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教师节系列活动
西部红烛讲坛第一讲 程翔《课比天大》
9月5日，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程翔在陕西师范大学“红烛讲坛”开讲啦。本次讲座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方式，除了在现场聆听的陕西师范大学部分师生外，在线学习的人数逾10万人。程翔老师用自己教学成长的切身感受和对教育事业的深度思考，给所有聆听的师生带来了一场精神盛宴。
讲稿整理
1982年大学毕业的我，心中唱着这首诗登上了中学讲台。从那时到现在转眼已过去39年，我先后经历了三所中学，这首《教师之歌》始终伴随着我，我在山东泰安六中朗诵过它，我在北大附中朗诵过它，我在北京一零一中学朗颂过它。年轻时背过的一些诗，如今在记忆中已支离破碎，但这首诗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能完整地背下来。它铭刻在我灵魂深处，时刻激励着我，呼唤着我，检验着我。
教师职业的显著标志是站讲台，我一站就是39年。若问我，站讲台是什么感觉？我说，喜怒哀乐什么都有，但最突出的感觉是快乐，看到学生清纯的目光我快乐，看到学生鲜明的个性我快乐，看到自己付出帮助学生发生了变化我更快乐。
刚工作时，我思考最多的是“做什么样的教师”。人们对教师有多种分类。一位老教师说：“其实就两类”，把学生当梯子的老师和给学生当梯子的老师。我深以为然。这位老师不是“特级”，但学生心目中却胜似“特级”。他对学生要求甚严，可学生从内心爱戴他，每次评教他都得分最高。我发现他对课堂达到了宗教般虔诚。他写教案一丝不苟，他的课堂扎实高效，他的教学成绩名列前茅。他说：“课比天大。”为了学生他牺牲了很多，学生心目中，能上他的课是人生幸运，严厉是一种奖赏。学生踩着他的肩膀登上了高一级的台阶，他用双手托起了一个又一个学生。
教师风格百花齐放，评价的标准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只有一条：能把课上好，把学生教育好。因此，“课比天大”就成了衡量教师工作的一把标尺。有一次，学校检查备课本，我写得简单被教学主任批评，我不服气。和主任争辩了几句，老校长知道后找我谈心：“程老师，你信不信，备课越仔细，上课越自信。”我无言以对。如果我否认了老校长的话，说明我不诚实，因为这是一句大实话。
参加工作以来，凡是我认真仔细准备的课，就上的顺手，学生收获就大；凡是我仓促准备的课，就上的心虚，学生收获就小。有人说：教师干的是良心活。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有这样一位教师，因备课不充分被学生问的下不来台。第一次，学生原谅你；第二次，学生有了印象；第三次，就被学生瞧不起了。每年都有家长“弹劾”教师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备课不认真，课堂效率不佳。
我备课时经常沉浸其中。有一次我准备《琵琶行》的教案，阅读文献资料。读者读者，我被感动了，流下了眼泪。这时，送报纸的师傅进来了，看见我流泪就问我：“程老师，你怎么哭了？”我说：“备课备的。”师傅说：“我第一次见备课还能备哭的。”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一起哭过，一起笑过，一起怒过，我的课堂有了丰富的感情。从那以后，我经常用“课比天大”这把尺子量自己。当我沉浸到备课当中，我常常被感动着，有时还被感动得流眼泪，这样的课堂多真！
课比天大，这不是学校衡量教师的标准，而是教师自我要求。
当年我外公去世，全家臂戴黑纱，我担心戴黑纱影响学生情绪，就上课时摘下来，下课后再戴上。做管理工作后，会议多了，有时我正在上课，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我说:”知道了”，然后继续上课，下课后马上去开会。晚一点就晚一点吧。当然，如果我事先知道开会与上课冲突的话，就尽量调一下课。如果是哪些“不三不四”的会，我就不去参加，这些年来，我没有因为临时开会中途丢下学生不管。有一次，一个喜欢外出开会的人问我：“地球离了谁都照转，你何必这样坚持？”我说：“我懂，但我过不去良知这道坎儿。”课堂上。教师必须真心对学生，学生才会真心对教师。
课比天大，是说课堂能检验教师的教育人格。我往讲台一站，就忘记了个人的烦恼，心中只有学生，珍惜课堂的分分秒秒。课堂是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教师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名教师想永葆教学之树长青，就不要离开课堂，几十年来，我坚守讲台，耕耘着，收获着，成长着，我要求自己在上课铃响前必须站在教室门口，用微笑面对每一个学生。我发现学生打瞌睡，就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而不是责备。教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这是人之常情；教师关心成绩差的学生，这是教育人格。如果认为学生给自己拉了后腿，想方设法把他弄到别的班，那就不配做教师了。
课比天大，是说课堂必须求真。有的商店出售假货，但是课堂不能有假。课堂上，我也曾出过错：写错字，读错音，讲错题。学生给我指出后，我诚恳地表示感谢。学生没指出来，我自己发现了，就一定找时间在课上纠正致歉。听我课的人多了，一个学期连续不断。无论是公开课。还是常态课。本质都是一样。有一次，人在听课，偏偏一个学生打瞌睡。我问他原因，他说昨晚熬夜了，太困。我说：“睡一会吧。”下课后，学生找我说：“老师对不起，给您丢人了。”我说：“不丢人，上课不是演戏。” 没有那个学生喜欢上课睡觉，我理解，他们作业多，睡眠少。我理解学生，学生也就喜欢我，进而喜欢我的课。有一年，学校想中途调我教另一个班班，原班一个学生知道后写了一张字条给我：“谁把程老师调走，我就和他拼命！”后来我跟学校领导商量，不要调换，我多教一个班就是了。
课比天大，是因为学生能跟着教师收获专业知识和能力，并成为奠定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我教给学生语文学习的途径和方法，我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我在课堂经常说的话是:“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言。”“爱汉语汉字就是爱祖国。”“母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学不好母语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近四十年来，我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上实现了语文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有的学生不善于口头表达，当众说话紧张。我在课堂上锻炼他们，于是不紧张了，出口成章了。有的学生成绩不好，有自卑心理。我就帮他们修改文章，并推荐到杂志发表，还获了奖。他们从此不自卑了。一名学生在全国作文大赛中获一等奖，被著名高校中文系录取，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一名学生喜欢语文，立志将来当中学语文教师。她现在读师范大学中文专业，说毕业后回母校当老师.
一名学生喜欢格律诗，经常通过微信发几首让我修改。我不仅他修改，还买了一本谈诗词格律的书送给他。节假日，学生把习作发给我修改，有的写了上万字的小说。我逐字批阅，并鼓励他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小说家。工作这些年来，经我修、推荐、发表和获奖的学生作品有数十篇。
课比天大，是说课堂奠定了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有的出国留学。我在北大、清华校园里会碰到“程老师”的学生。我在美国机场候机的时候，身边有人“程老师!”;我在剑桥大学参观的时候，有人“程老师”。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修摩托车的师傅，便好奇地站在那里看他的娴熟动作。他一拍头，喊了一声“程老师!”有的学生当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人民警察，有的开公司当老板毕业多年了，我们至今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他们还来看我，或者微信问候。即便平时不联系，只要见面就亲得不得了。语文在他们身上作用有多大我说不清，但我知道师生关系远远超过了语文学习的意义。
课比天大，是因为课堂对学生做人的影响极为深刻。学生毕业后对教师所讲的专业知识忘得所剩无几，但是教师对学生做人的影响是终生的。我刚工作时，对此认识肤浅，重点培养优秀生，忽略了问题生。一次，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个毕业生，他发展得很好的。他对我说：“我在学校时不争气”。我立刻感到内疚，向他表示歉意。从那以后，我再没忽视过问题生。
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见面时对我说，当年她来学校晚，别的班因她成绩不好都不愿意收她，校长找到我，我说:“来吧。”于是她就成了我的学生，如今工作多年，已是一名成功人士。我对这事已没有印象，但她终生难忘。一个学生因身体原因休学。课上我问同学们:“元旦联欢会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个人?”学生问谁，我说是那位体学的同学。大家沉默了。这时一位学生举手说:“老师，我打电话问候他了。”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我说:“你们共度三年时光，这是缘分。你们是兄弟姐妹。”我每教一届学生，总要问他们:“你们见了学校的保安和保洁打招呼吗?
干浄整洁的校园谁打扫?学校日常安全谁守护?他们虽然不教你们，但也应该得到尊重。”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保洁员的小小说发给学生读。我送书给保安看，送月饼给他们吃。学校组织食堂的师傅以及保洁、保安上夜校，我第个报名给他们讲唐诗宋词，他们可高兴了。
如果说“课比天大”体现了我的职业信仰，那么“转益多师”则是指引我专业发展的路标。
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诸多前辈的指点。初登讲台，泰安六中老教研组长贾德修老师就给了我很多指导。他让我知道了国内有哪些语文杂志，要求我经常翻翻。他把期中期末命题的重担让我来挑，使我很快熟悉了命题规律。他带我到兄弟学校听名师上课，领悟语文教学的真谛。他退休前推荐我来接替组长的位子。贾老师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者。他如今90岁高龄，卧床不起，我在北京无法时常看望老人家，只能拜托好友去表达感激之情。
吴心田老师是我职业生涯的恩师。他生前是山东省语文教研员。他发现了我，全力培养我。他到学校来听我的课肯定我的优点，指出我的不足。他给我压担子，让我主持了六年的语文单元教学改革实验项目。他要求我学习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全面提高自身素养。他给我提供各种锻炼机会，从泰安市走向山东省，从山东省走向全国。
在火车上，他和我探讨课堂教学规律:深夜12点，他还在帮我推敲教案…父爱般的关怀，令我感激不尽!吴老师希望我能接替他做山东省语文教研员，阴差阳错，我进了北京。吴老师完全理解，全力支持。他打电话告诉我谁又夸奖我了，分享那份欣喜。当他听到别人批评我时，也打电话给我，让我引以为。没有吴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吴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去吊唁的时候，我面对吴老师的遗像，跪拜，叩头，嚎恸哭!我深知，生命中有贵人相助是福的。
1998年我调来北京，受到章熊老师的悉心指导。那时他已退休，我第一次到章老师家，他就说:“程翔，我收你做徒弟了。”从那以后，我得到了章老师太多太多的真传。他写书法作品送给我，他把出版的书送给我，他让我和他一起编写《作文名师精评精改大全》，他让我和他一起主编人教社《文章写作与修改》选修教材。我知道，老人家在锻炼我。我一有困惑就打电话请教，他一讲就是半个小时。章老师身体不好，但见到我时总开怀大笑，让我感觉他身体很好。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看文字很困难，却经常通过电子邮件发材料让我学习，竟然用的是小五号字。
20年来，每到年根儿我都去拜望章老师。我听他讲叶圣的故事，讲吕叔湘、张志公的故事，讲他祖父章钰的故事章老师去世时，我正带着学生在云南研学旅行，得知噩耗，我连夜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拍照后发给语文杂志。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眠，回忆往事，先生音容犹在。章老师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学术的大门。用学术眼光对待语文教学，把握文化的站位，坚持母语的立场，借助艺术的手段，于是，我的专业发展“訇然中开”!记得当年我把耗费十余年心血写就的100万字研究成果《说苑译注》呈送给先生的时候，先生欣慰地笑了。
我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还得到了刘国正、于漪、宋遂良陈金明、钱梦龙、宁鸿彬、饶杰騰、洪镇涛等老一辈语文大家的指导，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们的鼓励与批评是我宝贵的财富。刘国正先生多次给我题词。他给我的书《语文人生》题词:“以生命灌注语文，以语文谱写人生。”他支持我办好“青语会”，当得知“青语会”停止活动后感到遗憾，希望我继续做下去，并鼓励我向圣陶公学习。28年前我去上海杨浦中学拜访于漪老师，老人家送给我一支英雄牌钢笔，说:“程翔，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英雄。
2018年我去上海参加“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敬爱的于老师对我说:“程翔，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言语间那种亲切和鼓励温暖着我的心。的确如此，在我前行的道路上于老师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还有很多前辈，原谅我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但他们的鼓励与指导我铭记心中。每当回忆起那些场景的时候，我都感动不已。我庆幸自己遇到了那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同龄朋友，或是仁兄，或是贤弟，他们对我的帮助、指导与启发也很多。杜甫有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不断地拜师学习永远在路上。
我听到有人抱怨命运不济，没有遇到贵人指点。我想，贵人是有的，但不会自动来帮你。这要看你是否真诚、虚心，是否厚道、朴实，是否纯正、清透，是否好学、勤奋，看你是否发自内心尊敬前辈，尊重同龄人。有这样一种人，他瞧不起前辈，处处显示自己多么“超越”。还有人总喜欢挑别人毛病，无视别人优长。我从小受家庭影响，懂得一个道理:宽厚待人韩愈说过:“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谁没有缺点和不足?心中有数就是了，引以为戒就是了，我要学习的是他的长处。
我很少在公开场合“怼”别人。当看到或听到别人“怼”人的时候，我就悄悄离开，或保持沉默。我善于思考，但不喜与人公开辩驳，尤其不喜将别人驳倒后得意忘形。有人说这是圆滑，我不接受。应叫“圆和”。我喜欢外圆内方，不喜欢外方内圆。几十年来，我看到有些人倒下了，他们也是我的“老师”。
我家住六楼的时候，经常一个人拿着拖把从六楼拖到一楼，把栏杆从六楼擦到一楼。这应该是父母的影响。我喜欢和邻居打打招呼，聊聊天。在学校，我经常和保洁、保安聊天。我在大年初一为同事的书稿写序，我在病床上修改青年教师的论文我认为，美好人性很重要。我无视“圣人蛋”式的做派，我年轻时有过教训。我看电视《觉醒年代》，对辜鸿铭这个形象印象深刻。辜鸿铭说:“中国人身上有一种极为可贵的品质温良。”我深以为然。遗憾的是一些人身上缺少温良，满身戾气。这不仅对身体有害，也不利于团结合作。培养美好人性是教育的重要目的。
我在近“知天命”之年正式命名自己的书房为“六心斋”。有人开玩笑说，三心二意遭唾弃，可你竟然有六心我解释说:“忠心向祖国，醉心于事业，孝心奉父母，爱心献妻儿，诚心待朋友，良心留自己。”吴心田老师生前喜欢我赋予“六心斋”的含义，记在了他的本上。那年我去济南看他，当时他已无法正常言语，却用颤抖的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开给我看，原来扉页上写着我对“六心斋”含义的解说。当时我鼻子一酸，就想哭。
结尾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把课上好，把孩子教育好。但是要把课上好并非易事，需下大力气，长期探索还要有好的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