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尽而意无穷”与“以意逆志” ---------浅析经典文本改编

                        “言有尽而意无穷”与“以意逆志”

                                                    ---------浅析经典文本改编

摘要

      对经典文本的每一次改编，就是一次崭新的诠释。尤其是对古代经典的改编，无论是于再度创造者还是于接受者都是一次挑战。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可以在戏剧的舞台上在电影院的屏幕上改编千次上万次；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改编为歌剧，芭蕾舞剧，小说、电影；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改编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改编让经典更具有时代精神、更迎合大众诉求和更富有全人类的意义，使经典不再是少数人把玩和欣赏的对象，而应该是大多数人陶冶情操和提升人格的精神食粮。对经典的改编是皈依还是颠覆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核不能改变的，她的文化价值、美学精神和哲学意义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别和任何种族共同追求的目标。经典文本是改编的母体只有一个，然而，改编的子体是因历史、时代、国别、人群的不同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意味。

关键词：

经典文本；言有尽而意无穷；改编；以意逆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全球化语境中，受到市场经济猛烈冲击和商业运转利润趋势，经典文本及经典阅读的环境、条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典文本与经典阅读面临了挑战：经典文本艺术形式的复杂化，经典阅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经典在全球语境中大众化。这些变化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对经典文本的改编，如何使经典永恒？是固守还颠覆？经典改编之后如何实现“新”的经典？本文依据文学理论和哲学思辨的有关理论对这一现象做一分析和评价，以期为经典文本改编供一个新的参照视野。

一  经典的定位：言有尽而意无穷

      什么是“经典”？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典？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最好的书是什么呢？经典。所谓“经典”(classics),依据《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所给的意思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白居易在《苏州法华院石壁经碑》中认为：“唯有经典，与众生俱。”一他道出了经典作品意义和价值是永久性的，与人类共存的。什么叫“经”？经就是恒常，叫经常。什么叫“典”？典就是模范，叫典范。换句话说，经典就是“恒久的模范”。所以，对经典的膜拜从来就没有停止，在《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记载当时人们不仅顶礼膜拜经典，而且修明改编经典，有云“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这说明了人们对经典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经典虽然是恒久的但也是时代的，虽然模范的但也是阶级的，所以经典的文本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即经典文本的内核-----真理性。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乃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真理要求”，它的存在就是将一代代的读者移入到经典的辐射和影响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具有它的“真理要求”，但这种“真理”并不是传统的“知”与“物”的“符合一致”，而是一种存在的“澄明”。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分析说，“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海德格尔选择了凡·高画了一双鞋具的油画，他从这一幅画里读出了艺术作品的“真理发生”，鞋具作为存在者进入到存在的无蔽之中，“真理”已经置身于其中了。也就是说，人们在解读凡高的鞋具时候，作为存在者的鞋具隐没了，浮现的是鞋具的主人，那个艰辛的农夫的世界和鞋具所无限生成价值意义-------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真理性”是每一部经典文本必然所具有的属性。

       经典的文本之所以经典，不是在于文本的固定形式而是在于它价值意义的无限生成。正如严沧浪《沧浪诗话•诗辨》中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文本的精妙之处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精髓以及给读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宋代著名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追求绘画灵魂说；“山欲高，尽出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因此，真正经典的绘画作品不是倾其所能地表现，而是制造留白。给人以值得回味的东西，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给人以足够的思考余地。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以冰山来比喻创作，说创作要象海上漂浮的冰山，有八分之七应该隐藏在水下，因此，获得的是一种言外之意，趣外之旨。经典不仅是作家们对作品的精湛追求也是读者在鉴赏作品时所能唤起的无限想象。

       然而，我们所谓的经典究竟有哪些？为什么他们就能奉做为经典呢？在渊远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永远都闪烁人类智慧光芒的经典，一直照亮和引领人们前行。中国孔子的“四书五经”；老子的《道德经》；印度释迦牟尼的《金刚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犹太教的圣典《塔穆德经》，这些书的名字里就镌刻着“经典”，它们着实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仍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们，他们的思想或著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东方有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红楼梦》等等；西方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思想，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黑格尔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奉做经典。然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著作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这些经典的文本至今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加达默尔认为：“不管古典型概念怎样强烈地表现距离和不可企及性并属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古典的文化’依然还总是保留着某种典型的持久有效性。甚至文化的意识形态也还证明着与古典作品所表现的世界有某种终极的共同性和归属性。”因此，经典具有跨时空和跨意识形态的典型持久特点，经典文本的共通点就在于对世界的“理性态度”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这是人类共同追求和效仿的。当然，经典的文本总是“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也就是说经典有它所具有的精神内核是恒定的，但是精神内核的理解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和语境的扩张，也是无限衍生和发展的，换句话说，语言形式的精神内核是有限的，而经历历史时代的发展，所生发的深远意义是无限的。因此，这里就涉及了对经典的改编的问题。

二   经典的改编：以意逆志

      经典具有超时间、跨地域的永恒价值，并不是说，经典表达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经典的文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要融入当下的语境中，当下处境的读者必须对经典做出一种应用性的诠释，这就是对经典文本的改编。这种改编似乎不是近代人对经典改编的专利，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存在这样的案例。孔子“删诗说”就是最好的明证。陕西教育学院的江秀玲姜修章的《“孔子删诗说”辨证》中说：“孔子的删诗，有其思想宗旨，是高档次的文化积淀，带有时代意识的总结。太师、乐工的删整编纂，只是为了礼仪演奏，传习娱乐，‘此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孔子删诗，为了授徒，申儒说，广诗教，倡礼乐之大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代宗师，重礼、重乐，焉能置《诗》于不顾。孔子删诗，功垂千秋，滋育万世。”如此看来，对《诗》、《书》、《礼》、《乐》的“删改”完全是为了迎合礼怀乐崩的时代需要，是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目的。

       孔子“删诗”的行为，得到了历朝历代文人的青睐，光是对“四书五经”的注解和修订如牛充栋，浩如烟海。原因有二，其一是文本本身的经典；其二是解读者的时代需要。因此，对于经典来说，“它不是关于某个过去东西的陈述，不是某种单纯的、本身仍需要解释证明的东西，而是那种对某个现代这样说的东西，好像它是特别说给它的东西” “我们的理解总是同时包含某种我们一起归属这世界的意识”，“但是与此相应，作品也一起属于我们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需要进行当下的释义，只有这样，经典的生命力才能持久永恒。哪些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和大文豪们的经典作品和精髓思想传承下来了并有了新的诠释，它们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改编，就是对经典的传承与新释，它不是无度的没有原则不着边际乱改，而是受时代限制和当下语境的影响的。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之前，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观点正好为经典文本的改编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撑点。孟子在《万章》上篇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的错误理解，指出要全面理解诗的内容应该以意逆志，因此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后人的理解不一，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说法是读诗人自己对诗篇内容的理解，由此出发求诗人之志。如后汉赵岐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愿，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意，乃可得之。”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者只是借助文本的形式，读的是对诗篇内容自己的见解，来迎合诗人之志。换句话说，对经典的解读和改编，是后人结合自己的需要，附会于经典的文本，这大概就是对经典的颠覆。

        另一种说法是“意”乃系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正如吴淇在《六朝诗选定论缘起》中说的“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从诗篇的客观实际意义出发，探求读者所获得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对经典的解读是还原经典本身的真实面目，不对经典增添任何读者的意思，完全要求对经典的皈依。

        然而，我们并不是因为要高扬经典皈依的旗帜，而野蛮践踏对经典颠覆的创举。因为经典生成的当初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读者所要做的就是让经典对着此时、时刻、此情、此景的人说话。所以，当经典被搬上屏幕，被拷贝到网络，被进行数字化的改编，被翻译全球化版本这并非是经典的穷途末路，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典生命力的萌发，是读者对经典文本的当下解读，这种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下时代的气息和色彩。因此，经典改变力求遵循“以意逆志”的原则，要么对经典文本皈依，要么对经典文本颠覆创新，重构新时代新语境下的“新”的经典。

        遥想当年，汤显祖对自己作品情有独钟，他本人谈到这部剧的时候不无自豪第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有牡丹”。所以，他极力反对别人改动他的剧本，曾著文叮嘱：“《牡丹亭》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其实，汤氏本意并非排斥积极能动的解读，而是害怕呆文人们傻读误解，“文章五色讹，怕冬烘头脑多。”所以，汤显祖的《牡丹亭》没有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中，而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家文学家，在无数次的改编中绽放瑰丽的艺术魅力，在经年累月的演绎中经典不衰的神话。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称赞汤剧中的风情极品为“《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引得林黛玉“心动神摇”、“益发如痴如醉、站立不住。”同为中国顶级的大文豪惺惺相惜，由此可见《牡丹亭》之经典。受其影响还有吴炳的《粲花别墅五种》，被梁廷楠《曲话》定位为：“置之《还魂》中，几无复可辨”。洪昇之《长生殿》自认为：“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的《牡丹亭》，世以为知言。予自惟文采不逮临川，而恪守韵调，罔敢稍有逾越。”孔尚任之《桃花扇》在宋荤《题桃花扇传奇》誉为：“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分玉茗堂”同样，近代白先勇先生导演的青春版的《牡丹亭》重拾了戏剧艺术的精髓，惟漫天娱乐的艺术氛围，带来一缕清新的艺术空气。总而言之，《牡丹亭》自身的经典的“真理性”使得它能够经受住时光的洗礼，而后人的不断解读改变使得经典艺术更丰满、更经典、更迎合了世人的品味。

        对《牡丹亭》的解读和改编普遍的基点使遵循对经典复归的原则，而《大话西游》的成功上演却是对吴承恩《西游记》的彻底的颠覆。它的成功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滑稽的人物表演，游戏化的语言，破碎的叙事结构，颠倒的时空顺序完全对传统的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但是《大话西游》也不是无根无源的胡编乱造，他抓住了《西游记》原著中的一个留白对孙悟空的爱情没有做任何叙述，从无情到有情又回到无情的悟空所经受的一段五百年的情感历程，剧中将师徒礼节，人伦关系、时空先后殆尽，剩下的是无拘无束的情欲与自由自在的人性。这一切刚好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只是平面地化，注重表面，不涉及任何意义，取消深度，消释中心和颠覆经典，追求大众口味的娱乐与刺激。诚然，《大话西游》成功了，成了不是经典的“经典”。“以意逆志”的目的可以是迎合作者的意图，但是在新的环境下对大众审美要求的迎合，既是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创新，成功了也是另一种“经典”。

         要不然，对四书五经的注集《十三经注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还如此受搞古典学术专家们的青睐，翻译成多国文字的《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也不会被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是“东方莎士比亚”。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名声远远超过苏童的《妻妾成群》。因此，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的。正如姚斯所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所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经典文本应该置于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语境中，“以意逆志”才能获得新的艺术气息，永远绽放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和永葆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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