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共有三章。第一章为《修道院之路》，第二章为《枪盘河》，第三章为《客西马尼》。
当苏图再次走进那位于呼和浩特市政府附近街区、一楼被一家五金杂货店租赁下来的旧公寓楼时，那种对与生俱来的、挥之不去的对同性生殖器的恐惧瞬间沿着他繁密的神经网络和血管涌进他的脑子里。透过五金店的玻璃橱窗，人人都能看到那冰冷的铁货架上满满堆在一块的铜制门锁、精巧的红外仪器以及具有工业气息的电机水泵和电钻等常用工具。苏图直奔三楼，怀着经久不衰的紧张情绪按响门铃。
“博日格德邀请我们去驻唱，后天开始。”苏图兴奋地说。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赤身裸体以至于袒露着那耷拉着的阴茎、骨瘦如柴且蓄着齐肩长的茂密的黑卷发的男人是巴图噶尔，他睡眼惺忪地盯着苏图，带着那份固有的、身为乐队主唱的傲慢和无精打采。他盯着门外这个总是气喘吁吁的贝斯手和马头琴手，胃里满是酸溜溜的厌烦。在他身后的客厅里，皴裂的人造革皮沙发的靠背上搭着几件朋克风格的皮衣和皮裤，这些黑黢黢的衣服上悬挂有亮闪闪的金属锁链。巴图噶尔爱这些玩意儿就像他爱赤身裸体地坐在沙发上看过时的肥皂剧一样，就像他倾尽热情地去爱那些冰毒和海洛因之类的白色固体似的，他还总是私下里收藏一些稀奇古怪、令人反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具体属于哪种类别连苏图也不得而知。包括苏图在内的任何人，能从这位居家艺术家身上攫取到的最明显的、最具有参与价值的信息就是他那消瘦体格的病理性原因，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心理病学原因，而巴图噶尔从不认为神经性厌食症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反而认为是美丽的、优雅的。
“阿勒坦呢？”巴图噶尔问，“进来吧。”
苏图走进门，把自己置身于冷清的、寂寞的、独身主义的气流中，同时嗅到了一股微弱的麝香味。“他在家，我已经通知过他了。”他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借你的披头士的唱片听一听，也许在后天演出之前，我还能复习一遍。”
阿勒坦是巴图噶尔三个月前组建的红星乐队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鼓手。这是一个讲求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概念的家伙，骨髓里寄生着那股新生代年轻人的傲慢与歇斯底里的不肯善罢甘休的愚昧劲头。他身材矮小，长着满脸形状各异、面积各异而分布却很均匀的黑痣。这个初入社会的利己主义者在能够碰触到那社会体制的毒刺之前，先已成为一个二流的、蹩脚的乐队的成员。乐队只有他们三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还保留着那股原始的警惕心理，不像个正统的蒙古族硬汉那样敢于将自己的灵魂向另外两个披着艺术家毛皮的傻瓜和盘托出。在这个集体中，有一个脂肪被毒品稀释的、披头散发的朋克风格的歌手，他的厌食症总是那些虚伪地关心着他的人的噱头和话题；有一个寡言少语、充当着情报贩子与通信人等多重身份、曾是伊拉克战争时的战地记者而后又转业成杂志社编辑最后又因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而被辞退的失业者；还有那个奉行个人主义的大学生。乐队几个月来只在拥挤的夜市、商场前的空地以及满是偷情的狗男女的公园里出现过，通过制造格格不入的、噪音似的摇滚乐来赚些微薄的收入。而如今不一样了，自从博日格德接替了那个强奸犯伊勒德成为维多利酒吧老板后，就一直在招驻唱乐队来为酒吧增添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气氛，而更多地是让客人的注意力从那件强奸案上转移开来。现如今，翻唱披头士的作品成为苏图的首选策略。
“哪张专辑？”
“《修道院之路》。”
“坐一下吧，我去给你找找。”
苏图坐到那张藏青色的人造革皮的沙发上，肩胛骨不小心压到了一条从巴图噶尔搭在沙发椅背上的皮裤上垂下来的金属链条上，那股由浅入深、破碎的、步步逼近胸腔的寒意使他打了个寒颤，使他马上挪开背部，换到一个温暖的、安全的同时也沾满巴图噶尔的体液的地方。接着他注意到了那块四四方方的松下牌显像管电视机，不超过二十英寸的玻璃屏幕上正播放着具有年代感的、反射了那股警匪片浪潮的台湾电视剧《再见，阿郎》，演员江宏恩所饰演的“阿郎”正站在一间情景喜剧式的小型客厅里面对一对像是通奸似的男女，露出拙劣的、粗糙的、由五官地不协调蠕动所构成的狰狞表情。苏图隐隐约约看到屏幕里自己的身影，那是一副典型的失业者的憔悴轮廓，然而这副有些模模糊糊的轮廓、这具完整的躯体正在经历一次本质上的进化，它的细胞液的成分正在由工业粉尘变为音乐家的气质。突然他听到巴图噶尔卧室里有东西倒地的声音，而且是倒在厚实的、粗制滥造的强捻地毯上的沉闷的咚咚声。
“你没事吧？”苏图大声问道，同时抬起屁股，准备走过去一探究竟。
“没事，不用过来。”巴图噶尔也大声回复道，像是他能透视地看到苏图的一举一动。
那是一个榆木的高脚花架，在巴图噶尔蹲下来对着床头柜抽屉进行翻找的时候，他那尖削的、甚至是有棱有角的臀部碰倒了它，上面摆放着的一盆绛紫色的木槿花摔到地上，陶瓷质地的、釉面且烤有兰草纹理的花盆摔成完整的两半，里面潮湿的、黑魆魆的泥土也像粉末似的散落到地毯上。但是巴图噶尔没有去拾掇，而是继续用鹰爪模样的、指骨和青黑色的血管都如同龙身似的盘踞在皮肤之下的双手翻搅着杂乱的抽屉，而最终他却在书桌上的一本旅游指南下面找到了那一沓光盘。他没有马上动身回到客厅里，回到那个因为笨拙、技巧不熟练而使他产生这一慌乱的行为的人身边。他裸露着光溜溜的身子，身上最明显的无非是那件涤纶的檀棕色平角内裤和那像腐烂的藤蔓似的、虬曲而杂乱无章的长卷发。他只用一只手握住那一沓装在塑料方盒里的光盘，坐在陷下去的床沿上，有一种新鲜的、病毒式的痛感从他的大脑皮层滑向了心脏，接着这股疼痛还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尖牙去啮咬那怦怦直跳的地方。这种感觉已经席卷他的意识很久了，就像那种失眠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他明确地知道这种痛苦的源头就是那个拉马头琴和弹贝斯的家伙，有十足地把握认定跟那个承担起经纪人或通风报信员与乐手双重身份的失业者有关系。是因为他的本质是个蠢材、坏蛋或是浑球吗，不，他知道不是这样的，也并非因为他有某种闪耀的、令人着迷的优秀品质，而仅仅是因为那藏在衣服下面的肉体，那和他一样长在同一位置的生殖器官，这些才是他耽溺于痛苦的根本原因。他知道自己的生殖器生来不是为了繁殖的，也不需要承担起使女人愉悦的责任，而只需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去靠近另一个纯粹的工具，通过其表面密布的神经网络去接壤、去连通另一个性质上如出一辙的网络。他对这种有违抗自然规律趋向的行为的危险性心知肚明，对那些无法接受这种癖好的、冥顽不化的老古董们的视野里出现的场景了如指掌，他知道这对那些喜爱阴茎的女人们和喜爱阴道的男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敏感性的、从新时代的池沼里浮现出来的作风是令他们反胃和恶心的，像是一些精神病人和疯狂的变态们者的课后游戏，并且不仅仅如此。
巴图噶尔坐在床沿上，湿淋淋的、舌苔发白的舌头舔舐着干裂的嘴唇，指关节也发挥着那种助推器的功能从而使他的手能排泄出更大的力气。他从没想过要去向苏图袒露心声，在男性的密林中生长最旺盛的永远都是那些不起眼的、营养不良状态的自尊心的灌木丛，他不想去做一个破坏乐队稳定性的人，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始作俑者和一个成为众人笑柄的罪人。所以他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某处，靠艰难的意淫和自我怀疑来劝阻自己冲动行为的发生。
他走到客厅里，苏图正拿着遥控器调换着节目，突然他仰起脸看来过来，马上目光又转移到巴图噶尔紧紧用青筋暴露的、关节发白的、瘦骨嶙峋的手握住的一小沓光盘。
“我只用一张就够了，”苏图说，“我们只有表演一张专辑的时间。”
“毕竟是试演，”巴图噶尔说，“我知道，你都拿去吧，放我这里占地方。”
“谢谢。后天还给你。”
苏图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二十。巴图噶尔重新把电视频道调回到《再见，阿郎》上，看了看沙发上搭着的奄奄一息的、像是迟暮的老汉般的黑色皮衣皮裤，然而他却回到卧室里，换上了一件宽松的蓝白格子衬衫和一条仿麂皮的破洞牛仔裤，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填补因苏图而产生的卑贱的羞愧感而是为了自己的妹妹乌日娜，她会在今晚来他家吃晚餐。
刚过六点，巴图噶尔就听到楼下那熟悉的、由福特牌福克斯轿车发出的敞亮的喇叭声，于是他提前打开门锁，半掩着实心的铁门，只留下一道狭长的、黑漆漆的缝隙。没过多久，乌日娜就走了进来，依旧穿着她所热爱的佩兹利花纹的衬衫、苏丹红色的牛津布太阳裙以及那双捆在脚腕上似的绑带鞋，这不像是一个已婚女人的穿着打扮而像是一个大学里风流的、四处卖弄风情的、炙手可热的校园女生，更无法与她那银行职员的严谨、严肃气质联系起来。她的确是个银行的小职员，赚着可有可无的、还不够支付得起她喷一次迪奥牌香水的稀薄的工资，剩下的家庭收入完全由她那个当包工头的年轻丈夫负责。他叫普剌巴尔思，比苏日娜小四岁，一种潜在的、难以明说的恋母情结使他爱上了这个二十九岁的纨绔女人，一个患有严重毒瘾、尚未公开性取向的三十三岁的朋克歌手的妹妹。在普剌巴尔思这种倾尽全力的溺爱之下，苏日娜逐渐养育着她那逐渐显露的虚荣心并使它壮大，同时她爱上了阅读戏剧文学，爱上了艾米丽·狄金森和巴勃罗·聂鲁达，这使她本就挑剔的气质越来越矫情起来，使她秉持着一种世界大法官的态度评价着一切，同时看不惯一切生命力比她更旺盛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种种具有挑衅意味（这也是她主观上的臆想）的行为。她坐到沙发上，将手提包放到身边，扫了一眼电视荧屏上的画面。
“你怎么还看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她朝着巴图噶尔愤愤地说，“这都是新世纪了。”
“现在拍的玩意儿我也不爱看。”
“你打算做什么菜来招待我？”
“我这里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厨房里遍地都是些没吃完的西蓝花和烂番茄。”
“你要是多吃点蛋白质丰富的肉食，我想你也不至于是这副鬼样子。”
巴图噶尔遵守了他那藏在话语之间的承诺，清炒西蓝花和西红柿鸡蛋汤就是他为这个自诩为高级物种、活在奢侈品牌构成的建筑里的妹妹呈上的盛宴，除此之外他还烤了七八片吐司面包，以作为稀释那种病恹恹的贫穷感的饱腹工具。乌日娜从沙发上站起来，满是油脂的、轮廓圆润的臀部扭动着走向厨房的餐桌。餐桌上铺了一张雕花的米白色雪纺桌布，桌上摆放着一个细颈的玻璃花瓶，然而里面除了半瓶浑浊不堪、浅咖啡色的泥水之外没有任何观赏性植物，就连植物的尸体也没有。乌日娜坐在巴图噶尔对面，挽起缀满佩兹利花纹的袖口，露出两只白皙的、像是被冲洗过的白藕似的手腕，这种耀眼的白色在餐桌上空来回飘荡着，像是在以这种富有掩饰性的动作来偷偷地播撒她那过剩的文学素养，向那两个外表寒碜的素菜送去她的热情、富贵的气质和遗留在皮肤纹理之间的香水味。
“我最近喜欢上了吃些榴莲味的东西，”乌日娜说，“但我依旧痛恨榴莲。”
“你不嫌那些东西臭吗？”
“你真该尝试一下，它们总比榴莲那种软软糯糯的、像是被卤水泡烂的馒头似的口感好得多，而且也没那么臭。”接着乌日娜继续咬掉一块烤面包片，用不锈钢小勺舀了一汤匙菜汤递进嘴里。整个晚餐时间她都在重复着这种规律性的、不需要动脑来规划肢体具体摆动幅度的机械动作，因此就算是她有表达过对这维生素丰富的食物的负面情绪，她也硬撑着（起码表面看起来是这样）把那些热腾腾的、红绿相间的植物尸体和偶然漂浮到表面的、零星的、黄澄澄的动物蛋白质吞咽下去，咽到她那满是现代主义诗歌与高级服饰品牌名称的胃里。
“我知道你还在吸那些玩意儿。”快吃完时，乌日娜突然说。
“你当然知道，我俩都来自于同一个子宫，做到心有灵犀还不是最起码的天赋。”
“也许你该停下来尝试点别的、不伤害你内脏和精神的、健健康康的释放压力的常规途径，也许你该为你自己着想了，别总耍孩子气，这对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来说并不好受。”
“你倒是挺擅长为自己着想的，你这种建议是为了我的健康还是为了你那正处在膨胀期的名声，为了不让人听到你乌日娜这个充满戾气、像是在羊水里浸泡过似的稚嫩的名字时涉及到我这个表面上带有朋克党那种身体如同毒蛇般扭动的夸张的张力而私底下却有点露阴癖的、偷偷摸摸地吸毒的哥哥，以免损坏你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虚无缥缈的事业？”巴图噶尔的语速飞快，情绪激动，喘着从他狭窄的胸腔里涌上来的粗气。
“行了，”乌日娜的口吻像他们的母亲，她的眼睛炯炯有神，涂着血红色口红的嘴唇像是两片精巧的玫瑰花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别再恶意揣测我了。”
过了很久，久到她把所有的餐具都洗涤干净后，她坐回到沙发上。黑漆漆的、汩汩流动着的夜色像绫罗绸缎似的吞噬了整扇玻璃窗，它们在还有些白昼的余温的玻璃上肆意狂笑着、扭动着，但乌日娜还能嗅到一些从缝隙间钻进屋子里来的夜晚的清香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汽车尾气没有被排气筒的滤嘴过滤完全的酸臭味，那是动植物尸体的气味，是历史是财富也是某种自以为是的、像是殖民者般的智慧生物的内心燃烧的气味。乌日娜让巴图噶尔也坐到沙发上，她从不想求助于他，至少是不想在作为家属的情况下向他求助，这一方面让她那处于上流社会、高产阶级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也会给这个瘾君子某种可乘之机，让他有机会来嘲笑来讥讽她竟也遭遇了困难而无法用钱币来解决。她了解他，但她更了解自己，所以她最终还是把他叫过来了，谁让这个瘾君子是她此刻可以依赖的唯一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
“我明天搬家，你要来帮忙吗？”乌日娜问道。
“搬家？”巴图噶尔问道，“为什么突然要搬家？搬去哪儿？”
“是普剌巴尔思要求搬的，他想搬去赛罕区，在港湾大厦那里，说是为了离他工地更近。”
“我去不了，我明天后天都有事。”
“什么事？”
“有演出。”
乌日娜像是从脊背上卸下某种累赘和负重物似的缓了一口气，被各种通过缺斤少两的科学调制出来的化学药品浸透的、有些许松弛的趋势但仍然耍赖似的紧绷起来的、白皙中透露出一种末日的红晕的肌肤和温暖的、因缺乏体育锻炼而有些疏松的骨架一起都陷进了那填充着劣质海面的沙发靠背上，她似乎还有话要说，因为她还时不时地往两个对称的肺里硬塞进一些稀薄的空气。巴图噶尔对她这种病态般的、自虐性质的举动再熟悉不过，他以前总是能在这种夸张的表演之后听到这个女人，这个和自己基因一致、从同一子宫中诞生的浮世绘表演艺术家的哭声，这不是一种惩罚亦或是一种死皮赖脸的讨债行为而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确，因为巴图噶尔从中总能找到与红星乐队的表现风格如出一辙的共通点，他只要狠狠地攥住这一共通点他就能从对她瞬间的、爆发出来的反感中转向某种宽容和享受。毕竟她是他妹妹，她遇到了困难而不去帮助她，即使是一个厌世的瘾君子也难以看得过去。
在巴图噶尔不说话的情况下，乌日娜也没有要率先开口的意思，她仍然在大口地喘着气，那种贪婪的姿态简直就像是一个饿鬼在进食。只见她将双手压在臀部之下，夹在太阳裙与人造革之间，不顾及炎热的天气在她的皮肤纹理中留下的热量，也不顾及顺着额头前的一绺头发流淌到外眼角的汗水，对她而言，这些仿佛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施舍和馈赠，而她要做的只是继续着表演的同时任凭炎热的天气对她进行着某种精神上的手术，或是改造。
“也许是为了离那个女人更近吧。”她终于开口了，但马上她哭了起来，从屁股底下抽出压得发白而渐渐充血的手去擦拭泪水，没过多久，她的鼻涕也流了出来。
巴图噶尔给她拿了一张纸巾。
“谁？”
“那个下贱的、浑身上下必定散发着像是卖淫女似的骚气的婊子，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我知道她这个贱货是一定存在的。”
“你怎么知道的？多久了？”
“我怎么知道的，我该感谢我动用了我们女性在第六感上的智慧和四处打探八卦新闻的天赋，因为这样我才从那种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符合逻辑、剧情紊乱、台词中漏洞百出的狗血言情剧里学到那种查探你配偶隐私的本领，而这种本领似乎一涉及到现实生活就都像失传了似的从我们女人圈子里销声匿迹了，可是我最终是学到了。于是在三周前的某天晚上，你不要指望我或是任何其他女性去记住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化与抽象化了的日期，在那天晚上，等普剌巴尔思睡熟后，我越过他的身子，把他放在脑袋旁的床头柜上的手机顺手摸了过来，那时候我就像一个技巧稳练、行动迅速而不留痕迹的江湖神偷，连我都开始佩服自己但在自我敬佩之余，一种炙热的、甚至有点塑料烧焦气味的恐惧感瞬间麻痹了我全身，我意识到我必须加快速度。你知道，本来这只是一种探索行为，因为我只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身为包工头的我的年轻丈夫的工作，并没有要必须从中挖掘出有关婚外恋的信息从而使他难堪的意图。但是当我打开他短信和通话记录时，我的眼睛满满地、铺天盖地地被一个叫做‘折翼精灵’的昵称或是代称给挤满了，你不要以为我因此想多了或是意淫某些隐私的、尚且没有呈现给大众的东西就是荒唐滑稽的，就是错误的，而正是这种时候女人的预感往往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些像是普剌巴尔思之流的、偷偷摸摸地学会了背叛、从誓言里的忠贞陡然转向狡猾的浑蛋往往都会栽在他们那个受法律上承认的配偶的瞬息万变的预感之中，而且对此根本做不到处变不惊而只能任由像我这样的、既恼羞成怒又时刻战战兢兢的受害者们对他们施压、唾骂且以离婚甚至是死亡来威胁他们，他们最有种、最富有硬汉精神的时刻就在这时出现了。你以为他们会因处于被动地位或是处于道德意义上的弱势处境而做出让步，相反，即使他们对自己的罪孽心知肚明他们也不肯放弃那个暗地里从妓院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臭水沟里勾搭上的小婊子，仿佛她们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动力和根基而不是我们这些通过正统的婚礼仪式和民政局盖章手续所光明正大地走进婚姻的女人。唉，我猜，我有很大把握地认为他给我戴绿帽的根本原因是这样的，而这件事我也从没有跟你提起过，不是怕你担心而是比这更自私、更势利眼的原因就是我怕你嘲笑我：我没有生育能力。哥哥，你知道吗，我没有生育能力。”
“不孕不育？你去检查过了？”巴图噶尔瞪着自己的妹妹说，那撑大的眼珠子像是鸡蛋似的仿佛马上要从他张瘦削的、满是骨头的脸上的眼眶里掉出来。
“当然啊，要不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要不我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把握去揣测他？”
“这件事多久了？普剌巴尔思知道吗？”
“当然知道，当时就是他陪我去的。那是去年，大约是八九月份来着。”
“这都一年了，你却因为怕我嘲笑就一直不告诉我？我是你哥哥，我为什么要嘲笑一个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女人不能生育？回到这件事上来，这都三周了，你都没有告诉他你已经发现他在偷腥了，你不该那么相信你所谓的第六感，你该相信事实，让这浑蛋告诉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想告诉他，我干嘛要自取其辱呢。”乌日娜两只红彤彤的眼皮变得像是蛆虫一样肿大，但是她仍然不肯放弃从这两坨蛄蛹着的、埋藏着发达且持续发挥功能的泪腺里提炼出滚烫的泪液来，任由它们顺着两侧凹陷的鼻翼流淌到涂满口红的、充盈着脂肪的嘴唇上，就连不停地递到她手里的纸巾也无法稀释这些从泪水里挥发出来的悲痛。“这已经很明显了，自从他得知我子宫的后天性的缺陷后，就一直在背地里干着这种恶心的、背叛性质的勾当，他生怕没有一个具备繁殖功能的、年轻的子宫来将他那精通赚钱的优秀品质给传承下去，所以他摒弃我啦，所以那个下贱的女人就趁机把她那健健康康、符合条件的子宫贡献出来啦，而这一切使他欢心更加使他从根本上意识到我有多么糟糕和多么得不中用……”
没等乌日娜继续说完，从巴图噶尔的卧室里传来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等一下。”巴图噶尔说完，起身便奔向卧室。
乌日娜独自坐在沙发上，整个身子拖曳着她一起不由自主地抽噎着、痉挛着，使她像是肢体零散的木偶人。她隐约听到巴图噶尔卧室里传来电话听筒被拿起的咔嚓声，紧接着便是巴图噶尔的说话声。
“喂？”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仍然可以使乌日娜听到，“我知道是你……我在家……噢，上午九点多？……行，记得藏好……再见，再见。”
接着乌日娜听到听筒合上的声音，巴图噶尔走了出来。
“是谁打的？”
“一个老朋友。你哭完了？”
“没什么可哭的了。”乌日娜说道，她的眼睛周围的肌肉都因泪水的浸泡而变得浮肿起来，像是那种一戳即破的、透明而瘆人的水痘紧挨在一起组成的大水泡。“那是其其格吗？”她用同样浮肿的、涣散但不丧失方向感的眼神看向搁置在电视机旁边的木制相框相框，玻璃之下的照片上有一个身穿石榴红色的溜肩式长裙和小巧的棉坎肩、头戴两侧坠有靛青色流苏的红缨帽的妙龄女子，她掐腰站在草原上，脚上穿着一双厚重的蒙古皮靴。碎片化的阳光在她轮廓鲜明的、具有特殊的诱惑力的脸蛋上汩汩流动着，使她的鼻梁更加挺拔，使两只仿佛是玛瑙石般的熠熠生辉的眼睛出现了某种转动、碎裂或是体积逐渐收缩的趋势，这是令人着迷且迷惑不解的。“你为什么还留着她的照片？你想给她呈现出一种痴情男子的状态？”
“别说笑了，我们彼此没有联系，就算是这个意思她又怎么看得见呢？”
“那你快扔掉吧，她不是个好女孩，相信我吧，女人对彼此之间的了解就像你们男人对彼此之间的了解。”
“这是什么话，她又没有伤害到你。”
“她走了，她放弃你了，如果她亲口告诉我是因为你对毒品上瘾、游移不定的工作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她毕竟什么都没说不是吗，这么说她是个虚伪、好面子又懦弱的人喽？她那是生怕被某些偏爱八卦的狂热分子没完没了地逼问时说出她那个虚伪的真实原因呢，她这样做对她的确是有益的，因为她的确可以向那些唧唧歪歪的闲谈者们扯些别的理由了。”
“别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你才是傻透了。我要准备回家了，还要为明天搬家准备准备呢。”乌日娜站起身来，同时迅速地、甚至是带有愤怒地从沙发上抓起她的手提包来，“你不是有演出吗，要我送你去吗？”
“你不是要搬家？”
“是的，我的意思是后天，后天我也不上班。”
“那你来吧。”
乌日娜离开后，基本上已经临近巴图噶尔睡觉的时间——他总是在九点左右就会闭上眼睛，使自己那由被毒品浸透的骨骼、因过分消耗白细胞功能而显得老化的皮肤以及某些仍健全还尚未遭到侵犯的音乐细胞组成的肉体完全融进流动着的黑暗之中。但是在这之前——仿佛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那样——他总会让他身上那些还跳动着的、能够通过血液的零件吸收进一些粉末状的海洛因，而这种进食仪式都必须通过他那两个日渐放大的鼻孔完成。像往常那样，他拉开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从一本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下面抽出一个布满褶皱、盖着一个透明的塑料盖子、曾是盛放着米饭的锡纸盒，盒子下面有一张A4白纸，盒子里面有一小袋白色粉末。他拿出来，解开系在袋口的尼龙细绳，把里面的白粉全部倒在那张白纸上。最后，一根被剪成两半截的塑料吸管突然攥在他的掌心里，他丢掉半截，用剩下的一小根伸进他刻意放大的鼻孔里，同时把另一头伸进圆锥状的白粉末里，然后用力一吸。
他没想到他会醒那么晚，而其实他更没想到要靠那些流传在电视剧桥段里的并不准时的、毫无节奏感和生命迹象的敲门声来唤醒他。墙上的机械挂钟显示已经十点二十分了，他像表演戏法的江湖魔术师那样从某轻飘飘的空气中或是其他地方随手一抓，抓出一坨皱皱巴巴的东西——内裤，然后只穿上这条没有换洗的内裤来遮挡那刚从温暖的被窝里逃窜出来的生殖器。他走过去打开门，从上往下扫视着站在门外的家伙。
“你来晚了。”巴图噶尔有气无力地说。他因精神恍惚而特地盖住额头的左手就像是匍匐在地上的榕树的根，从呈锐角状的指缝间露出一根稀疏的、有些发灰趋势的、病恹恹的眉毛，使他像是一个潜在的白化病人。他请门外的人进屋，接着关上房门。
“还不是让我来叫你起床？”这个人说。这个人叫章一河，外号三子，是常年游走于法律边缘、缉毒警察以及反毒品组织视野外的神神秘秘的毒贩，也许就连他的名字都是捏造的。他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于市政府辐射范围内的、充满吸毒者的体液气味以及毒品的特殊味道的房间的客厅中央，用他短小紧凑而充满力气的骨骼紧紧吸附住那一坨坨几乎就要从关节上流淌下来的肥肉。章一河看上去像是个外科医生，虽然个头矮小、体型肥胖，但从那双黑眼圈浓重的深窝眼里散发出来的诡谲的眼神可以窥见那种严谨的、气氛诡异而变化多端的科学的气质，只不过这种气质仿佛是佯装的、伪造的，是一种违背正统的科学探索精神的表演。他穿着一件仿麂皮的牛仔夹克衫，里面是一件贴身的、印着一架蒸汽火车头图案的白色短袖，下装是一条褶皱的藏蓝色工装裤。任何跟他近距离站在一起的人都能看到他下巴上那些脏兮兮的胡茬，那些浓密而黑魆魆的胡茬从下巴开始一直延伸到两鬓，甚至要钻进他那短而浓密的头发里。接着他的嘴唇开始蠕动起来，像是在蓄力似的，然后他就开始说话了。
“我把东西给你带来了，我们最好去你的卧室里，在这总怕被一些清闲的老头给听见。”
“来。”
章一河跟着巴图噶尔走回他的卧室，一走进门，他就能感受到扑到脸上来的那股潮湿的、满是厚重的二氧化碳的气流，这些似乎是全从巴图噶尔的肺泡里挤出来的气息带有一股碘伏、酒精和阿司匹林胶囊的混杂起来的气味，他顺着那股味道看过去，在那张铺着一层鸭卵青色橡胶垫的写字桌的一角，摆满了空空荡荡的、因阳光照射而从内部发出光亮的药瓶子，那尽是琥珀色的碘伏瓶子以及一些白色包装的马普替林、瑞芬太尼和金诺芬等标有其他药名的瓶子——这或许就是巴图噶尔所谓的收集某样东西的爱好？现在章一河有十足的理由相信气味是从那些或许没有拧紧的瓶瓶罐罐里流到空气中的，他深知在那些重量不足十几克的瓶子里多数是用于抑制某种有显著特征的精神疾病的，但是这并不是他所要关心的，他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把那些该给巴图噶尔的、被法律明令禁止的袋装的白色粉末从他的手提包里拿出来，然后以一个既定的地下市场的价格卖给这个老顾客。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把巴图噶尔卧室的房门轻轻关上，把手提包搁置在床沿一角，动作敏捷而熟练地拉开金属拉链，手伸到里面然后抓出一个表面带有斑驳的锈迹的、印着已经残破不堪的草原图案的铁盒子，打开铁盒子后才呈现出那一小堆白晃晃的东西来。
“还是原来的价格，”章一河说，说话时他腮部的肥肉在颤动着就像是在表演者某种艺术性的舞蹈动作，“你要几袋？”
“先拿十袋吧。”巴图噶尔说。
“兄弟，”章一河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我可警告你，虽然我是卖这种东西的，但并不代表我就是个不关心人命的冷血动物，你最好还是心里有点数，少吸一些这些玩意儿，尤其是这种海洛因。”
“你不觉得你说这种话有点虚假吗？这就像是那些烟草零售商警告烟鬼们吸烟的危害，杀人犯们为死者定制了一口精美的棺材。”
“随你怎么说吧，你先把钱给我。”
巴图噶尔从同一层藏起那些价格不菲的毒品的抽屉里拿出一沓玫红色的钞票来，在章一河接过去的瞬间，他们俩都感受到了一股来自对方的生活经验中的、有些机密属性的生物体内的电流，而且仿佛是荒唐地、忤逆自然规律地通过纸钞流通到彼此的手指上的。章一河收到钱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总要喝一杯咖啡后才会走。
他们回到客厅，巴图噶尔走进厨房，为了打发这个外表油腻、行为有些流氓派头的、仿佛对任何事物都有威慑动机且产生威胁的胖子离开，他准备给他冲一杯简单的速溶咖啡。而章一河则坐在客厅里，坐在了昨天乌日娜坐过的位置上，同样受到了下陷的海绵隔着人造革和牛仔夹克从脊背的四面八方涌来的束缚和捆绑，而且同样地、几乎是按照剧本似的看到了那摆放在电视机旁边的木质相框。
“你不考虑多穿上点衣服吗？”
“老天爷，这天气不是更适合脱掉衣服？”
“你说得对。”章一河无奈地说，“那是谁？”
巴图噶尔停下手里正在倾倒热水的电热水壶，回头一望。
“是前女友。”
“你谈过恋爱？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你不该向你的客户问这么多私生活的事。给，喝完快走吧。”
巴图噶尔把咖啡端到茶几上。
“我明天要去见另一个客户，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带他去看你们演出。”
“这事你怎么知道？”
“整个呼和浩特市说不定都知道了，博日格德那家伙在酒吧外面的墙上贴了一张浮夸的海报，就算是在北京也能看到。”
“不要在酒吧干些见不得人的买卖，你要是害博日格德失去酒吧，我也不会饶得了你。”
“懂得，那是你的工作。”
等章一河离开后，巴图噶尔又回到卧室，把那些零散地横躺在床单上的、具有使人致幻的特殊迷惑性的包装袋统统揽到自己手里，然后像一位称职而不熟练的母亲那样把它们放到那个锡纸盒里。也许等这种庄严的、隐私性的、间谍式的秘密的安葬仪式结束以前，他还要在它那无形的辐射场内设置某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且不对他的健康、个人信用以及隐私产生势不可挡的威胁的陪葬品，那只能是一种绿色植物或是某种代表着那些矫情的、腻腻歪歪的爱情故事的鲜艳花朵，但是他只能想到龙血树、常春藤、火鹤花和鸭脚木等常见的观赏性的植物。这种为了在任何人进入他卧室时能够误导这些对他人隐私抱有强烈的、敏感的猎奇心理的人从而能使那些海洛因处于一个相对安全境地的计划，驱使他穿好那习惯性地束缚在他的身体上的皮衣，走出公寓。
他来到政府大楼北面的一个花卉市场。几乎每个镶有铝合金边框的玻璃门内都坐着一位花农，而他却走进了一家貌似是空无一人的花店。花店里只留出了一整条矩形的过道，被过道围起来的中央是紧贴在一起的、表层涂满亮闪闪的银色油漆的铁质花架，铁架上每层都摆放着不同的吊兰属植物：金鱼吊兰、牡丹吊兰和金心吊兰等，而屋子四周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夹竹桃科、秋海棠科、花蔺科以及蔷薇科等丑陋而勉强附着典雅气质的植物。在整间屋子最阴暗、最潮湿且被两盆佛手把守的角落里放置着一张四四方方的柳木办公桌，桌子上仅仅摆着一本表皮褪色的记账本以及五六根颜色各异的水彩笔。没等到巴图噶尔将这些东西观察完，他就被突然从墙上掀起来的印花布的简易帘子吓了一跳，从帘子后面走出来一个魁梧的、脸上长满了黑痣的肥胖的女人，她拥有一头齐肩的、呈现浅硫磺色的、因烫染而变得卷曲的头发，穿着那种只有穿在小腹隆起且拥有较大胃口的孕妇身上才显得合适与得体的、长袍式的服装，然而这种衬托她体型与重量级别的特殊的、也许是定制似的服装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但是事实就是那些被体内过剩的脂肪所拖累的肥胖者们同时也被那些油脂所眷顾着，虽然在健康程度他们或许比不上那些合理膳食的瘦鬼们，但是至少在相貌上他们是充盈着某种神秘的生命活力的。
这个女人走出被帘子遮挡的小黑屋，坐到那张小桌子后面，摆出一种有钱人们对任何前来询问某件事情的陌生人都毫不在乎的蔑视的架势。
“你要买哪种？”
“我不知道，我希望你能给我推荐一下。”
“放在哪的？”
“卧室，卧室阳台或者是床头柜和地面上。”
“你为什么要放在床头柜上，放在一个在黑夜里这些植物最容易因和你争夺氧气而使你窒息的地方？我建议你买一盆散尾葵，放地上就可以，不用放你枕头旁边。”
她似乎想快点结束这场交易，仿佛正在发生的买卖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仿佛她根本不是缺少赚钱的机会而是充足的、使自己躲在黑屋子里干些私事的时间。所以她裹挟着某种不耐烦的、渴望从繁琐的事态和没完没了且掺杂有小伎俩的人际交往中抽身出来的怨气走到巴图噶尔身边，随手就从花架上搬了一棵栽在象牙白色的、高脚的仿釉陶盆里的散尾葵，递到巴图噶尔手里。从她的传递过程的速度和挥发出的力量来看，她做事是迅速的、富有效率但几乎也是毫无人情味的，仿佛她做生意并不是为了使自己衣服两侧那垂囊状的口袋更加饱满而是为了一种纯粹的、富有挑战性的报复目的，至于她到底是在报复那些园艺爱好者还是在报复这个机缘巧合把她纳入其中的社会体系，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但至少她脱离那些趋炎附势的、如蚁附膻的组织形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氧气更加充足、资产相对薄弱的经营状态。
巴图噶尔付钱给她，把连盆带植株足有半米多高的散尾葵抱在胸前，走出花店。他把它按照那个女人所说的放到地上。接着他坐到床上，脱下那身紧紧捆在皮肤上的皮衣，在脱衣服的过程中他还用一根橡皮筋把披散着的长发绑起来，这使他真的像是个女人了，尤其当涉及到那种瘦骨嶙峋的体质和疲沓的精神状态时，他赤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的模样简直就像是一个月经来潮的青春期女子那样，脆弱、孤苦伶仃且不抱任何希望。他躺在床上看那盆散尾葵，而后视线又转移到写字桌面上，就像是到基层社区巡查的小官僚那样严格而一丝不苟。他看到那两瓶博日格德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的蒙特内罗牌利口酒，其中有一瓶已经只剩三分之一的酒水了。那滑稽的、棒槌似的酒瓶子将窗外的阳光折射到室内，光线打到床单和粉刷过的墙面上，有一部分打到了挂在墙上的民谣吉他上，发出亮晶晶的闪光。而当他最终打算带着正面情绪，几乎是一种难以拒绝、难以割舍和否认的喜悦心情去注意那些空荡荡的、使整个卧室充满了一股稀薄的异味的时候，他竟然想把它们全部抛起掉，就像那些穷困潦倒而又对避孕措施和生育政策的知识缺少了解的家庭不得不，几近是被迫地把孩子拱手送给福利机构那样。他并不是对自己的收集癖好感到反感或是厌倦了，而是单纯地发觉到某种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突然涌现的偏差，是一种不匹配的迷离、惶恐与孤独感。从源头上来讲，他对那种叫做马普替林的药物以及那些把它们包围起来的塑料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爱意，他突然的狠心并不是由于这种敬畏和爱意的丧失而仅仅是来自环境的警告。于是他很乖巧而又怯懦地，只扔掉了几个收藏时间过长的瓶子，然后猛地走出卧室，走到厨房，为自己准备迟到的午餐。
第三天下午，在演出也是在乌日娜敲门之前，他就已经吸食了小半袋海洛因。墙上的钟表显示是下午四点半，演出是在晚上七点开始。他穿好那身没有弹性的、紧紧勒住身子的皮衣皮裤，用摩丝和啫喱水打理过头发后就坐在沙发上，身旁是那把曾被穿过酒瓶的阳光照射过的、栗色的玫瑰木吉他。乌日娜并没有迟到，虽然她从银行里赚回家的工资寥寥无几，但她对于时间的揣摩进而形成的时间观念是符合银行从业者的身份的。将近五点钟，她敲开巴图噶尔的门，并未进门休息，而是转身又走下楼梯，像是个搞恶作剧后马上逃离的孩子似的。
那辆樱桃红色的福特牌福克斯型号的轿车停在五金店门口，在渐渐阴暗、渐渐变得像橡胶般粘稠的暮色的映衬下，烤在车身上的红漆像是从车缝里流出来进而布满车身的、因氧化而变得黑黢黢的淤血。四个亮锃锃的镁合金轮毂显然是刚清洗过，透过同样锃亮、带有淡淡的清洗剂的香味的墨绿色的钢化窗玻璃，所有从这辆花里胡哨、彰显出某种挑衅意味与玩世不恭的个性甚至附着有一些精灵气质的座驾旁边经过的人，不管是高大的、步伐紧凑的、行事匆匆的政府工作者还是背着书包刚从学校的放学队伍里逃出来的小学生，他们都能清楚地、没有丝毫经过玻璃窗和空气杂质过滤地看见里面裸露着的纯本胺真皮座椅，那种深邃到极致的色泽和质地在外人——几乎是所有人，包括行家和对汽车一窍不通的人——看来压根就不该被关押在这辆廉价的车里，仿佛那种夸张的、轻佻的、不着边际般的颜色对它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是一种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侮辱和刑罚。可乌日娜是不在意的。她对于这种代步工具的认识又不同于她对化妆品和服饰的认识，这是超脱于她的家庭财富而独立存在、与关于引擎的时尚界格格不入的一部分。她在这种特殊的落伍状态下已经生活过很长时间了，几乎所有人都将她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视为一种高尚的谦虚和低调，只是没有人会去谈论那种色彩，尽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巴图噶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扣好安全带。放到吉他包里的玫瑰木吉他躺在后排座位上。他们在维多利酒吧门口停下来。酒吧外观装饰的普普通通，高高的门梁上挂有亚克力材质的、麻线连接着通透的珠体的门帘，帘子后面是新装修过不久的钢化玻璃门。除此之外，很难找到任何与酒文化、那些不惜代价的高消费群体的价值观有关的陈设，就连章一河所提及的那张浮夸的、从外省都能眺望到的海报都被撕扯了下来，因为墙体上还留有一大片粘住而不能撕下来的海报碎片，这种架势、这种场景所让巴图噶尔想到的无非就是他所代表的红星乐队正带着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准备席卷这个城市的音乐界时却被一家酒吧像踩蚂蚁那样给碾碎然后踩到泥土里去。但是他之后发现是小题大做了，因为当他走进酒吧时他发现里面基本座无虚席，而且每张桌子上都有各种品牌的鸡尾酒、啤酒或是果汁。吧台那儿只有阿木尔在不住地用一块抹布擦拭着酒杯。他们和他打了个招呼，接着便走进旁边的小门。
他们在博日格德的客厅碰面，苏图和阿勒坦都已经提前到了，他俩各坐在一张珍珠白色的帆布椅上，坐在沙发上正在用一个茶色的海波杯喝水的是博日格德。这本是他表哥伊勒德的酒吧，但在那由伊勒德制造的、震惊新闻界与高校圈之内的强奸事件并出人意料地自首之后，这家酒吧的所有权就由他的表弟博日格德继承下来，而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专门在温室大棚里种植蔬菜和一些柑橘、葡萄之类的水果的农民。这家伙自称是三十六岁，然而他的真实样貌比他用粗糙的、朴实无华且没有感染力的语言所描述的要年轻许多。他长了一张那种音乐剧演员似的脸膛，有棱有角的、轮廓鲜明的边缘部分是一些像是欧洲人似的、淡黄色的绒毛。他的眉毛仿佛是用煤炭画上去的，挺拔的鼻尖和鼻梁又使他像是在极圈地区生活的人。你不能说他没有经历过衰老，但至少从他的形体特征、言谈举止以及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神秘而来源不明的气味来看，他还是年轻的、充满青春气质的。这种表现形式也许是刻意的，也许是无意为之的。而一旦站在他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你就会发现他的年轻状态都是那个内心淫荡且龌龊的、造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甘情愿转让财产（即维多利酒吧）的表哥写那封自首信的结果，哪一个经历过这种中彩票似的、突然间拥有一处不动产的人会任由自己衰老下去呢，这种不算是使人一夜暴富但起码能让人在芸芸众生的苦难中出人头地的礼物总是稀有的、令人趋之若鹜的、能瞬间发挥作用的，更何况这件礼物的接受者是一位典型的农民呢。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正身处其中的这个空间、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那些装着酒精制品的玻璃瓶子对于他命运的意义。这时他已经将那个海波杯放到了茶几上，看着走进来的巴图噶尔和乌日娜，接着他看到苏图从帆布椅上平稳地站起来，手上多了一沓装着光碟的塑料盒。他朝站在客厅的巴图噶尔走过去，把那一沓光碟递给他。
“我不知道会来这么多人。”巴图噶尔一边接过唱片一边对着博日格德说。
“所以我让阿木尔把海报撕下来了，”博日格德说，“要不还会有更多人来看你们。”
“那不会能让你赚比平时更多的钱吗，这能为你未来的一段时间省下不少精力从而你可以抽出时间来去从事某些更有意义、更有诱惑力和产出价值更大的事业。”
“我正参与的并非就是没有价值的，虽然只是为那些茶余饭后到处寻欢猎艳、伪造自己身份的猎人们提供一个交换性欲的场所，但你知道这个场所面积有限、储备物资有限，理论上谁都能赚到那么多钱，但事实是你根本没法满足实际的理论需求。”
“这个你比我们都懂，我们乐队就是为你们这些商业人员服务的。”
“你们也许该准备一下了，离演出开始还有五十分钟。”
巴图噶尔把身体转向坐在角落里的苏图和阿勒坦。在那一对双胞胎似的帆布椅旁边的墙上，倚靠着同样装在包裹里的贝斯和马头琴，那两个包裹和巴图噶尔背在身后的包裹一样，都印有红星乐队的蒙古语字样和方方正正、仿佛是缩水后而显得干瘪的小巧的汉字。他朝着椅子上的那个旧战地记者和自认为与社会体制格格不入的大学生走过去，他那双沾满某种像是油渍似的脏东西的马丁靴踩在架空的木质地板上，发出间接而持续不断地咯噔声，显然他是带着某种蓄意似的意图和因发现乐器不齐全而产生的不满在行进，同时也不忘记实践那为自己特地量身打造的、只有瘾君子们才会表现出的奇怪的走路姿势。他把吉他包从背上取下来，倚到沙发扶手上，接着坐到博日格德旁边。
“我们没有准备鼓吗？”他问阿勒坦。
“已经在舞台安置下了，怎么可能会不准备呢？”阿勒坦轻佻地回答，显然他觉得这种要么是明知故问要么就是突然犯蠢的问题简直是对他那尚在襁褓之中的记忆力、专业素养的一种侮辱，他秉持着、怀揣着强有力的责任心保护着的那份不容许被蔑视、被践踏亦或是被粗鲁地挑衅的尊严使他不允许忍气吞声，然而他还是克制住了那份力量，继而回答了那个既有露阴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的浑蛋的问题。
“我相信你们会的，你们从不会让我失望，从来不……”
“话不是这么说的，”博日格德突然打断巴图噶尔，“所有人都承认你有点才气，但你最好收敛一些，要不在我赶你们走之前，红星乐队或许就解散了。”
乌日娜找了一把破旧的榆木椅子坐下。从进门那一刻起，仿佛这些整日里以蔑视彼此作为生存根基的男人们就是某种信号似的，她开始不住地、带着一种甚至都超过她坐在银行柜台前的兢兢业业的态度盯着手机屏幕，根本不在乎那些态度蛮横、自诩为社会精英的男人们在谈论或是仅仅是在炫耀什么。她时而眉头紧皱，两根保持位置对称的大拇指敲击着手机，时而牙关咬紧，手像鹞鹰鹰爪钩紧某种小型爬行类猎物似的攥紧整块手机，仿佛下一刻手机就要被她捏成碎片。然而这一切她都是以一种无声且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这压根也没引起那些男人们的注意。他们是群自私鬼，是的，这是体内分泌雌性激素的生物们的一致观念，他们总能耽溺于某种虚头巴脑的、能激发矛盾的话题，好似这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事。他们甚至能比家庭主妇们还要热爱八卦新闻，甚至比专业辩论家和滔滔不绝的演说家更能知晓语言和唾沫星子的特殊魅力，他们的音量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竞赛，是一场关乎尊严、雄性气质和胆量的比赛。看吧，他们根本没在意乌日娜，仿佛她就是个客厅里的、用于调节和缓和视觉疲劳的摆设。接着他们统统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艰难地使臀部脱离那些软绵绵的、承载着他们身体与灵魂重量的物质，投身于海拔更高、相对更稀薄也更新鲜的空中中去。苏图和巴图噶尔把各自包裹提起来，连同阿勒坦一起都跟随在博日格德身后。这时他们才喊了乌日娜一声，仿佛是被迫意识到这个保持缄默的摆设也是有生命的。
他们从那唯一的、通向酒吧内部的小门走进去，来到吧台的位置，阿木尔仍旧一声不吭地在用机械的动作擦拭着玻璃杯。从吧台的位置看去，能勉强凑合地看到安置在吧台对面的、只比地板高不到二十公分的舞台，舞台上铺了一张巨大的、海棠红色的、上下分别是纯棉与防滑橡胶垫的地毯，两侧摆放有高约半米的立式音箱，背面是一张无纺布的海报，上面写着“红星”两个艺术形式的、显然是加工过的字样。舞台上摆放着的是架子鼓、三只立式话筒，除了为阿勒坦准备的座椅外，舞台上并没有出现更多的、哪怕是垫在屁股底下防止粘黏尘土的坐垫模样的座位。但这些他们并不在意。出于好奇也是出于某种幸灾乐祸性质和纯粹的嘲讽目的，巴图噶尔一手扶在吧台台面上，另一只手紧紧攥住吉他包裹上的背带，朝酒吧里四处张望。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目标对象是谁，既不是某个妖艳的、展现着哺乳器官轮廓的魅力的女郎也不是某位追杀他或是被他追杀亦或是欠他钱的债务人，他只是在寻找那个龌龊的、油腻而肥胖的、虽然没有公开但巴图噶尔已经隐约猜到他患有性病的毒贩，因为他口头承诺过会到场，同时会捎带上一个他的客户。可是巴图噶尔没有找到他，这时他开始将毒贩这种职业与那种不守信用、卑鄙和下三滥的社会败类联系起来，虽然这只是出于瞬间的恼怒。
他的视野回到吧台，他看到乌日娜已经坐到了紧挨着吧台的那张桌子旁边，一直胳膊轻率地搭在钢木圆桌上，手上紧紧地、几乎是嵌入其中似的握紧一瓶科罗娜牌啤酒，另一只胳膊则悬在半空，手上握紧的、屏幕发出炙热的光亮的手机贴近耳朵。她的语速很快，从那种恼羞成怒的态度、挑衅般的语气和无拘束的谈话内容看来，电话那头一定是普敕巴尔斯。
“我发现了，你他妈的才真是个小贱货，你比那个小婊子还要下贱，你该好好地保护一下你根令人恶心的、丑陋的、黑黝黝的阴茎，小心它有一天会折断在那小婊子的胃里……噢，是吗？那你真是幸运啊……我还听你讲什么，听你讲你那见不得人的爱情故事吗……去死吧你，我可告诉你，离婚可以，财产我至少要带走七成……我不讲理？去死吧，去死吧！”
巴图噶尔看着乌日娜把手机摔到桌面上，屏幕朝下，他不敢保证手机屏幕依旧是像是几秒前那样完好无损的，他其实更可能相信那屏幕已经像沙子似的粉碎了。他听到乌日娜在语速飞快地低声咒骂着，然而根本听不清那些本来性质上是敏感的、令人产生警惕心的污言秽语，只有一连串蜜蜂似的嗡嗡声穿过他的耳道。他盯着她，像是在盯着一位正表演杂技、渴求博得掌声与喝彩的小丑那样，不只是他，几乎是在乌日娜的咒骂声辐射范围内的所有人，只要往她的方向看过去，就能看到她那一对在眼眶里翻来覆去地滚动着的眼珠子，只要有点社会经验的人就该知道或是猜得到，那是一种形式滑稽的、不讲清理的、以维护最后的尊严为目的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她比那些观察她的人更清楚自己刚才有多么丢人。巴图噶尔早就猜到会是这种结果，他这时是感到难为情的，这种难为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血缘关系的作用，同时他也贡献出体内过剩的、多余的情绪送给那掌管亲情的神经中枢——他心疼乌日娜。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他并没有因这种自发的情绪而做出任何有助于展现自我、缓和乌日娜悲痛情绪的行为，他最终还是手扶着吧台，和那些围在乌日娜周围用难以掩饰的好奇表情打量着她的、看热闹的人类一样。
博日格德这时已经离开吧台，往舞台的方向走去。苏图紧紧攥住电贝斯包裹的背带，下齿紧紧地咬住上唇仿佛是为了融进那种紧张兮兮的氛围；乌日娜依然在低声咒骂，只不过伴随着泪水汩汩流出，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巴图噶尔仍然没有找到那个行踪诡秘的胖子，但是他似乎不再恼怒了，他那嗷嗷待哺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迫不及待的感情已经流经了他全身的血管，逼迫着、催促着他走上那个舞台。这时酒吧里所有人都注视着博日格德，注视着这位从塑料大棚的温暖空气中诞生的、表情严肃、经历过比任何人都多的苦难的幸运儿，但是他们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那张张贴在舞台上的海报上，准确的说是在海报上的那几个艺术字体所代表的那群形态各异、没有任何迷人的相貌可言的年轻男人身上。巴图噶尔这时也盯着博日格德，他就像那些坐在座位上露出沧桑的惊喜表情、嘴里咀嚼着残留在牙缝间的酒精味道的顾客们一样，仿佛是在行注目礼，等待着一位新任领导人上台发表就职演说，或仅仅是在等待一位法官对自己的宣判。这一刻，他仿佛不再思念海洛因的味道，不再将收集空药瓶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不想再狂妄地赤身裸体，不再纠结自己那善变的、虚无缥缈的性取向，不想再观赏某部啰里啰嗦、逻辑混乱、通过胡诌剧情来吸引单身男女们的肥皂剧，这一刻他似乎只想张开嘴巴，使自己那酝酿许久的声音通过麦克风释放出来，使它们像是丝绸般在空气中流动。突然他仿佛清醒过来，观察自己四周：一个一边啜泣一边嗫嚅的银行职员、一个离职的、对他产生了雄性诱惑力的战地记者、一个狂妄的大学生，以及一群等待自己支付的酒钱发挥价值的酒鬼们，他们都看向同一个方向，看向那个正在行走的男人。
博日格德脚踏上舞台，手轻轻握住话筒支架，像是位歌手那样，最后他终于开始说话：
“让我们欢迎红星乐队，欢迎他们为我们演唱披头士的经典专辑，《修道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