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时光

新世纪伊始，我们工程处在外没接到啥业务，于是都回到老家县城的公司上班。一个会计，一个釆购，一个预算员，加上我们领导，平时待办公室，正好凑一桌。我当时是会计，预算员是位帅气的小哥，小伊，省城工程院校正规科班出身，刚娶了媳妇儿，骑一辆酒红色踏板摩托车，很拉风；釆购员吕叔，五十多岁，行伍出身，但人很瘦，两鬓白发，人显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很多；领导，姓段，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人很精神，走路带风儿。

那时候上班不紧，稀稀拉拉，九点半十点的样子，人能凑齐。我去的比较早，洒扫庭除、烧好开水候着。不多会儿，吕叔从公司大门口一步跟一步，飘然若仙地走来。坐办公桌前，我帮他泡一杯茶，他戴上老花镜，开始忙活他要报销的单据。我的工作不怎么忙，也就月底平帐的时候干个一天半天，足够应付了，平时收收单据，做做凭证，空暇时间，也会力所能及，担负工程处其他琐事儿。这时候领导骑一辆小木兰停在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下，与院子里的人打打招呼、开开玩笑，就进了屋子。领导没啥其他的爱好，除了扑克。我帮他泡杯绿茶，他边喝茶边打电话，有业务方面的，有联络酒局的，有催收帐款的……，一拔电话下来，小伊姗姗来迟，摩托车停在公司门口的车棚里，把玩着车钥匙扣上的挂件儿，款步走来。

“打一把”，领导说，半是招呼半是命令。四个人开始打升级，领导和吕叔搭手，我与小伊一伙儿。我的牌技很差，隔壁办公室来人串门，我会识趣地马上让贤，端茶倒水伺候他们。

时有外面来客拜访，有领导的同学、亲戚、生意伙伴，同乡旧谊等等，这需要安排酒局，熟客儿或者一般情谊，会在公司门口的小店，金发酒家或者银发菜馆吃，金发去的多，老板姓刘，老夫妻张罗生意，主要来客是我们公司各科室人员，以及酒店毗邻的农业银行。领导喜欢吃老刘做的咸鱼炖茄子、虾酱炒蓬篙、猪皮肴肉、葱丝儿狗肉，老刘老婆做的臭豆腐、韭花酱好吃，每次吃饭，她总是送两碟上桌。银发也去过几次，老板是个年轻人，每次去态度不咸不淡，加上菜也没啥特色，后来招了三两个陪酒的小姑娘，价格上去了，我们也就不去了。

有时候县里面科局委办头头脑脑或者重要客户来，招待会安排在科技大酒店——科委开办的招待所，后来也被人承包了。这家酒店装饰新潮、典雅奢华。服务人员受过专门培训，统一着装、面含微笑、举止得体，讲普通话。再加上厨师是从外面请来的传统鲁菜大厨，手艺精湛、菜品考究，周围单位的重要接待大都放在科技大酒店。重要来客也需要重要的人来陪，才显得有面子上档次，每次重要酒宴，领导会站在窗前，满面含春，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拔通有身份的大人物的电话:“喂，领导，讲话方便吗？想请您吃个饭呐，谁谁谁在呢！主要他想见您。”“喂，领导，到哪儿啦？烫上酒了，不急不急，等您等您！”“领导，一定来啊！到到场就很给兄弟面子了，来，少喝盅儿，就一盅还不行啊！”大多情况领导会来捧捧场，喝三杯两杯，表达情谊，转而奔赴下一个场。也会有不来的时候，领导们日理万机，还是忙的时候多。酒足饭饱之后，剩下的事就由我来操办，到服务台看看菜单儿，核查一遍，准确无误，大笔一挥，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落上我的大名。结帐一般会在年末岁尾，我要用脑袋记住每一次招待的缘起和过程，以及都有谁来过，领导脾气火爆、对待费用报销异常苛刻，答不上来，只能自己掏包消化，那时候工资不高，一个月有时候不值一餐饭钱。

我们领导虽然个性暴烈，但从不欠帐，一到年底，材料费、人工费、招待费立地结清、决不含糊，所以在周边的商户那儿，极有口碑，除了饭店，还有两家做特产的，跟我们工程处有往来，一家姓公，是一位三十几岁的胖少妇开的，她的对象在县里给领导开车，人脉广、路子多，所以小公的生意很火，另一家老板姓胡，五十多岁的下岗职工，人很谦和，东西实惠，老两口做人也客气，逢年过节会灌几斤香肠送给我们。我们每逢节令走访客户会到这两家拿货，我记得通常是边家干煸辣肉丝、蒙山全蝎酒、银麦啤酒、蒙山妹子小抓鸡、孟良崮酱菜、巩氏蜂蜜、王家麻油等几个品种据多。

我那时候县城的同学多，大都在不死不活的单位上班，工资不高，日子清苦，常到我这儿来打牙祭，估计是有吃大户之嫌，他们可能认为，我吃饭拿东西能签单（可是签单不代表可报销啊！），金发的老刘很体谅我，切盘儿猪头肉，炖盆丸子汤，送盘臭豆腐、一碟韭花酱，帮我应付过去。也有同学走亲访友没钱，我和老胡打招呼赊给他们，老胡生意尚可，做人爽气，对我一向有求必应，很给面子。

年底我会拿年终工资与金发老刘结酒钱，再到卖特产的老胡那儿釆购些过年礼品，手里的活泛银子就不多了，累了一年，兜比脸干净，心里空落落的，我想起当年曹雪芹的不堪，我又何尝不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呢？

第二年小伊辞职，拉起一帮队伍在济南干得风生水起，吕叔去了北京，吕叔儿子争气，当兵没几年就考上了军校，毕业后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的警卫工作，女婿在北京开展工程项目，做得很有声有色。吕叔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很幸福。我被派往上海，我们领导在松江接了工程，我负责财务和后勤。

2014年，我辞职应聘了上海一家消防器材公司，从零开始做销售。那时候三十几岁，不为别的，只想换一种活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只想搏一搏仅此而已。辞职后的那一年的冬天，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班车，回到老家，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一夜酣甜的梦如同忘情水，把一年的辛酸与疲劳，冲洗得一干二净，推开窗，一片银妆素裹的世界，夜里下了场厚厚大雪。我听到院子外摩托车的声音，接着是一位顶着一头白霜的老人走了进来，老胡站在院子里，提溜着头盔，哈着热汽，紧裹着一件黄军大衣，打了护膝，牛皮翻毛皮鞋上沾满了白雪，竟然是老胡。

老胡从县城冒雪驱车几十公里，来到我乡下的老家，中途不知问了多少人。老胡是找我要钱来了，一笔900多元的欠条儿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名字签的是我的名字，字迹却丁点儿不像，“你有个同学来拿的，他以前也和你一起来过店里。”老胡说。我想起了谁的字体，我也想起谁来了。“当时我应该问问你，但没找到你的联系电话。”老胡很愧疚。

“没事儿，老胡，这钱我来给。”我把老胡邀到堂屋，母亲和妻子早已备好了饭菜，老胡一下张惶无措，执意不肯坐下吃饭。

“胡大哥，一定喝杯热乎酒，这么冷的天儿，暖暖身子再走。”我一把拽下老胡，我们对桌而坐，那天老哥俩儿大话桑麻，畅聊过往，不觉间干下去一斤白瓷瓶的蒙山特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