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读书笔记32

唯美文学的兴起

魏晋时代的浪漫文学，到了南北朝与隋的二百年间，不仅没有遇着发展的任何阻碍，并且在这时期中，无论学术思想的政治的以及外来文学的环境，都使得魏晋以来的神秘玄虚的浪漫文学，再走入绝对自由发展的机运，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唯美文学的极盛潮流。文学到了这时候，才真的达到自觉的独立新阶段。一般人对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认识得更为清楚，同时文学对于艺术上的技巧问题也讨论得更精密更细致了。这种现象在文学本身的发展上，自然是一种显明进步。

虽说自隋、唐以后，一般正统派的人们，开口就责备这个时代的文学的堕落淫靡，用力地加以排击，这只是从功利的实用的文学思想上立论，想从艺术至上主义回到艺术功用主义的路上去，这一种转变，是君主集权坚强有力和儒家思想恢复了威权以后所必有的现象。关于这些理论的是非，现在无法在这里讨论，不过有一点，我们必得注意，就是这二百年来的文学遗产，成为唐代文学的丰富的基础。在这些遗产里，许多新的形式新的格律，都出现了，正等待着后人的完成发扬，因此，造成了唐代诗歌的独盛。

我们现在万不能囿于古人道统的偏见，把这个时代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黑暗期，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实在是自由的光明的，而又是艺术的。任何作家都把文学当作一件艺术品，在那里专心专意地创作，他们避开一切理论教训歌颂宣传的功利倾向，只承认美是文学上最高的意义。四六骈文，抒情的辞赋，美丽的小品文，艳绮的情诗，都成为这时代独有的产品。不用说，这些作品，我们并不能承认就是文学中的模范，它们有一个不可掩饰的重大的弊病，就是缺少社会的人生的意义与基础。然而就其文学本身的发展上看来，它是进化的，艺术的，它有它不可磨灭的创造精神。

唯美文学能在这时期顺利的发展，自必有其原因，要明了这些原因必得注意下列这些事件：

一 君主贵族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提倡

南朝四代的君主，在政治上虽没有多大的建树，但在文学上，却都有很好的成绩。有的是爱好奖励，有的能创作批评，造成了一时文学极盛的空气。宋文帝的立儒、玄、文、史四馆，明帝的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在这里都暗示着文学的地位趋于独立，已经能同它种重要的学科并列了。至于当代宗室，如南平王休铄、建平王弘、庐陵王爱真、江夏王义恭等，都以奖励文学，招集文士著称，成为推动文学的重要力扯。齐高帝及其诸子鄱阳王锵、江夏王锋、豫章王嶷，都以文学著名，竟陵王门下的八友，更是一时的俊彦。梁武帝父子，都是南朝时代的天才诗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曹家父子和南唐的中主、后主差可比拟。至于陈后主、隋炀帝诸人都有优美的文学成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这两百年浓厚的文学空气中，君主臣僚的提倡与效法，竞艳争奇，图名夺宠，文学的发展，是必然要离开社会人生的基础，而走到唯美的路上去的。

二 儒学衰微与清谈浮虚的风向的继续

魏晋时代，儒家在思想界失去了信仰与指导人心的力最，风靡一时的是老庄的哲学，因此造成当日极盛的自然主义。南北朝时代，佛教独盛，道家的思想相辅而行，儒学更是消沉寂寞，无论在人生的伦理以及艺术的思潮上，都失去了指导的力量。当时的义疏之学，虽为后代的经师所称道，然而这些章句训诘的学问，在思想的运动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就是当日的义疏之学，也染了那种玄谈骈俪的风气。

三 文学观念的明晰

我国古人对于文学的观念很不明晰，先秦时代，所谓文学，即指一般的学术而言，两汉有文学、文章之分，界限略严。魏晋以来，论文者日多，体制渐备。文笔之称，始于当时，然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清楚，文笔分辨的严密以及对于纯文学的重视，则有待于南朝。《文心雕龙．总术篇》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又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

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凤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酋会，情灵摇荡。

从体制言，则文者为韵文，笔者为散文。从性质言，则文者为纯文学，笔者为杂文学。故当日于文笔之外，复有“辞笔”、“诗笔” 之称，辞诗二语，为纯文学的最好代表。到这时候，于是文学文章合而为一，而其性质定义亦极分明，与经史哲学独立存在，文学一语，再不含有学术六艺的广泛意义了。观宋文帝时代儒、玄、史、文四馆的并立，明帝时代儒道、文史阴阳五科的分设，都是文学独立发展的重要事实。

文学观念的明晰以及对纯文学的重视，是当代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作家自然是日求其制作的精美，研究家是日求其讨论的细密了。或言体制，或叙源流，神思风骨之论，情采体性之篇，无不分辨精微，立论工巧。在这种环境之下，文学日趋于唯美的发展，实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四 声律说的兴起

中国文学的特质，是孤立与单音。因其孤立，宜于讲对偶，因为单音，宜于讲音律。字句的对偶，在王褒、张衡、王粲、陆机诸人的诗赋里试用日繁，演成六朝骈俪极盛之风。至于音律，古人亦颇注意，如司马相如所谓“一宫一商”，陆机所谓“音声之迭代” 都是明证。不过这些都是说的自然音调的和谐，还没有达到人为的声律的限制。周、秦古音，大约只有所谓长言的平声，与短言的入声，迄于魏晋，声韵之学渐兴。魏晋时候，声韵的研究，确有进步，已有清、浊、宫、羽的分别了。大概那时候只以宫商之类分韵，还没有四声之名。宋齐以来，佛经转读之风日盛。盖读经不仅诵其字句，必须传其美丽的有轻重节秦的声音。

中国语音既不适宜于佛经的转读与歌赞，欲达到此种目的则必须参照梵语的拼音，而求汉语适应的转变，于是二字反切之学因以兴起。反切盛行，声音分辨乃趋于精密与正确，因此四声得于此时成立。可知魏晋虽有人从事声韵的研究，而至齐梁大为兴盛者，实受有佛经转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