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很早以前日记就是记录自己的想法，可以肆无忌惮的爱和欢喜，也可以无所顾忌的吐槽和嫌弃。比起那些为写作而写作的匠气文章，这种随笔式的读书笔记更有真人活气和真诚亲切。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勃朗宁的偏爱，还有对法布尔和罗曼·罗兰在读书时对他们作品态度的改变都很有意思。
书摘：
1902年2月下旬
对我来说，读一本书，即是与作者一起离开足足十五天。
1903年5月
我们大声朗读《少年》。初读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本书有这么好。与其说复杂，不如说繁杂；与其说充实，不如说烦冗；一句话，与其说有趣，不如说稀奇。今日读，每一页都使我震撼、使我感佩。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佩服的程度超出了我以往认为一个人佩服所能达到的极限。
1905年5月17日
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法布尔书中谈蝎子习性的篇章。我将很乐意为部分写序（《昆虫记》——这书文笔可够平庸的。）
1906年4月9日
他流利、细腻、优雅。这是娴雅辞令的成就。但他身上没有不安。只一杯，人们就把他饮尽了。我不大相信，那些人们会马上赞同的作者的作品会流传后世。我很怀疑，我们的孙辈翻开他的书，会比我们在他的书里找到更多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自己从未感到他的思想曾领先于我的思想。至少他加以解释了。这是他的读者们喜欢他的地方。法朗士迎合读者。每位法朗士的读者都会想：“写得真好！说到底，我也不是那么笨嘛。那也正是我的想法呀。”
他很有教养，也就是说，他总是体谅别人。或许他并不把他无法向读者揭示的东西看得很了不得。而且，我疑心，他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他向我们揭示一切之后和之外的。一切都来自对话，都来自关系。经常奔走其门的人满足于被领进客厅、工作室。这些房间都在同一层楼。房子的其余部分是无关紧要的。可对我来说，我如果不揣测旁边的房间里有人在犯罪有人在做爱就觉得很不自在。
1908年7月28日
在读柏格森，读得还是很多（《创造进化论》）。此书可佩的重要性在于，哲学可以通过它再次逃避。
我们的心智从外在的连续体中切割出一些表面，以便心智在其上展开，其余的则逃避了它的掌握；它考虑的只是那些碎片……
1909年12月3日
因为在体面的人和恶棍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体面的人可能变成恶棍这一事实，既可怕又真实。在通往“罪恶”的道路上，只有跨出第一步是艰难的。常言道，女人没有爱人，比只爱一个人，要容易得多。
1910年6月19日
每个夏天，我都会重新发现法布乐的那些书——秋天时我后悔没有带在身边的。在成为作家前，我其实是个“博物学家”，而在自然中探寻，我学到的东西，要比在小说叙事里学到的多。我甚至开始喜欢上这么博物学著作的文风了，尽管起初我觉得讨厌。法布尔在二十页里说的东西，大可以用十行就写完，但在这种行文方式中，读者能与作者一起感受发现的缓慢节奏；他似乎要求读者也得保有几分他进行研究所必需的那份耐心。
今天我太高兴了，终于知道了泌油甲壳虫的原初幼虫就是我以前观察过的那些奇妙神秘的小虱子：当我还是孩子时，去捕甲虫，我曾看着它们用可以攀附的尾端粘在甘菊的碟形花瓣末端爬上来！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拿走的屎壳郎球球里为什么没有卵，现在终于明白了，何其欣慰啊！
我无法赞成法布尔针对达尔文主义开的那些玩笑。倒不是因为我成了坚定不移的进化论信仰者[其实读了德·弗里斯（荷兰生物学家）的书，非但没令我信服，反而愈令我踌躇了]，不过胆敢声称达尔文的学说鼓励偷懒，这简直骇人听闻。法布尔这样写道：“借助模棱两可的语汇，同时操弄着千年未解之谜与生存的种种未知，构建起一种包庇懒惰的理论倒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艰苦的研究总归令人厌烦，况且研究到最后，结果往往是疑惑，而非确证。”没错，我认同后面那半句。然而，如果说信赖进化论让科学承受很大风险的话，那达尔文创立这一学说可绝非偷懒出来的。因此，该怪罪的不是进化论本身（至少在他的时代不是），而是对进化论的过分信赖。
时不时出现的此类说法，真是孩子气的突发奇想，不过这部好书的优美并未因之受到太大戕害。而且他反对进化文化的种种论说也不失为敏锐。
不过很多时候人们不禁要好奇他针对的是谁。就在《昆虫记》的第一卷里，他对所谓“高超理论”展开了猛烈攻击（以下所述见《昆虫记》第一卷第九章），引自拉科代尔的《昆虫学导论》的几句话被当成了跳板：那个专门写了一大部书“用以证明人和动物行动是受着同样的原则支配”的达尔文，讲述了一个关于飞蝗泥蜂的故事，并从中得到一条论据。达尔文宣称自己发现飞蝗泥蜂在咬蝇子的时候，觉得蝇子翅膀被风吹起很碍事，就把它的翅膀弄掉了。据此，法布尔展开八页攻讦，因为，首先，飞蝗泥蜂不吃蝇子。法布尔同时讥笑了理论和理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学说和达尔文本人，而且嘲弄不休。
简直了！我们面对的这位学者，观察自然之耐心细致几乎超凡入圣，他每日虔诚地趴在自然这部展开的大书上，他学到那么多道德教训（其中就包括自信的危险），同一种实验他能做上二十次、三十次之多，他知道错误是何等普遍，也知道匆忙会使我们做出何等荒谬的推论，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居然仅凭一句二手的、翻译的话，就开始大肆攻讦了！
1913年7月2日
我试着读苏亚雷斯（1868-1948，法国文人）的《三人》（主题是帕斯卡尔、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1913年由《新法兰西评论》的出版社出版），但他的张大其辞令我厌烦。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体会得再清楚不过，他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没多久的事儿，我们在一起谈过一次话，那之后他才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话时我抱怨说他好像只注意托尔斯泰一个人。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开篇，全部的哀婉笔触不过是一种遮掩而已；他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他并不是一直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或许他要写歌德，也会是一样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出了一些极其敏锐的东西，今天也只有他说得出。但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身边拉开，居然为的是靠近——瓦格纳！这么干，实在太可怕了。
1915年11月26日伊埃雷
我结识了保罗·布尔热。
……他又想方设法提及我写的《背德者》。
……
“现在没有旁人在了，告诉我吧，纪德先生，你笔下的背德者是不是一个恋童癖。”
接着，看我似乎怔住了，他又重申问题：
“我的意思是，一个有所行动的恋童癖？”
“或许他更可能是一个不自知的同性恋者。”我这样回答，就好像我自己一无所知似的。我又补充说：“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少。”
1916年2月22日
你当真在寻找的，是指引还是许可？重新读读费讷隆的这些话罢：
“凡事勿轻易推断上帝会准许，除非是那些已犯下的错谬；上帝的准许，定不会削弱我们对罪恶之厌憎，亦不会削弱我健美操自责。”（《心灵书简》，1696年3月15日）
你啊你，居然想靠压抑良心的责备来消弭罪恶！
我曾将这个词搞得那样声名狼藉，现在我犹豫着要不要用它。它令我羞愧难当。
1916年2月26日
我从头拾起《约翰·克里斯朵夫》，努力想与之共情，但却没能增添我对罗曼·罗兰或者至少是对他这本书的敬意。
它洋溢着一种乡下人的热心肠、俗气、厚道的气息，这会讨那些总觉得艺术家是在摆臭架子的读者的欢心。算了，不说了。
让我觉得别扭的是，他居然如此自然、如此心不在焉地就把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德国人，或者，换个说法，他把一个德国人设定为主人公。据我所知，除此而外，别无他例，连司汤达都忘了指出他笔下的法布里斯（《巴马修道院》的主人公）的生父是法国人。我们还能指望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品位、倾向、反应、冲动的日耳曼特征，它让罗曼·罗兰，如果不是将约翰·克里斯朵夫完全描绘成自己的形象，至少也是借助共情将生命注入到他身上了？还是看到一种宽宏却缺乏判断的头脑的写照，这种头脑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抽象地造出一个属于法国又属于德国的人，一位音乐家，一种模糊的人格，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他任何感受与情感？
啊，这一心理缺陷带有多么强的日耳曼色彩！它是多么不能说明问题啊！
[作者自注：以上所写，今日（5月21日）读来已觉得不甚确当。罗曼·罗兰把主人公设定为德国人，是要寻找一个特定的视角，让他可以借以评判法国的事物。]
1916年3月28日
无以言表的阴郁日子。下个不停的雨，凄冷的风。重新写起我的回忆录（指后来成书的《如果种子不死》）。译了卡比尔（1396-1518，古代印度诗人）的几首诗，并继续读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正开始读第四卷。我得承认，有时候，前面几卷战胜了我的偏见。它有一种有些粗糙的优雅，一种恰当的调子，弥补了风格的不足。但《少年》的第三部（《阿达》），坦诚得过于粗笨，表达手段又贫乏得让人难以忍受，因此极其惹人不快。它的冗长，或者不如说是它的拖沓，它笨拙简陋的抒情风，可说是日耳曼式的，统统超出我忍耐的限度。还有一个劲儿地暴露意图，这是一种艺术上的恬不知耻、一种粗俗，使我反感。
然而，我很理解，这样一部书会交上许多朋友，许多许多。
1917年1月6日
前天读了《博纳尔的罪行》（法朗士小说）几个长段落。这种半学术的腔调着实恼人。何其纤细！何其造作！……介乎斯特恩与萨米耶·德·梅斯特（1763-1852，著有《绕室旅行记》）之间。……假如我重操批评旧业，它会让我爆炸的。
1917年1月30日
我又开始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已经读到了《燃烧的荆棘》（小说共十卷，此为第九卷），开头当然是极出色的。多好次，我都在想：这部粗野、粗糙、无技巧可言、无优雅可言、如此“不法国”的作品，依然是我们这一代法国人写出的最重要的作品，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最典型的作品。要不是我头疼得厉害，关于这个话题我应该再写几句的。
1917年10月30日
我读济慈来休息，极有兴趣地接着读他的书信集：“当莽撞的行动派比当谨慎的稳定派要好.”（《书信集》，第二卷，第80页）
我从未有过比现在更不渴求休息的时候，我从未有过比现在更易被过剩的热情所激动的时候。波舒哀在他出色的《圣贝尔纳颂》中却认为这是青年才有的特征，我今天上午在重读此书。年龄增长既不会使快感失去吸引力，也不会让整个世界失去魅力。相反，二十岁的时候，我更容易感到厌烦，对生活更多不满。那会儿，我拥抱时更缺乏勇气，呼吸时更不敢用力，我感觉自己更少被爱。或许也是那会儿我就希望自己忧郁，我还尚未领悟幸福那更高的美。
1918年6月1日
我在巴黎读了（部分）道格拉斯写的那本极其讨厌的书《奥斯卡·王尔德与我》。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了，没有什么虚假比这更露骨了。它是对真相的粗暴歪曲，令我厌憎。单从他叙事的腔调，我就觉得我知道他是在撒谎，虽然我没有直接见证他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他欲抗辩和湔洗的种种。即令如此，他犹嫌不足，他居然号称对王尔德的习惯一无所知！还说他起先支持王尔德只是因为他认为王尔德是无辜的！他的鬼话能让谁信服？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自己能活到他的面具被人揭开的那一天。写这本书的人是在犯罪。
1921年11月29日
只有今天我回到了钢琴旁。我在重读《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又沉醉于《指环与书》（勃朗宁的长篇叙事诗），后者我领会得自如多了。没有什么能比勃朗宁更让人兴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行。不过，说不定等我对他运用的语言了如指掌后，兴奋的程度会没这么高。时而飘荡在诗句间的薄雾给了它们可供遐想的深度。
1923年1月10日
弗朗西斯·雅姆给我寄来一本他的《诗选》。一开始，一些诗还是相当精致的。不过其主调，哈！就是愚蠢、假天真、自满。没有什么比他的谦卑更让人觉得是骄傲的了。他拒绝学习任何东西，他笃信自己的灵感来自天启，他自鸣得意，均由此而来。痴迷总是伴随着愚蠢。
1923年7月18日
第三次从头到尾读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而且每首诗我都连贯读了两遍。其中很多诗是让人恼火的，但也有不少诗，它的温柔味道，只有重读时才品得出来。诚然，我佩服这些作品，但我也相当佩服自己达到了佩服它们的程度。（自然，还有许多诗我已经重读了不下十二遍了。）
1925年1月10日
过去几天读了以下的书：
两卷法布尔；
不少布雷姆（1829-1884，德国旅行家、博物学家，著有《插图版动物的生活》）（包括软体动物、蠕虫、昆虫）；
一部分罗斯金的《过去》；
布瓦莱夫（1867-1926，法国小说家）的《颓园琐忆》；
康拉德的《间谍》；
《重游埃里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的作品）（拉尔博译本）
最后还有吉本的《自传》，《过去》有多让我厌烦，《自传》就有多让我欣喜。除去那一大本布雷姆不算，他吸引我是因为别的缘故而且教我一些知识，余下的书除了最后那本（吉本），实际上都没有带给我真正的快乐。上面开列的那些作者，我对他们的短处比对他们的优点知道得更清楚。《间谍》与《过去》均难以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