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八点二十分左右，我用手机刷天涯论坛还是前一秒钟的事情，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年的时间里，我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世界上真的有“恶灵附体”这回事：起初只是短暂的呼吸急促，我以为是气温高气压低的缘故，毕竟夏天闷热的气候总会让人感觉不适，可就在数十秒之间，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开始晃动了，并且一边晃动一边朝向我压过来——我不知道地震突发的一刻是不是那个模样——但它却不是瞬间性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感觉有人用什么东西拼命朝我的耳朵、眼睛、鼻孔、嘴巴里塞，不仅如此，还往我的血管、关节、大脑、心脏里塞。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呕吐感，我莫名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我被冻住了，但冻住我的绝非是冰，而是火——胸背都有剧烈的灼烧感，无法呼吸，却清楚地听见太阳穴处动脉的剧烈震动声，那种声音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震散架了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迸出了一个词：濒死感。在此之前，我从未提及过一次也从未接触过一次的一个词。
这种濒死感来得很唐突，一方面，我以为只要转移注意力，很快就会过去，可能只是感冒或者别的什么身体上的小问题诱发的感官不适。另一方面，我又在手机上搜索，这样的症状到底存在哪种疾病的可能性。我不敢声张，怕家人觉得我是在大惊小怪，一个人苦苦支撑到夜里两点多，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感——从小我最怕的病就是胃肠型感冒那难以控制的呕吐。然后我开始真的干呕、胸口又重又疼，呼吸都需要刻意地加把劲，我撑下不去了，天亮之后我才开始渐渐入睡。
第二天晚上，本来一切如常，我还暗自庆幸果真没什么大问题。当我看了一会儿电视，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又是八点二十分。紧接着就是现在想来超级戏剧性的一幕，和前一晚同样的呕吐、灼烧、压迫、濒死感，再次上演了。
接下来的整整三天，我仅仅花了夜间的时间就把一部新上映的电视剧看完了。其实我只是想给自己不断地干呕的濒死的心率过速的躯体打打岔。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什么重病，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十几年前被姑姑家的小猫抓伤后没有及时注射疫苗，现在犯病了——后来我才愿意面对这只不过是我所患疾病的一个症状：“疑病”。因为这些联想，紧跟着我又多出了好几种症状，比如恐水、恐声。但奇怪的仍旧是，一到了天亮，病情就得到缓解，还能有一小会儿的入睡。
第五天夜里，已经整整五个夜晚没有丝毫睡眠的我自己压着脉搏数，心跳越来越快，感觉血管随时都要爆掉，我又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胸口灼痛，浑身冒汗，头晕呕吐，后来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休克。醒来之后我叫了救护车，连夜做了几项检查，第二天是全身性的检查，24小时心电图，病毒培养。再然后的结论是什么毛病都没有，不可置信。
精神类疾病大多都有家族遗传史，而正是我的外婆和我的爸爸年轻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外婆因为神经官能症被误诊为甲亢在家足足待了一年，她当年的症状是“饥饿感”和与我类似的“灼烧感”，平均每天她都要进食十顿以上，只要“饥饿感”一出现，就必须立马吃到食物，否则就会休克，但其实每次摄入的食物非常少，至于“灼烧感”，大概就是大冬天零下的气温里穿着短袖在院子里边走边满头大汗的状态吧。我爸爸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据说吃了一年的赛乐特，伴随着一整年的失眠。最开始我求助的那家医院，那位医生不着边际地说了些“开导”我的话，无非就是：年纪轻轻有什么想不开的嘛，你一个小屁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挫折。然后她开了药效轻微的安眠药，那天晚上我果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但半夜突然一个心悸醒来，之前的种种症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地加注到了我的身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吃过任何一种食物，是的，除了喝水，颗米未进。仅仅十几天的时间，我从一个正常体重在90斤以上的人迅速消瘦到不到80斤。
还好我及时换掉了就诊医院，在那里，我遇到了这一生都会感恩的人。他是市人医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开导一个颈椎病频繁犯眩晕的患者。那时候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我们都是挂的早晨的号，听说他的诊断治疗时间出了名的长，果不其然，他宽慰了那位患者一个多小时，然后轮到我，后面还有几个病人。我看到他放在一边的饭盒，还没有打开过。现在我想想，他更像是位心理咨询师，他是特鲁多“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最好践行者。后来我遇到过好几次，他都在免费为脑肿瘤患者做心理干预。那天他说一时还没办法确定我的病因病情，可以先考虑服药，观察之后，后期治疗会跟上。那是我第一次服用舍曲林——一种针对青少年神经官能症的药物，药效也极轻微。那个晚上，我来回踱步，不断在心里给自己正面的暗示：这么快确诊了吃了对的药，只要熬过八点半就胜利了。（虽然往后看，你就会明白，这样的暗示对这样的疾病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果然，那个晚上除了呼吸稍有不畅、胸闷，并没有出现往常的那种“濒死感”。我以为这于我的病来说绝对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以为我就要与疾病握手言和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证明了我有多么无知。
曾经我也是个非常开朗的女孩，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我小学时成绩一直不错，学校每学年会有一个颁发给期末总分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的奖项，那时候，至少在我们眼里，它的含金量是在三好学生之上的。有一年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一，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我得那个奖项，但可能是因为前一年我也已经得过，班主任劝我让给另外一个教师子女。我的奶奶是我所在的那所小学的退休教师，她在和几位老教师议论这事儿的时候免不了抱怨了我们班主任两句。就在她和别人提到此事大约一周后，班里要出黑板报，我和另外几个所谓班干部留下来一起工作。期间有一位学生不知道怎么和另外一个同学发生了几句口角，结果第二天莫名其妙地就演变成我对那个同学出言不逊，还讹传我咒骂她是“妓女”。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记得那天一早，班主任把我单独拉到教学楼的走廊上，当着其他几个班的学生连续抽我的耳光，并且让当天留下来的班干部一个个出来作证，证明是我说出那样的话。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帮我证明清白，而且证词一个比一个离谱，并扬言他们的家长都等在学校门口准备好好料理我这个品德败坏的学生。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三年级。事发之后，我没有敢告诉家人，我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了一个多星期的假，每天晚上都躲在被子里颤颤巍巍地小声啜泣。十几年之后我在想，那件事可能就是我性格彻底转变的一个症结。
我和“精神疾病”的缘分其实也早从初中就开始了，因为和家人关系的急剧恶化，我选择了离家出走，紧接着是逃课、放弃中考、转学复读。不知道是听了哪位朋友的撺掇，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以及一系列的亲属都暗地里做了一个集体决定：我是精神出了毛病，要送我去精神病院住院。结果有一天他们以带我出门旅游为名把我骗到了脑科医院的儿童住院部，我记得那个晚上，我莫名其妙被推搡着押解着走过一个暗长的甬道，随即被关进了一个狭小不透光的屋子，屋子的窗户外面是遮得严严实实的空调外机，窗子上打上了各种奇怪动物形状的铁栅栏。那是三十几个暗无天日的白天和黑夜，每天早上五点都有个态度恶劣的护士来测体温和抽血化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抽血抽得这么频繁），不由分说地抓过我的手像割腕一样挨着一针一针扎在手腕侧面，我两只手一共被扎了二十几针，至今别人抓我的手腕我都会条件反射地惊恐地甩开。当时身边真的都是些精神呆滞的孩子，早上排队刷牙，一回头看到表情狰狞的小女孩，隔壁的女孩因为失恋，半夜冲到走廊里脱光衣服大喊，吓得我躲在门后的角落里直哆嗦，你都不会知道对于一个仅仅15岁的正常的孩子，那是比恐怖电影更可怕的事情。我抗拒治疗，他们就用床单扭成的绳子把我五花大绑地捆在床上，四肢完全没有动弹的余地，哪怕到了我的生理期他们也不问不管，整个床单被浸染得惨不忍睹，反正他们有人定时来替我换掉，但在接受治疗之前就是不和我说一个字；我拒绝服药，他们就捏着我的鼻子灌进塞进我的嘴里，好几次我偷偷含在牙齿后面然后吐掉——我怕变笨、更怕被控制；我拒绝吃饭，他们就派来一个长得像钟馗一样吓人的大汉恐吓我：再不吃饭就在脖子上掏个洞插管子。一夜一夜撕心裂肺地哭嚎，我不断地问自己：所以，就是因为我不爱学习、不想写作业、不愿和家长多说话，我就是有问题的，就活该要被送来受罪吗？为什么那么多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一样可以好好生活？为什么就没有人把这帮大人（包括我的亲人）也送进去，送到精神病院里去？讽刺的是，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没有任何精神类疾病。
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吧，就像潘多拉的魔盒，我的生命正式开启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墨菲定律说越怕发生的坏事越会发生，我不断地经历被排挤被打压被欺骗被折磨被放弃，吃了许多苦，我不想说。
容易紧张、内向、受了伤容易往心里去，缺乏安全感，强迫型完美主义人格。大学室友的霸道、朋友的背叛、辅导员的恶意、对专业本身的厌恶，都让我极度压抑，我只想早点离开。“去你妈的大学。”这是我在毕业那天暗暗记录在手机里的话，也是之前在第二次进入市人医治疗之前给自己开的一份病况说明。
那位主任终于为我的病定了性：重度焦虑抑郁加双相情绪障碍，而我那些所有躯体化的症状在专业上被统称为“惊恐发作”，有点类似于癫痫。他主张换药，加强监管，建议我去省脑科医院接受心理疏导。我的药和疾病风险瞬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等级，这其实也是为我的精神状态下了一道病危通知书。换药，我是查了许多资料的，符主任也认同我对自己病的一些看法，在他的建议下，把最初的舍曲林换成了每天三次的氯硝安定加百忧解，每次一颗安定片和三颗百忧解。其实一路走来，在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的过程中，不过就是从一层地狱爬入另一层地狱罢了。
如果你曾经看过精神类药物的说明书，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远比它的疗效多出好多。我所服用的百忧解的副作用有整整两页纸，它在治疗焦虑抑郁的同时还会导致短暂的更严重的抑郁、呕吐、厌食、心脏停跳，更别提对记忆力的不可逆转的伤害。可是为了治病，我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在药物反应最严重的时候试过用皮带扣着床栏杆然后绞住自己的脖子，卡到自己不能呼救不能呼吸，突然一瞬间清醒了，立马松开手，哭得一塌糊涂，床栏杆都被我拉弯了。我也曾经站在医院大楼没有任何护栏的窗户旁边，我觉得眼睛以下的地面离我那样近，脑海里真的有个声音：跳下去你就不会痛苦了。虽然最终还是被医生及时控制住了。高中时也曾经想到自杀，没有工具，只能吃手头的白加黑，吃了两板，隔壁坐着的女生眼睁睁看我吃下去却无动于衷。吃完很快就想吐，胃里非常不舒服，然后人飘飘然只想睡觉，但不是疼，也没有别的难受——我不是变态，精神疾病的种类太多太多，至少已知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多都是特别善良的人，他们宁愿惩罚自己都不想伤害别人。他们很可怜，可还是有太多的人误解、孤立、妖魔化他们。
服药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动过筷子，最难受的时候是明明毫无食欲，但我怕是药物副作用引发的厌食症，我怕自己再不进食真的要死掉了，那天我爸去医院拿检查结果，手边有一堆奶奶给我的紫薯干，对于一个根本不想吃东西的人来说，那么干的东西简直无法入口，我心一横，一手抠着床把手，一手抓起一把紫薯干就往嘴里塞，整个过程无异于受刑。包括后来我逐渐开始吃饭，都是受刑，苦不堪言。你们很难理解，是不是？那时我的体重只剩下70斤了，我连50米的路程都走不下来，抵抗力迅速下降。因为服用安定片，走路打颤，一个不小心摔倒了，浑身上下就跟小孩子娇嫩的皮肤一样有好几处磕破。我非常想休学，可太多的数据事实只显示：休学等于失学。我不甘心，所以选择坚持。大四开学，班里只有少数的几个女生知道我得病，可对于病的程度或者疾病本身也根本没有什么了解。有一个女孩好心地给我发了很长的一段短信，那个短信的截图我至今存在云盘里。开学的一节法语课上，我拍了自己的一张笑脸，笑得很丑，发给她，她回复了我一个更丑的她的笑容，并回了我一句话：脆弱了也没关系，有我呢。因为我在省会读书，所以很自然地，在校期间我就去脑科医院就医，那个地方我再熟悉不过了，但成人精神科的医生和儿童精神科的医生却有着云泥之别，他们和气得像是慈善家，有时候又懒洋洋的，但是身上都有阳光的味道，私下我都称呼他们羊驼一号、羊驼二号——完全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很快我跟那里的医生、护士、院长都成了老朋友，每周三四次的心理干预，有时也去私立的森田正马疗法的心理诊所。而回家就会去市人医找符主任。多管齐下，我能感受到这些医生为我的病真的做了努力，他们会记录我的细小的改变，会教我在面对惊恐发作时如何顺其自然，而不是盲目地鼓励对抗。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医生比亲人朋友更亲近，因为他们太了解这些疾病了，他们有时候三言两语就能直指你的内心，让你瞬间哭得崩溃到体无完肤。
你若问我，病情是怎么样逐渐得到控制的。其实我的疾病和我的人生一样并没有因为治疗和调理有了什么质的飞跃，现在遇到让我难以承受的焦虑的紧张的事情我还是会惊恐发作。或者天大的喜事到了我这里也不过是一笑了之。我不会再对任何固有的事物产生多么巨大的了不起的热情了。相较于积极面对生活的冒险和挑战，我只是想得到宽容、得到帮助、得到依靠。你或许会笑：人只能依靠自己。而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依靠的单枪匹马的人生，精神疾病患者是走不到头的。在这个世界里，把真实世界的血肉横飞展示给人看就叫作负能量，而每天活在虚幻的不知所谓的无脑向上的鸡汤里，就是值得赞扬的吗？就是让孩子接受的最好的教育方式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看不太懂了。
那些在别人眼里看到的围绕在我周身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很多时候却是实实在在导致了我深陷泥潭的最初的或再次深陷的原因。不信你大可以试试，当我出现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意愿的时候，更多的人是选择帮助，还是因为惧怕承担责任而离我远去弃我于不顾？我知道自己没理由去指责，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依赖过的人啊，可你在自己都无法确定能不能坚持的时候，为什么要编造谎言去搪塞我，你不觉得羞愧吗？如果你介意、如果你不能安抚我的伤痕、不能陪伴我的这些伤痕过一生，那请从一开始就严正拒绝好吗？你可知道你惧怕的这些伤痕，它们的所有者更加惧怕，那些伤痛都是真刀真枪地加注在承受者而不是你的身上呀。它们也会随着你的离开更加深刻直至回天乏术。
我这一辈子已经决心放弃婚姻、繁衍的权利了，生命太脆弱，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在舔舐了自己那份脆弱之后再来完成我的这一份。我的人生是没有任何“赌一把”的可能性的，因为倘若再次证明我的选择是错的，我恐怕只有一死了。我更不想让我的后代去承受，哪怕他们得病的概率并不太高，哪怕他们有可能得到我没有得到过的幸福。可我没有办法预见他们的想法，索性让这些都成为不可能吧。我会把我对于这个世间的所有爱毫无保留地分给那些需要的人。没什么好遗憾的，人生对于我而言就像是漫长的刑期，唯有死亡才是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