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
我叫格里高尔，是一名旅行推销员。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处在日复一日的旅途之中，又常受老板训斥，但五年内我仍然兢兢业业、中规中矩，未曾请过一次假，因为赚钱养家是我的责任。我承担着全家的生活开销，需要还清父亲破产所欠的债务，我还想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小提琴，让家人拥有甜蜜温暖的生活，这些都是让我在疲惫中坚持下去的动力。
然而我变成了一只甲虫，庞大、恐怖又恶心。我有着密密麻麻的细小虫腿，爬过的地方会留下褐色的粘液，我喜欢吃腐烂变质的食物，这种感觉羞耻又尴尬。
在这之后，我的父亲成了银行的职员，母亲为未曾谋面的人缝制内衣，妹妹做了售货员。在家人如此忙碌的生活中，我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家里的累赘。他们听不懂我的声音，也不知道我是怎样的还爱着他们，并且为这变故而深深地担忧和自责着。当他们对我投来厌恶的眼神时，我能感觉到难过。
最后我听见妹妹对父母说，“必须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已仁至义尽。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我感到有些凄凉，我是这样的可怖可厌，父亲唾弃我，母亲恐惧我，妹妹驱赶我。如果他们没有我也能生活甚至能更好地生活，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好活着的理由了，成为一具干瘪的尸体也许是我唯一的结局。
卡夫卡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他的父亲知识贫乏、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对他的教育手段是“骂、威吓、讽刺、狞笑”。卡夫卡在36岁时，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其中曾提到他欣赏一位犹太演员洛伊，而他的父亲却以不屑一顾的语气和可怕的方式将那演员比做一只甲虫，这或许与本文有些许关联。
《变形记》写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变形，也可以称之为异化。在卡夫卡的其他短篇小说中也多少能够看到这种异化，如《审判》、《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等，但《变形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它同时包含了两种异化，即形体异化和精神异化。
其“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
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和爱，从始至终都未曾变过。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父亲在看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不能赚钱养家之后，“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格里高尔打回房间去”。当格里卡在门框上的时候，父亲“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使他“一下跌进房间里，汩汩地流着血”。
作为格里高尔的亲生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的遭遇心疼焦急，只是恨不得立马将这个已经变成怪物的东西立刻清理出视线范围。他是家里唯一一个在格里高尔变形后没有进过他房间的人，并且在格里三次爬出房间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驱赶者”的形象，极为冷血无情、野蛮自私。
母亲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妇人。在初次见到甲虫格里高尔时，她“霍地跳了起来，远远伸出双臂，叉开十指，大喊：‘救命，天呐，救命’”。即便意识到甲虫就是她“不幸的儿子”，打算看看他时，她仍然无法克制内心对“甲虫”这一形象的恐惧，当再次面对“巨大的棕色斑点”时，她“便扯开轻微沙哑的嗓门喊道：‘啊，天呐！啊，天呐！’随即好像完全绝望似的张开双臂，一头栽倒在长沙发上，不动弹了”。
虽然她依然爱着自己的儿子，劝阻父亲对甲虫的暴虐行为，并且泼水打扫房间，但这份爱最终也销蚀不见，对于父亲和妹妹对格里高尔作出的最终审判，她只能“疲惫不堪地几乎阖上眼睛”。
葛蕾特是格里高尔的妹妹，她喜欢拉小提琴，梦想到音乐学院学习。葛雷特是整部小说中描写笔墨最多的家庭成员，也对格里高尔态度转变最大。从一开始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到疏于理会，直至最后宣称要从家里驱逐他。
对于葛雷特，除了温情的逐渐消失，她对格里高尔自始至终的“宠物”态度也令人惊惧。她并没有把甲虫当作哥哥，而是当作宠物，垄断了照顾它的权力，无论打扫房间还是饲喂食物，都由她一手操办。
甲虫格里高尔成了少女梦想的装饰物。因此，当少女的热情逝去，她也就无暇顾及这只宠物，每天早上临走前用脚随便踢点食物进去，晚上再用畚箕打扫，全然不顾吃了多少。
最后葛雷特对于格里高尔的决绝态度令人吃惊，她表现得比父亲更为绝情，坚决要把格里高尔驱逐出家门。
甲虫格里高尔在打断妹妹葛雷特小提琴演奏的那个晚上永远地死去，他再也不能动弹了。自成为一只甲虫以来，它在这所逼仄的房间里的身体状况便是每况愈下的，正如这个家庭不断消散的温情。
然而家人在得知甲虫死后，首先涌上他们心头的不是哀伤，而是如释重负。父亲萨姆沙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雇主单位写请假条，要出去好好地散步消遣一天，甲虫格里高尔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个累赘。
回顾家人在格里高尔“变形”后的所作所为，难免唏嘘。家庭是生活休憩的港湾，是温情的火种，但在《变形记》中只剩下一片死灰覆盖着甲虫僵硬的尸体。
可以说，《变形记》以一种十分抽象的方式表达了部分人精神上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是生活艰难的困境，而是一种“异化”的困境。人们难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一直在追寻一样东西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
天马行空的想象映射了惨白的现实，即人的“非人的”思想变形。当人的“个体性”被忽视时只余下“公共性”时，命运的毁灭便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格里高尔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不是从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以供养家人、还清债务为目的的。他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人的幸福，他无时无刻不在顾及着家人的感受，乃至最后的死也是受到家里人的“鼓励”。
因此当他“变形”后，便成为家庭的负累，成为被嫌弃的对象。家人从漠不关心，到恶言相向，再到拳打脚踢，甚至格里在死后也只被老女仆当作垃圾清理掉。他真的只是“它”，他从来也只是被当作赚钱养家的工具的“它”。
《变形记》这本书看似荒谬，实则极度写实，给读者留下深深的无奈、绝望和无力感。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其鲜明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的共同命运，即无法摆脱蒙受异化之苦的丧失自我的悲哀与寻找自我的徒劳挣扎。
主人公的异化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这是《变形记》所包含的深层寓意。
当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进入巨大的转折之中吧。
他仍想着自己的工作，想着是否会被解雇，变成甲虫的他，仍在努力“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变成甲虫的他，仍在记挂着要努力工作，要存足了钱，好在圣诞夜那晚宣布一个大好消息，供妹妹上音乐学院。这也是他亲爱的妹妹梦寐以求的愿望。
可是，任凭他的美好愿望在继续，任凭他的无数小足不停地扑腾，他只能被困在他的那一间卧室里了，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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