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出走，从远方归来

何伟，美国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在中国生活了10多年，2001年到2009年，租车自驾跑遍了中国北方，写下了“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离北京2个多小时车程的三岔村，他和同事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与村里的同吃同住，体验最纯粹的乡村生活。

见证了一个偏僻的山村，在新农村建设、家电下乡、汽车消费等一波又一波浪潮下，如何将坑坑洼洼的弹坑路，铺装换上水泥；

如何让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魏子淇，搭上创业的顺风车，开一家乡村饭店，年收入6万块，成为村里的头号人物。

见证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城市里安家，只有清明时回到村里，短暂相聚，祭奠共同的先人。

何伟的观察，也许不够客观，全面，却十分真实。让我们得以通过外国人的著作来了解自己的国家，生活的土地，和远去的家乡。

如今，距离何伟的乡村观察已经过去了近20年。这些年，我去过北方的许多城市，却从未涉足三岔村。

但在我生长的南方农村，一个叫凉亭贾家西边屋场的地方，发生了许多从未预想的改变。

早些年的306省道，升级成喧闹的240国道。全程3400公里的杭瑞高速，穿村而过，消失的农田山地荷塘，成了高高隆起的路基。

屋后的蒙华铁路，2019年建成通车，征收时将老家的桉树踩在了脚下。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货运专列，从遥远的内蒙出发，穿过漫长的黑夜与白天，闪现在屋后长长的铁轨，不知疲倦的奔赴远方。

被车流和铁轨割裂的村庄，静默无言。

当年的玩伴早已离家，散落在北京、南京、宿迁、深圳等地，各自人间烟火；留守的父母，步履不停，晚睡早起的习惯，持续了多年。

从许市下高速，下穿蒙华铁路向北，沿着许东公路，转上村级公路，5分钟左右的车程，抵达山脚。沿金龙水库，向杉树林深处探寻，连片的墓冢，沿山路向上排开，凝视着远方。

上个星期，亲戚的儿子考上大学请客，回了一趟老家。高速的出入口，邻近的老人高高举着一把莲蓬，向过往的车辆摇晃，招揽生意。手中的莲蓬，清晨从田里采摘上岸，4个一把，5块钱。

生意好的话，每天能收入100多元。整个夏天，除了疫情的那段时间，她们以同样的姿势，在焦渴与等待中，在一次次举起与落下中，落寞或者惊喜，汗流浃背。

那群人里，有我的邻居，在家带3个孙子，女儿在岳阳上班，儿子和媳妇，在东莞工厂里，工作了多年，每人年薪10万左右。而15年前的2006年，广东的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内衣调节环的工厂，招工开出的时薪是4.5元，也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关于村庄，和村庄里走出的那群人，我看到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生活。

一种，在南方周末VLOG视频里。

四川大凉山，山坳坳，一所村小，只有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男孩，8岁，下课时一个人朝着大山喊话，和自己的回音玩游戏。

孩子的父亲40多岁，外出打工多年，身体瘦弱，疾病缠身，这种病，在“青苔不会消失”中出现过：尘肺。他曾想让儿子去镇上读书，但要2000多元租房吃饭，靠奶奶带孩子的他，也就止步于此。

另一种，在“生死课”里。

袁凌受一位堂姐的女儿委托，给她的表姐、素未谋面的打工女孩写一首诗，作为墓志铭。

广州的工业园内，一辆逆行的摩的，撞上低头学日语的表姐。在ICU，顽强的表姐，靠着心跳，坚持了14天。离开的时候，脸上被纱布缠着，没有人看见她最后的样子。

生前，表姐中专毕业，去广州打工，和“打工女孩”里的敏一样，从每天站12个小时的流水线开始，转了几个厂之后，利用晚上自学英语，转行从事外贸，为逃脱那暧昧的上司，逼仄的生态圈，转而学日语，以期进入一家不用看人脸色的公司，凭本事挣钱。

何伟，用近10年时间，以自驾的方式，穿梭在北方广袤的大地上，用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跳出熟视无睹的怪圈，去找寻故乡和家园，去触摸时代的脉搏。

他的爱人，张彤禾，用2年的时光，走进打工女孩的生活，从16岁，到34岁，从工厂出发，北行千里，追溯至她们出生的故乡，等待春节过完，回到南方。这群迁徙的大雁，至今周而复始。

袁凌，用6年时间，准备了一部生死课，有的人，从遥远的大山走出，从贫瘠的家乡走出，走进300米以下的矿井，走进24小时不停的流水线，却用另外的方式，回到大山，回到家乡，永远不再离开。

我们从故乡出走，从远方归来。

我一直相信，多年前的我们，某个盛夏，坐在禾场的竹床上，用手电筒照射的夜空里，一定有一个光子，至今还在宇宙中，不知疲倦的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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