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没有局外人

加缪的《鼠疫》，有解读为象征小说的，有解释为哲理小说的。但作者在文中反复提及以“纪事体”的方式，并强调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作者没有故弄玄虚，这确实是一部虚构的忠实的纪事小说。

整个故事以鼠疫爆发，和鼠疫战斗，战斗胜利为线索，解构为五部分，既统一于一个整体，又突出各部分的侧重。第一部分设台置景，奠定基调，交待人物，预设伏笔。开头即陡起波澜，老鼠成群死去，市民各种的猜疑议论，形成了紧张危险的压迫感。第五部分，故事结尾，伏笔全部揭开，回应前文铺垫，概括主题，升华作品思想和艺术境界。这两部分陈述都很简洁，毫不拖泥带水。

第三部分篇幅最短，但含意最深。没有人物对白，没有具体疫情描述，全部是作者沉着的叙述。全城人人都低首下心，集体“步入鼠疫的法则”“已经没有了初期那种火辣或尖刻的情绪”“平屋顶晒台仍然沐浴在残照中，但是升上去的不再是往常构成市井语言的汽车和机器的轰鸣，而仅仅是嘈杂的脚步声和低沉的话语，那是在沉重的天空里，成千上万双鞋按照瘟疫呼啸的节奏痛苦地移动，总之是无休无止的踏步，汇成令人窒息的声响，渐渐充斥全城，而且夜复一夜。”瘟疫到了最猖狂的时候，与鼠疫的战斗到了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者冷静的笔触尤如手术刀，锋利地划开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猖獗的疫情下人们几近崩溃的心理，把整部小说带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这一部分，既是对第二部分疫情初起到肆虐愈烈的逻辑上的承接，又是对第四部分，与鼠疫最关键、最惨烈战斗高潮的一次推波助澜。这一结构设计，仿若隐在大洋深处的激流，使通篇貌似平缓的记述，收到了静水流深的艺术效果。

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把所有的浓墨重彩都涂抹在与疫情的战斗这两个阶段。前者，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有的勇敢地迎上去，有的观望，有的麻木，有的逃避，人物性格有充分的暴露空间，故事情节具有足够的推进纵深。后者，疫情猛烈到绝大部分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不同人物的命运在此有了最终交待，人性的检验也达到了最高的强度，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主人公医生里厄是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他具有领导的预见力和果敢力。大部分人还在猜测，市政当局还在犹豫不决之时，里厄以丰富的常识、果敢的勇气证实，这就是鼠疫，敦促当局“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把应对鼠疫推向了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轨道。

另一个主人公塔鲁，是事件的记述者之一，也是应对鼠疫的志愿者中最重要的组织者。他坚持“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他和里厄是精神上的挚友，也是并肩抗击疫情的战友。他们都不是高唱英雄主义的鼓动家，但不约而同的都是不以任何理由逃避生活，脚踏实地的行动家。里厄认为自己所做的，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他说“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基于这样的认识，里厄在最早认识到鼠疫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离开，哪怕他有送妻子去城外疗养这个任务和义务。塔鲁深知，担当志愿者九死一生，却义无返顾。他们行动散发的光芒，感染了“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的格朗，让一心想要逃出城的记者朗贝尔认识到“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赢得了“说得好，做得更好”的神父帕纳卢，最终汇聚了战胜鼠疫强大的集体力量。

《鼠疫》中，作者的真知灼见，以人物的对白和心理活动予以呈现。但他没有赋予人物激昂的高调阔论和凌人盛气，而是用朴实平和的语气，冷静理智的陈述，推进平缓的节奏贯穿其中。“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但这不成其为停止战斗的理由。”“跟痛苦耍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人要为自己所爱而活着，而死去”。里厄尊重朗贝尔出城与妻子团聚的选择。他说“在这人世上，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然而，我也离开了，却弄不清到底为什么。”塔鲁说只要有机会，人人都如此。里厄一语双关，“我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给别人提供机会。”这种机会既是肉体康复的机会，也包括精神升华的机会。

天灾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在结尾部分，作者用书中人物的话来点题——“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生活面前，没有局外人，有的——只是做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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