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硝烟炮火中的乐观主义者

选择自杀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多一些，还是悲观主义者多一些呢？

小时候不懂事，凡事总是“想当然”，那时候我坚信，自杀是件消极悲观者的事。可随着年岁渐长，逐渐开始思考，极度悲观是否因为对生活有着极其乐观的向往，才使人在愿望落空、期待化为泡沫时，那么地绝望、无助，乃至于走到放弃生命这一步。

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前，首先要明晰乐观与悲观的区别。我只说我眼中两者的区别，我认为所谓乐观，无非是对生活怀有一丝“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期待；悲观则恰恰相反，悲观者对花花世界的万千事物，全无兴趣可言。

无所谓好坏得失，便无谓期待落空与否。选择放弃生命的人，多半是因为期待一次次落空，渐渐发酵成为绝望，被残忍的生活永久地夺去了“活着”的念想。期待落空是乐观者的墓志铭，是悲观者不曾在意的日常。

缘何会有如此看法呢？茨威格及其《昨日的世界》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茨威格死于服毒自杀，1942年2月22日，他和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里，双双服毒身亡。如若有人因此认为茨威格是一个懦夫、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定然可以指责这人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自大者。茨威格成长的时代，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科技蒸蒸日上，发展和进步的列车一路狂奔，在这样的岁月里，憧憬未来、坚定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期待，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浸润在欧洲文化中的茨威格，他纵情挥洒对文学与艺术的热忱，并期待着明日的世界能越来越绚丽。

可是，列车如果跑得太快，超过了轨道铺成的速度，脱轨便是迟早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把一切期待、梦想、美好击得粉碎，“文明”崩坏、“理性”尽失，“吃人”的战争机器狠狠地从人们身上碾压而去，掀起一地名为绝望的粉尘。茨威格所深爱的、为之骄傲的欧洲文化，辜负了他的一腔热忱与希冀，内心深处所坚信不疑的文明摇摇欲坠。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受了重创的欧洲大陆开始复苏，欧洲人民怀揣着明天会更好的侥幸心理，开始重建未来世界。这个时期，表面上的国泰民安，让茨威格作品迭出、声望渐盛，他也逐渐恢复了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后来的事不必多说，乐观派们总说：不可能会变得更坏了，但事与愿违，法西斯用武器和偏激的思想，将暴虐和战争刻入欧洲大陆的肌理之中。1938年，德国吞并了茨威格的故乡奥地利，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顷刻之间堕入了地域。后来，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提及那段时期时写道，“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救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

奥地利沦陷，茨威格失去了护照，成为了无土可依的流亡者，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奈和孤独”，在奥地利，他被划为受歧视和驱逐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他又是“来自敌国”的人，受尽排挤和孤立。当承载着美好与希望的泡沫被戳破，曾坚信未来将一片光明的乐观主义者，被无情地推入了绝望的深渊，那里暗无天日，本就习惯黑暗，从不向往光明的人，自然觉得无关痛痒。可对一寻求光明的人而言，在无妄之灾裹挟而来的黑暗之下，终日提心吊胆，又岂能酣睡。

最终，茨威格无奈之下流亡美洲，写下了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昨日的世界》。他曾认为，文化和知识可以影响大众，为欧洲大陆带来文明和进步，可也许文明终究无法战胜人的本能，“野蛮残酷和原始的毁灭冲动在人们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幻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却只能对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袖手旁观”。乐观主义者终究被硝烟炮火蒙住了向往美好的灵魂，选择不再继续苦等光明、死守未来。

时势造英雄，时代的烙印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当作为读者，静静旁观他们那代人的经历与生活时，总会在只字片语中找到一些熟悉的痕迹，这些痕迹是人的本性所刻出的一条贯穿历史始终的线索。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和20世纪早期的奥地利人一般，天真愚蠢，那么我们是否能足够幸运，可以一直简单愚蠢下去呢？在硝烟炮火袭来之际，所谓的文明，又能留下几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