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开局之年，也是大浪淘沙年代的开始。当然淘的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随潮流而生。在农村比较平静的度过了将近十五年，并没有感到外界有多大变化。从集体分单干我三岁，等懂事时，各过各的已经好些年了，只是田间地头大人们偶尔还会谈起“集体”上的事。上了高中进了城才有所体会所谓的时代。但那三年又过得很沉默，不善交际，最终却侥幸考上了大学，户口也迁出了。在大学机房第一次接触了电脑，之后用了BP机、买了NOKIA、配了电脑、上了网，没有跳过任何一个；最后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拐点——毕业。从我这届开始实行自主择业，不包分配了，于是下广州的车票都买了，却又赶上“非典”。在大学并没有学到真正能养活自己的本领，除了一纸文凭和一肚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切都打了水漂，甚至连迁回当年引以为傲的户口都困难重重。往后断断续续不稳定的打工和无脑的经商浑浑噩噩地荒废大好时光，直至人生义无反顾地走向失败，一事无成。没有形成正确的（世俗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因素。一切想法都不合时宜，加之并无特殊天赋，又耽于幻想缺少努力，所以更加心浮气躁，造成无可挽回的败局。
价值观我认为是在最初十五年奠定的，世俗的，只是不够坚实。但随着后续人生观的畸变，最初的价值观也崩塌了；反之，正因为不够坚实的价值观才会导致人生观的变形。越变越歪，歪到一定程度有没有可能绕了一圈从另一头回正呢？按照禅宗的教义是有可能的。我知道离那境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必须要亲临一次“悬崖”，估计我这辈子也不会有“悬崖”阻挡，充其量只有一些臭水沟等着我跳。
那么最初的价值观如何呢？伴随而生的人生观为什么与它背道而驰呢？有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受教育原因、也可能正是时代变革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启蒙读一年级，虚岁九岁。在农村没有什么学前教育，那时按规定满七周岁（虚八岁）就可以读书了。我是下半年出生（离次年元旦只差了八天），所以没有报到名，又在家浪了一年。这一年眨眼就过去了，没留下丝毫痕迹。从现在还记得不让报名的老师是谁可以看出当时是很想上学的；等真正能报上名了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二年级是在相邻的汪家村上，直线距离一公里不到，走路要远些。期间换过许多次教室，大约每学期一次，都是临时改用的民宅，所以不能固定，但总能找到地方，基本上都是老旧的房子，有一次是新建而长时间没人住的房屋。因为汪家大、学生多，总是在那找。印象最深的是用汪家晒谷场的仓库，侧面有一株大松树，四面是水田。春夏之交，男生喜欢在晒谷场上面滑烂泥。先把田里的烂泥捧到场上，要是下过雨就可以少弄点泥巴。场地有很小的斜坡，大家赤着脚（我们这时也不穿鞋上学了），一段助跑之后，剩下的就交给惯性了，一去就是好几米。呵呵，可想而知，摔跤是难免的了；那就是一身烂泥。这项自创的运动老师从来也不干涉，可能也管不了，因为只有一二个老师，一地烂泥也懒得过去。记得有一个滑泥高手，一滑起码十米开外，而且从来不摔跤。我有一个学期跟他同过桌，也是在那时期唯一记得的同桌。一是他是滑泥高手；再是还给我表演过一个魔术:他拿出一只手比出剪刀在桌子上空剪，一直推过去像剪布一样，却能发出类似裁剪的声音。当知道他另一只手藏在抽屉里同时抓刮木板时我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他学习很差。
老师也经常换，一般只有一个。一时，一个单独教我们的妇女老师带着她女儿来。她女儿差不多跟我们同龄。她们家是前村（前是南后是北，汪家在北）朱家，不到两公里处。女儿有些傻兮兮的，她并不是傻子，只是拉尿的问题比较突出而已。我们男生就没有这问题。她是老师的女，所以格外引人关注，而且常常是在上课时。在学期间和几个同学还去过她家一次，什么也不记得，也不记得和谁一起，只知道她家已经住了新房。我家盖新房还要过好几年。
家里条件一般，其实那时村里每家都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祖上，落户于此估计不满百年（没具体问），从我往上数能数得出五代。几乎每家都有一门手艺，有木匠、铁匠、桶匠（也是木工但不一样，我大伯就是）、篾匠、屠宰等等；再不济的还有以叉甲鱼为副业的，当然也有什么都不会的。
那叉甲鱼的，扛一根长长的两股钢叉，在大小河道每一寸沙滩上插两个窟窿眼，每每都有收获。叉上来的甲鱼有簸箕那么大，放在地上观赏。
我父亲早年在大队做会计，写得一手好字，家里记账本子一箩筐。我记事时他已经不干了，转行做了屠夫，据说是工资微薄，要是当年他有些远见，现在可能也是国家干部了。那时略微知道屠宰和贩卖猪肉利润也相当微薄，而且经常贴钱。父亲在餐桌上数钱对账时，我都饶有兴致看着一堆十元和十元以下面额的钞票被整理服服帖帖。最后父亲指着一叠整理好的钱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然后捏着几张可怜的零票子，轻轻地说道:“这是今天赚到的。”当着我的面他说的还是比较轻松。我当时就非常吃惊，而且有心痛的感觉。大家都在短斤少两利用各种手段弥补利润时，他却在坚持可怜的商业道德，以及跟一个只会打杂的合伙人平分收入。我那时就听大家说卖肉是挣钱的，我父亲却经营惨淡。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最小，又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母亲也不能再生了。父亲并无明显的偏爱，但骨子里有是有的，母亲包括两个姐姐都惯着我，有什么好的都先紧着我，所以有一年在老师的评语上写着“傲气重”三个字。我只知道不是什么好词，但并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家人也没在意。
我这年纪的也开始下地帮忙干点活了，有的更早。农活是比较苦累的，老想着偷懒，大人也纵容我这种行为，生怕晒着、累着。久而久之，养成了避重就轻，异想天开的习性。在田割稻插秧，上山看鸡放牛，下河摸鱼捞虾，样样都能来，但作秀的成分肯定不少，因为知道不会引得家人多大的肯定，甚至注意。事实上，对你一方面是溺爱，一方面也不指望你有实质的功劳，总是有“叫你干活不如我多添灶火”的感慨。这种内心得不到肯定的做活，导致了自卑心理。
突然意识到我是在步这后尘，可能更糟。跟我十二岁的大儿子已心生间隙，矛盾日益严重。当年父亲在我们子女心中犹如偶像，亲密无间。不绝于耳的叫“爹爹”，每逢爹爹从外面回来，就跟养乖的狗一样跑到跟前，就差摇尾巴了。
启蒙前两年在我的生命中是最无忧而漫长的时光。现在有人分析说，人对时间的感受随年龄增长而加快。当然现在觉得这句话不无道理，尤其过了三十岁以后。可我唯独对那两年有特别的感受，也许是启蒙懂了点事的缘故，上学期间又没完没了发生过很多事，接触了许多除村里以外的很多人，以及意义重大且无尽的儿童游戏。不知年月，犹如桃花源记里写得“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彼时农村生活也大抵不过如此；也没人关心那个，只在乎具体事件，一年又一年。过年过节，至于过的是哪一年无关紧要，充其量听到父母说又太一岁的话。但对1988有印象，那也是家里墙壁上无故贴了一幅当年的日历，上面印有大大的1988字体，还有一个手夹足球的少年。
家里发生的事记得的寥寥无几，除了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琐事，依稀记得有个军人造访过。他是当地一部队的军人，穿着老式的军装，还牵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军人模样早已忘却，当时一同来的应该还有一人。他们坐在门前五株柚子树下，似乎和父亲关系不错。我那时还年轻的叔叔当过两年兵，要求骑下马。据说骑了不到一里路就摔下来。我是没看到他坠马的情形，甚至不记得他是怎么上的马，说了什么。之后，父亲还得了一件军大衣，那件军衣陪我们度过了漫长岁月，到我长大以后还能看见它。
看了有些作家的自传，记述幼时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大人做了什么，怎么做的，说了什么，总是非常清晰，不知是真的记得还是杜撰。他们应是有异于常人一些吧。
其次是，一日，父亲买回一小扎飞爆竹，兴冲冲叫我放，以为我会很高兴，我却不敢去点（这事应该在我上学前几年，因为我儿时特别喜欢打爆竹，过年时一整挂爆竹一个一个拆出来打。）他就蹲在地上两手包着我，在我眼前放给我看，意思想给我一点勇气。孰不知当引信被点着和飞爆飞出的刹那喷射的火星和刺鼻的浓烟使我极其难受和恐惧。他只好一支一支把剩下的都点了，我痛苦地看着一支支爆竹飞过屋脊；由于没有胆量点火而内疚，就一直那么忍着。当年的父亲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
还有一事是在我六岁（五周岁）那年伯父对我开的玩笑，那玩笑恰恰是跟我年纪有关，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现在仍能感受当时自己弱小的身形和伯父的亲切。
时间到了八九年，我升到三年级。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这时自己突然不会读书了，而且比起一二年级还懵懂无知，直到念第二个四年级才有所抬头。
上学要到汪家后面的一个村——西头村，大队的正规小学——太阳小学，直线距离三公里左右。老校舍是多年以前的平房，南北向两列教室，中间十来米的空地，北面连着一排教师用房，整体成U字形，都建在很高的台基上。没有校门，没有围墙，连公共厕所都没有，不过我们那时从来不为这事操心。
刚进学校就极其不适应。说实话，我比较认生，尽管离家不远，但并非这个，而是新环境让我无所适从。面对一群附近本来就熟，有些看起来还比较阔气的学生，那是人家的地盘。原来我们都是野路子，各方面都不正规，但是自家的地盘。现在突然有一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会体罚学生；和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女老师，教语文，待人冷淡；加上上下学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
一冬天，刮大风。我早课迟到，正值语文课。到了教室门口，没有打报告（也许是不知道还要报告），胆小也没敢往里闯。女老师（不记得姓什么）就一直让我站在寒风中。身体一停下来吹风，那种让我刻骨铭心的冷。这样，课也听不懂，学习一落千丈，从一个优等生一下变成了差生，座位也很靠后，使我自信心受到重创。同时同学们叫出了一个侮辱性极强的外号（这外号一直伴随到我上完高中，在心底成了抹不去的阴影，处处避人目光，无法自拔，多少个深夜独自泣泪，并诅咒这万恶的世界）。这时我自尊心也有所萌发，所以就变得沉默寡言，不记得跟任何一个人交流过，就这样在屈辱和胆寒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根本无心学习，一直持续到念第一个四年级。
第一个四年级，心态稍有好转。一是熟悉了，对外号也麻木了，但一直谁叫我名字都不搭理，包括家人；再就是校舍要重建搬到一墙之隔的废弃营房里上课，转移了一下注意力。
军营已废弃多年，应该是上一次裁军留下的。面积很大，一排排破败的营房，没有门窗，估计是被周围村民拆卸了，屋顶和墙体还很结实，看起来还比较新。可能是当下的时局，最近又把它重新改建了。前不久，从拆了还没来得及重砌的围墙外见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在那停留。
在那里面第一次听到音乐——周华健的歌。这也许表明我心态开始复苏。有人说人只对十几岁时听过的音乐有终身的感受，以后即使听了再动听的音乐也会稍纵即逝。那里面有篮球场，尽管我们不打篮球，还有许多可以随意穿行的空房间，以及一个村民的蔗糖作坊，每每闻见焦糖味都口齿泛甜。靠北边有一口井，井水经常是满的，中午吃完盒饭，就舀里面的水洗饭盒。旁边一弃用的水塔，我们沿着塔内嵌入的直线钢梯爬上去玩，其实有一不小心而摔死的可能。水塔远处的北面出口处有汽油库，还在使用，我们很少到那去。外面新校建好，我们搬出去不久，汽油库就发生爆炸，在外面能看见浓浓的黑烟。
对于我，并不想着急搬出去的。新的校舍建了一个大厕所，左边涂写大大的男字，右边是大大的女字，从而第一次上这种男女分开的厕所。校区程一个大长方形，两列平房改成东西向，东边是厕所连着一段军营的围墙，西边竖了一根旗杆，靠马路砌了围墙，南边是教室，当中开出过道，算是校门，北面是教师生活区。这间校舍一直沿用至今。这时已是念第二个四年级。
复读四年级是父亲的突然干预。因为按当时规定要是五年级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复读五年级是没机会再考重点的，而另一所中学则形同虚设，毫无前途可言。果然复读时突然就知道怎么学习了一样，不仅能听懂，还能学习榜样。榜样是本村的伙伴，还比我小些月份，学习优秀，又是班长，上下学我们都结伴同行。我的字很潦草，他写字工整，而且有独特的笔风，当时一度想模仿，可是最终也没能改正。这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新来的班主任，大概从这才知道有所谓的班主任。他戴副眼镜，五十岁左右，态度和蔼，据说家还是城里的，叫黄道勇，应该是这个名字。一直带到我小学毕业。
五年级还多亏一个新数学老师，即使现在不记得名字，上他的课特别起劲。这一年也基本没和那伙伴在一起，有了新伙伴，别的村的，胖嘟嘟的，我们玩的非常要好，放学都不舍的回家。最后升学统考成绩居然超过我那优秀的同村伙伴，一同考入了重点中学。我家搬入新房子也有半年了。
下半年就要徒步十公里去乡中学念书了。偶尔在路上碰上那“胖伙伴”，二人却像不认识一样，不禁让我愕然。他是由于没考上重点就辍学了。我在中学学习一直中等偏上，总还算个好好学生，可我那儿时伙伴却判若两人，学业浮云。我俩三年几乎无交集，甚至不记得说过一句话。要不是初三阴差阳错跟了一体育老师学画画，我可以以较好的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今后的路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命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中学是寄宿制，一周回家两次，用罐子带些咸菜下饭。那时正长身体，即使咸菜下饭也能吃好多。大家打饭时总是飞跑，所以就必须有一个恶魔一样的老师监队，我就见过插队被他踩在脚底下的学生。大家一见到他来都老老实实排队，不管前面有多长的队也不敢出列。打完了饭，菜还放在寝室，这时需要有强大的心脏迈上楼梯，穿过所有污秽的阶梯和走廊到达寝室就餐。要是住在了四楼顶楼，你会一个不落地欣赏到同学们的杰作——大便和尿液，有时几天都没人清理。我们每餐就是这么夹杂着尿和粪的氨味用强大而青涩萌动的肌体饥渴的干掉一大搪瓷碗米饭。学校当然是有厕所的，只是隔得较远，有些晚上要拉屎的同学就不会跑过去，就选择就近方便了。三年来也不知道是哪些人拉的，老师们除了上课其他什么也不管。我们其实只是看见时过意不去，没看到就谈笑风生吃嘛嘛香了。
现在回想，那九年给我唯一的锻炼就是路途跋涉。曲折的小路每一处拐弯，每一处水塘，甚至每一株树一栋屋，村民每年在同一块菜地种什么菜都再熟悉不过。其实路也不甚遥远，路况不算艰险，只是平凡的路，却给了我最深的印记，超过了一切知识。只是觉得它们还不够，当年那份童子功掺了太多的水分，没有能锻炼出来质朴和坚韧不拔的品格。所以我的路连平凡都算不上，只是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