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硝烟炮火中的乐观主义者

选择自杀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多一些,还是悲观主义者多一些呢?

小时候不懂事,凡事总是“想当然”,那时候我坚信,自杀是件消极悲观者的事。可随着年岁渐长,逐渐开始思考,极度悲观是否因为对生活有着极其乐观的向往,才使人在愿望落空、期待化为泡沫时,那么地绝望、无助,乃至于走到放弃生命这一步。

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前,首先要明晰乐观与悲观的区别。我只说我眼中两者的区别,我认为所谓乐观,无非是对生活怀有一丝“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期待;悲观则恰恰相反,悲观者对花花世界的万千事物,全无兴趣可言。

无所谓好坏得失,便无谓期待落空与否。选择放弃生命的人,多半是因为期待一次次落空,渐渐发酵成为绝望,被残忍的生活永久地夺去了“活着”的念想。期待落空是乐观者的墓志铭,是悲观者不曾在意的日常。

缘何会有如此看法呢?茨威格及其《昨日的世界》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茨威格死于服毒自杀,1942年2月22日,他和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里,双双服毒身亡。如若有人因此认为茨威格是一个懦夫、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定然可以指责这人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自大者。茨威格成长的时代,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科技蒸蒸日上,发展和进步的列车一路狂奔,在这样的岁月里,憧憬未来、坚定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期待,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浸润在欧洲文化中的茨威格,他纵情挥洒对文学与艺术的热忱,并期待着明日的世界能越来越绚丽。

可是,列车如果跑得太快,超过了轨道铺成的速度,脱轨便是迟早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把一切期待、梦想、美好击得粉碎,“文明”崩坏、“理性”尽失,“吃人”的战争机器狠狠地从人们身上碾压而去,掀起一地名为绝望的粉尘。茨威格所深爱的、为之骄傲的欧洲文化,辜负了他的一腔热忱与希冀,内心深处所坚信不疑的文明摇摇欲坠。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受了重创的欧洲大陆开始复苏,欧洲人民怀揣着明天会更好的侥幸心理,开始重建未来世界。这个时期,表面上的国泰民安,让茨威格作品迭出、声望渐盛,他也逐渐恢复了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后来的事不必多说,乐观派们总说:不可能会变得更坏了,但事与愿违,法西斯用武器和偏激的思想,将暴虐和战争刻入欧洲大陆的肌理之中。1938年,德国吞并了茨威格的故乡奥地利,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顷刻之间堕入了地域。后来,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提及那段时期时写道,“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救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

奥地利沦陷,茨威格失去了护照,成为了无土可依的流亡者,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奈和孤独”,在奥地利,他被划为受歧视和驱逐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他又是“来自敌国”的人,受尽排挤和孤立。当承载着美好与希望的泡沫被戳破,曾坚信未来将一片光明的乐观主义者,被无情地推入了绝望的深渊,那里暗无天日,本就习惯黑暗,从不向往光明的人,自然觉得无关痛痒。可对一寻求光明的人而言,在无妄之灾裹挟而来的黑暗之下,终日提心吊胆,又岂能酣睡。

最终,茨威格无奈之下流亡美洲,写下了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昨日的世界》。他曾认为,文化和知识可以影响大众,为欧洲大陆带来文明和进步,可也许文明终究无法战胜人的本能,“野蛮残酷和原始的毁灭冲动在人们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幻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却只能对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袖手旁观”。乐观主义者终究被硝烟炮火蒙住了向往美好的灵魂,选择不再继续苦等光明、死守未来。

时势造英雄,时代的烙印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当作为读者,静静旁观他们那代人的经历与生活时,总会在只字片语中找到一些熟悉的痕迹,这些痕迹是人的本性所刻出的一条贯穿历史始终的线索。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和20世纪早期的奥地利人一般,天真愚蠢,那么我们是否能足够幸运,可以一直简单愚蠢下去呢?在硝烟炮火袭来之际,所谓的文明,又能留下几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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