了，我不说她不说人们都不说不代表着我没有且他们都不怀疑，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具备自杀勇气的时候我自己甚至都是震惊的，我猜想这或许是我基因的一部分，只是现在它开始显著地影响我的思维观念了。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就开始认为游乐场其实是地球开满鲜花的尸体，那里面的游乐设施其实就是地球长满苔藓、荷兰菊和三色堇的即将腐烂的骨骼。人们心甘情愿花大价钱买张实际上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门票，走进那像是放大款的堆砌起来的积木世界似的游乐场的动机，据我观察大多是为了庆祝某些意外降临的节假日，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节假日的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需要把这种节假日花费在熬夜看电视剧、做爱、睡懒觉等利于储蓄脂肪的生命活动上），而意外降临的节假日也仅仅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有意义的。
天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非要带着那种奴婢心理去听命于社会规范或者是自然规律的惯性，我不懂他们既要对外声称丁克又要私下里做好生育的准备，他们自私地把那些没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家伙们拖拽到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他们生育的所有理由没有一个是从被生育者角度出发的。我也不懂他们每次都要庆祝节日或纪念日的意义何在，这难道是为了贯彻某种他们在潜意识里约定俗成的契约精神吗？世界真的还存在契约精神这种东西吗？你要想到，但凡在最后加了“精神“这个词缀的词语，其本质上就没有强制性可言，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不成文的、靠自觉力来维护的抽象概念。
所以当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强调达到了让其成为主流文化的地步的时候，往往也是社会强制力、社会制度最脆弱的时候。我终究还是不懂《纯粹理性批判》里伊曼努尔·康德所说的那些“实证主义”、“先验自我意识”等虚头巴脑的东西，也不是太懂托马斯·阿奎那为什么要将这种抽象概念再加以细分，以至于我们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也还是模棱两可，觉得那只是两坨拼凑起来的文字。
可能，认知革命的出现永远是这些学科门类加以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原因，如果自然规律可以朝相反的方向运行，我倒希望人类首先进行了科技革命，剔除了他们过度依赖、已经内化为他们生理构造的一部分的科学发明，然后再进行农业革命，通过与恶劣气候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对弈成功地让他们的粮食减产，让他们逐渐放弃了在安第斯山脉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黎巴嫩和约旦地区的农业种植基地，这样以来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同胞们都变成了活活饿死的干瘪的尸体。
最终他们再经历认知革命，大脑开始萎缩退化，最终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彻底跟猿猴一模一样。我想，通过这种倒序的演化方式，地球上将不会再存在精神分裂症和精神错乱这种只有在脑容量和额叶发达的大脑内部才会产生的疾病。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产生自杀的想法。
啊，我能感到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在嗔怒地瞪视着我，所有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在暗自思忖着我究竟是个有多少缺陷的、糟糕透顶的自然神论者。是啊，我的确是个糟糕透顶的混账，我甚至没有任何被人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的特质，哪怕是那些像是殖民者似的从我泡在羊水里时就侵略了我的最外层皮肤的生理特征呢，我想他们甚至都不屑于把我像是最渺小、最没有存在感的灰尘似的放进他们生活的垃圾场里。
众所周知，只有那些可望不可即的、存在于商业广告上的东西能让人魂牵梦萦。所以，我也能理解我的微弱存在感并不是什么值得特殊对待的事情。我没有伯恩·安德森在《魂断威尼斯》里的那种令女性甚至是存在细微同性恋倾向的男性朝思夜想的、荷尔蒙旺盛的英俊脸蛋，也没有舒格·雷·罗宾逊的那种肌肉线条轮廓分明的魁梧身材，没有克拉克·麦克斯韦的那种能用数字表达出来的智慧，没有德摩斯梯尼的那种逻辑缜密的雄辩口才，要说我有什么，可能我就只是有人类的大脑和身体罢了，而且是那种满是生理缺陷的、对天气变化没什么免疫力的身体，所以这种身体怎么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呢？
吸引力是一种带有哄骗诱导因素的力量，我觉得它更贴近于一种自然意义（本能意义）上的欺诈手段，相貌出众的人在最基础的方面就比那些相貌逊色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不言而喻的先天性优势，这种看起来分配不均的优势同样看起来缺少一些公平性。那些相貌稍微逊色的人往往为了弥补先天优势的匮乏而开始借助外力捯饬脸蛋和身材，或是护肤、化妆、整容或是健身和抽脂，所以你能说这不算是一种欺诈吗？如果你的确没有意识到吸引力本身与欺诈之间存在的关系，那么只能说这种本能的力量（吸引力）已经蜕化为了文明的一部分了。
我常常感到失望，仿佛失望就是每天三次的饥饿，我必须用依赖某些实实在在的手段才能将它消除。当我对自己或是对社会感到失望的时候，我最喜欢也是最常去的地方是菜市场。可是当我走在其中的时候我又在想，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究竟是在逛什么。
不设立目的是一种奢侈的、违抗生理惯性的革命行为。所以当我们带着一种相对疑惑的心态在菜市场漫无目的的闲逛时，是否也是带着一种与瓜果蔬菜为敌、誓与注水猪肉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从石炭二叠纪以来的地球上就没有英雄主义精神的存在了，有的只是伪装成或打扮成英雄的、尚且相信英雄梦的儿童们，比如说他们会穿上动漫人物的服装出现在公共场所里，但那也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服务社会，他们只是因为那套服装完美地符合了他们的审美点，并能够成功地在赢得其他小朋友羡慕之情这种事情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虽然这或许从始至终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但是这的确也反映出来英雄主义已退化为一种专门用来哗众取宠的、虚头巴脑的、缺乏可持续性的舆论噱头。为了避免人心险恶成为形容社会本质的唯一形容词，为了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先于共产主义盛行起来，我们的社会努力地以各种方式推行这种濒危的意识形态，这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收效甚微，但好在“英雄主义”还能作为一个正常词汇印在人民的神经中枢上，好在他们还没有忘记这几个字怎么发音（尽管他们完全不懂其内核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寻求一种更贴合实际的死亡动机（应该仅仅对我来说是这样）。每当我经过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肉贩子的小摊，我除了会感受到一种瞬间的、袭遍全身的、像是被咬了一口的战栗感之外，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种不同于那些牲畜的、对于死亡的亲切感，但我最终也不会驻足停下来，除非我要买点肉回家去，否则那些拿着刀的肉贩子只会用那种专门看神经病和穷鬼的眼神看我，甚至还会把我给骂跑。
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是霍亨索伦家族的遗落在北纬三十度的后裔，这种想法在我躺在床上被黑暗紧紧勒住同时面对着天花板的时候最为强烈，可是当我又发现自己只是坐在报社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员的时候，这种想法就从表层意义上被抵消掉了。
即便与瓦本公国与霍亨斯道芬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上的瓜葛，我的行事风格中总会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一种被稀释过的皇家骑士精神，但我也清楚这种带有讽刺意图的飞扬跋扈只是为了配合我体内的自我保护机制，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做，那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悲观、龇牙咧嘴的黑夜以及带有殖民者性质的挫败感将会把我以最惨绝人寰的方式给生吞活剥。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点并付诸该死的实践，根本上都是因为，欺软怕硬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天赋，而正因为我是个持有自我偏见的、新世纪的懦夫，所以我必须借助某种具象或抽象的方式防止自己被社会给咬死。
“欺软怕硬”为什么要被我称作是天赋呢，这不见得是一种被值得称赞和推崇的东西，甚至是极度卑劣的、贬义的、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但是人类最擅长的不正是把各种卑劣的东西理解成与生俱来的美好品德吗，所以当我声称“欺软怕硬”是一种天赋的时候，将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是极其赞同我的，他们不会感到任何异常。我还发现，人类的傲慢完全来源于人类的语言系统，人类会说话这件事赋予了人类过量的、不必要的自信心。如果剔除了这一关键要素，所有人将是如出一辙的懦夫。
啊，我不是那个在癫痫发作之后因精神错乱不受控制而开枪误杀自己的文森特·梵高， 也不是杰西·利弗莫尔，我没有他们那种促使他们扣动扳机的荒诞哲学家的诡异气质，我甚至都没有一把可以供我扣动扳机的格洛克手枪。每当想到这里，你才会最终发现这个世界的残忍之处甚至在于它把你自我毁灭的方式都限制在了几种合法的途径之内，这时被逼急的人类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嫉妒甚至辱骂晴天，会朝着两条正在众目睽睽之下贪婪享受着交媾快感的野狗怒目而视，会瞬间认识到死亡（最起码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死亡）应该是符合普遍主义原则的一种权利，应该是建立在全人类悲苦命运基础之上的一种逃脱的自由选择，而不应该受到诸如所谓人权社会、民主社会等虚无概念的外在约束。
我发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体量的飞速发展，死亡竟然越来越带有象征主义艺术的色彩，于是我就开始大胆地、毫无根据地瞎想，是不是那些涉及到意外死亡、非自然死亡以及财产分割的法律条款的起草者和制定者们受到了皮埃尔·波德莱尔的潜在影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他们应该趁早清醒一点，他们既不能在这种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带有艺术家思维，也不能像是荷马似的企图代表贵族阶级的未来，他们并非由荷马创造的庇勒普斯家族的人物，务实与现实主义才是他们应该具有的品格和死心塌地信奉的信仰。总而言之，我好像只有跳楼、投水、自缢、自刎和服毒等几种毫不潇洒也毫无张力的自杀方式，要说我最终为什么选择跳楼，那也只是我抓阄决定的结果。
借着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及其广义相对论尚不完整、缺乏力学知识基础的了解，我又去尝试着理解速度时间膨胀实验的研究结论与我即将实现的跳楼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可是我最终发现他们之间所谓的关联性全都是我主观臆想的假联系（我愚蠢地认为我也会是像那种宇宙射线又或是其制造出的渺子似的，能在由于地心引力而徒劳下坠的过程中经历几个在不同观测地点看来没有多大差异的半衰期，但我终究是一个智力低下的蠢货，我并不是赫尔曼·闵可夫斯基，我只是个其研究理论中所涉及的时空概念里的一个具有低级趣味的碳基生物而已）。
也许最终人类要从纯粹科学理性的世界观转向纯粹迷信神性的世界观，即从科学的神性转向宗教的神性。人类目前厌恶或排斥宗教信仰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科学（就目前而言、尚且）能为他们解答绝大多数常见问题。信奉科学真理与信奉宗教信仰在本质上别无二致，二者都是渺小人类在自然的绝对力量面前的情感寄托方式，本就不存在任何低级与高级、先进与落后、鄙视与被鄙视之分。
人类不该在选择阵营之前进行过严格缜密的分析比较判断而后在选择某一阵营之后又带着得逞的奸佞小人式的侥幸心理对另一阵营大加鞭挞，人类不该这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观察到人类确实是这样。人类是对同胞最残忍的生物，人类力求以各种方式把不给予其发展资源的同胞赶尽杀绝，将具有不同信仰的同胞逼进地狱，对具有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同胞进行精神暴力。
人人往往深知自己的恶心之处，但只是知道并不足以阻止他们在这种种族问题上犯贱，他们必须经历同样的创伤才会幡然醒悟。归根结底，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自杀注定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不同于地表上那些还在膀胱里憋尿的行尸走肉们的反叛行动，我将像是一颗脱膛的狙击枪子弹似的以肉眼可见的自由落体的速度撞向地表上的人类科学，撞向他们那些无凭无据的、总在避免趋于一致性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意识形态有着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他们总是由衷地相信便秘症本身是由于精神压迫引起的，他们很少会因为遭受苦难而遵从医嘱（人类只有在以旁观者身份出现的时候才会相信科学真理，而作为当事人的时候往往倾向于用宗教信仰来武装自身）；他们同时对被宣称为实验性坠毁事故的罗斯威尔事件抱有畸变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他们之中往往就有那么一群丧失理智、吃过太多激素食物的激进分子将《第三类接触》和《外星也难民》中的外星生物的形象推崇为新的上帝。
我不理解他们，不理解这群擅长借助社会制度的漏洞互相庇护、在不易被察觉的角落里秘密监视对方、做事喜欢偷工减料而表面上又总是以出现概率极低的（仅有的几个）社会美德故事来称赞全体人类的动物，他们喜欢在生活细节方面运用夸张手法，比如在向某些傻里傻气的家伙阐述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时，比如当他们向同胞们解释他们所痛恨的某个人或物品时，或者是（如上所述）当他们在一个臭气熏天的露天垃圾场里发现一块熠熠生辉的金子时。他们不喜欢用除夸张之外的任何其他修辞手法，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因为他们既有观念里认为不擅长某些事情就是缺点，而他们的虚荣心又必须让他们学会掩盖这些总在膨胀着的缺点，而要是他们擅长，他们会让全世界都知道的。
喔，我不能带有私心地从一个公共事业单位的、没有暴富命运的自然神论者的角度就认为已经概括了人类的所有缺陷，要知道总有某些思想没有经过淬炼的、被客观认为是心地善良的人热爱着那些直立行走的动物。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争辩过谁对谁错，毕竟绝望与疲劳这两种挑衅我身体承受能力的东西只在我体内发生了，这并不是什么能够共通的感觉。所以当我决定去死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我会被那些俯瞰我尸体的人们理解。他们的实际做法与我在刚开始所讲的必定一致。
我相信还是有所谓的绝对不腌臜的地方的，只是我竟倒霉到即便花费整个生命历程也无法目睹其真容。要说对母亲、父亲以及加莉娜等人毫无留念之情是不可能的，但反过来说对他们仍怀有难以拆卸的怀念未免又显得有些刻薄和虚伪。总而言之，我相信那种脱离社会规制舒服的重力加速度能带我重获与文明无关的自由，我相信最朴实无华的地心引力能把我拽进更深层意义上的温柔里去，我同时也狂妄地、不听劝告地相信着粉身碎骨将是比被装进骨灰盒里更体面的归宿。我不相信的是雍容华贵和消费主义，靠物质获取来填补物质匮乏的空虚，远不如溘然长逝来的实在。
半个小时后，我的母亲正在用格式塔流派的理念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和我那痛哭流涕的父亲一起坐在一辆出租车上前往那栋教学楼。警察们用粉笔把我尸体碎片的波及范围给完整地圈起来，有记者已经火速地赶往现场，还有几个正在拍摄尸体的摄像师。绝大多数的人们在他们望不见命案现场的地方议论纷纷，或是看看手机或是等待新闻的刊登，这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的人，以及她的那位娃娃脸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