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0 - 草稿

              知青队里的那些事儿

81年我高考落榜成了待业青年,灰溜溜的进了小集体当了知青。那时有门路有点靠山的知青都能干上出力少挣钱多的俏活。比如做出纳员、电工、押运员(押送森运原木,防止小径级原木和短材原木进站时被偷走),也有的走后门去当了兵。

只有多数父母没本事的知青像农民一样夏天种地、割灌、铲树苗,冬季采伐、清林、割木耳材。

那时大帮哄干活时,队长在眼前监工,知青们就铆劲儿干,队长一走就磨洋工混时间。队长就常常采取计件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即使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也未必能多劳多得。

记得82年秋天,我们在一大片陡坡上刨土豆。两人一组,划片刨。验收时队长任意圈出一块地再刨,根据落下土豆的数量扣掉工分。

队长来回溜达,吆喝监督着几十号人快点儿刨,刨干净。

我和娟儿一听干计件,就起早贪晚拼命干,还要尽量刨干净怕验收时扣工分。我俩都是20来岁的好年龄,练得浑身是劲儿。刨土豆根本不愁,愁的是往山顶背土豆(山那边才有路)。

山地坡陡,一背筐八九十斤的土豆把我俩压成了大勾虾,四爪着地呼哧带喘爬上山顶,秋老虎的骄阳让我们汗如雨下,大滴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近视镜也顾不上擦。

等在山顶买土豆的几位三公里立新小学的男老师见此情景唏嘘不已。我一个落榜青年见到他们真是羞愧难当,更不愿老师们看到我的狼狈样,只是无处可逃。

我和娟儿每天都认真刨出900多斤甚至一千二三百斤土豆按时送到山顶指定地点。

几天之后,计件定额标准出来了,以我和娟儿为标准,刨出900斤才给十分工。那些深谙队长老狐狸心理,每天不紧不慢保持五六百斤的户员们咬牙切齿的骂我和娟儿是傻狍子,害得他们不挣钱。我俩后悔难言: 我们俩出的力比谁都多,我们就多挣钱了吗?

这样被骗的事情经历多了,我们对小集体这个单位也爱不起来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队里也种起了人参。因为是集体的,参地几乎不用花钱。森林皆伐后的土地哪里肥沃用哪里。

那时种参的人不多,人参价格也高。刨大土的活知青们就干了,很少雇佣外包工。那时候没有钩机,没有旋耕机。全是手工操作:先清理干净地面的杂草灌木,用炸药崩掉树桩后,拣净石头,刨除草根树根,用筛子把土里的杂物筛净整好参床。这么高强度的累活事先明码标价,刨一丈大土给多少钱,知青们的干劲儿也高。

那时塑料布贵一些,集体户的参棚有一部分是用油毡纸苫的。低矮的参棚罩上黑乎乎不透光的油毡纸,棚下阴暗凉快,参苗见不到阳光长的也慢。后来废除了油毡纸,全部换上了透光性能好的参膜,产量大增。

酷热的伏天,我们在参地拔草排水。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尼龙网绳,笼住参膜用的是弓条帘子。用细铁丝把弓条( 类似于架豆角的架条)串成帘子压在塑料布上,再用铁丝把帘子固定住。

帘子勒紧了,参膜有些地方就凸凹不平。连阴雨会使凹处的塑料布积水下沉,形成一个个吊在参棚下的水葫芦。从参串两头看进去,一二百米长的参棚内,水葫芦高高低低大小不一很是壮观。如果是个人家的,那不吃饭不睡觉也要马不停蹄的排除水葫芦。

排除不及时水就越积越多,水葫芦越来越大,最大的能存两挑多水(塑料布的质量也真好,尤其是那种黄色的参膜)。要么把参棚压趴架,粗壮的人参被拦腰压断,要么参棚被压断柱脚,或压得走了形得重新修理。

遇到大水包,我就钻进参棚里,哈着腰用手托,用肩扛,用头顶把水葫芦里的水掀出去。伏天的雨水落进参地里,人参会烂。

人参地里就没有轻快活,整个夏天六个多月都几乎是跪在地上完成施肥、松土、拔草、摘参花、掐参籽,直至深秋的起参和栽参。累到极限时也感到是一种煎熬,好在我们年轻的脑瓜里总是对前程充满着幻想,憧憬着哪一天能当上全民工,让世人高看我们一眼。

那时我们多么羡慕那些商店的营业员,学校的老师,还有连想都不敢想的机关小科员,最牛最让人眼红的是粮店卖粮的。我总在心里猜测: 他们家一定不会是每人每月二斤细粮,一定会吃许多大米白面的……

唯一的娱乐活动一一半个月来一次的电影会让我们奔走相告欢欣雀跃。

至于刨参后卖多少万,能滴到每人头上几星雨点儿,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了。

冬季采伐是又苦又寂寞的活。组员们包片儿单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片林子里放树、打枝桠、扛运小件木材归到路边。四米长20来公分粗的原木死沉死沉的,扛在肩上咬着牙打着晃,在深雪地里蠕动,热汗直淌。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厌恶大雪的。

中午吃饭时大伙聚拢在一起,点燃一堆柴火烤饭取暖。我们把玉米面饼子穿在木棍上伸到火堆上烤热,最好能在火炭上烤成焦黄的脆皮儿才好吃,死面饼子好烤,如果是发面的纯玉米面“馒头”,早晨又在锅里热过的,中午从饭盒里拿出来直掉渣,根本拿不成个儿。饥饿的我们捧着饼子吃着咸菜条儿感觉好香,比现在吃大鱼大肉还香。

也许是因为家贫吧,那时我真的很想挣钱。夏天集体户向林场包活铲树苗。户员们嫌单价低不挣钱,早上八点多下了送人车,再走上半个小时的山路到达现场,大家干上一两个小时就歇工了。

都是20郎当岁的小青年,天性活跃。有的去河里捉鱼,有的爬上树梢放声歌唱: 春天来到了车厢里,带来了多少温暖和情义……

我茫然的看着这一切,心里那个急呀!  我想挣钱,哪怕一天挣一元也有奔头。可我总不能自己干呀,我就是个炸弹大家均摊我能挣多点儿? 铲树苗结束时最惨的时候每天才挣一毛九分钱。年轻力壮的小青年竟赶不上林场从六道沟农村雇来的外包工,人家有的五六十岁了,每天除去外包头的“扒皮”还能挣接近两元呢。我就去薅婆婆丁、曲麻菜、拣明子,要不就捧一本书躲在角落里看,反正不让自己闲着。

晚上收工时,我大捆小提溜的,肩扛手提往家走。惹的娟子嘲笑我像个老社(农村社员)。

那时候看不到招工的希望,什么时候能逃出集体户谁也说不准。白天,我们说说笑笑,其实内心充满了迷茫和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写信寄给临江三个要好的女生。她们也隔三差五给我写信,看着她们飘逸流畅的字体,我像捧读情书一样亲切。盼信成了我唯一的快乐!  那种如饥似渴的盼望到了中年以后我再也体会不到了。

我们在信中吐槽身边的不公,读书无望的挣扎。那时我们是那么“纯洁" ,连一些人的不思进取只会打情骂俏都深深厌恶。

我们从校园你追我赶分分是命根儿的浓浓学习氛围里,猛然被抛到杂乱市俗的社会染缸里,茫然无措,跌跌撞撞。我们倾诉着心中的苦闷无聊,互相鼓励打气,决不放弃学习,为将来的有朝一日储备能量。

后来,户里的两个男生考上了技校,我考上了代课老师,离开了让我心酸迷茫的集体户。

你可能感兴趣的:(2019-08-20 - 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