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王国维（1877-1927），生于清，生活于清末至民初，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最为世人所知晓的应该是他的《人间词话》，实际上王国维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他都有研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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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载于1905年的《教育杂志》，1905年，中国处在什么境地呢？这一年同盟会成立，抵制美货运动爆发，袁世凯和其北洋新军跃跃欲试。这一年，王国维28岁。而《教育杂志》呢，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刊物，创刊于1901年4月，发起人罗振玉，主编正是王国维，杂志由教育世界社出版。至1907年12月终刊，共发行一一六卷，初为半月刊，1903年起，改为旬刊。“从1904年六十九号起，杂志内容和形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六十九号之前，除刊载岑春煊、端方等的奏折和包括罗振玉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的教育论说外,几乎是把日本明治时期学校教育有关的法令、规章、讲授法、管理法等原封不动地照搬进来；而从六十九号起，开始出现西欧近代教育理论的译文，特别是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著译也多起来了。”这一时期，王国维由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变为实际负责人。

王国维对哲学的研究，是从何时开始的？这就要追溯到1902年，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主编《教育世界》的同时，开始研究哲学。王国维研究哲学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生问题，其研究对象正是康德、叔本华、尼采，早年研究哲学和美学的代表著述有《<红楼梦>评论》，后来研究词、曲，我们熟知的《人间词话》正是在这一时期写作的。

现在我们回到写于1905年的这篇文章，本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哲学与美术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们所描述的是真理，它们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王国维将哲学与美术与政治、实业作比较，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最“狠毒”的一句话便是下面这句：“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所供给，前者之未接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

作者认为我国哲学与美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家和诗人皆欲兼为政治家，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如此，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王守仁（王阳明）如此，诗人杜子美、韩愈、陆游亦是如此。

“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纯粹的文人便真的迂腐不堪了吗？作者认为正是因我国人将其作为金科玉律，美术才至于无独立之价值之地步。就连戏曲、小说这类纯文学也以惩劝为宗旨，而非纯粹的美术上的目的。

另一原因，作者认为政治上的势力，是有形的、及身的，而哲学、美术上的势力，是无形的、身后的，因此非旷世之豪杰，很少有不为一时之势力而诱惑的。短浅之目光与长久之远见之别，让我想到今天所常说的“延迟满足”，然世人对于眼前的利益皆趋之若鹜，又有几人清白呢？

“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以其结尾，夙愿得见。

参考文献：

胡德海《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