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研究、学科都有其假设条件，只有设置了这样的条件，研究才得以进行。数学几何中称之为公理（公设），不管一个研究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前提假设，但都可以推论出来。当一个学科发展越成熟，其假设条件就会变得越隐形，成了该领域研究者们默认的前提。
然而，前提条件总会出错，最知名的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第五公设：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这条并不简介的假设争论长达数千年，并且最终在19世纪诞生非欧几何。
同样，经济学的假设：即理性人（或经济人），在18世纪由亚当·斯密所奠定，虽然斯密本人并未把人当作完全理性的，这一点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可以看出来。然而，这项假设却一直以来被当作经济学的基础，甚至是其他社会科学也使用了理性人的假设。
比起欧几里得几何，在经济学诞生不到200年，在20世纪便出现了对其假设前提的批判，例如西蒙有限理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等。到了1970年代，心理学发生了认知革命之后，直接对这个假设前提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诞生了一门叫做“行为经济学”的学科。
学科中假设前提的转换，可以用库恩的“范式转换”来解释。使用以前经济人假说，的确诞生了很多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有些有用，有些并不与现实相符，对此的批判可以参阅塔勒布系列著作。
我们回到演化心理学上，这门学科诞生的更晚，同样在1970年代左右，由哈密尔顿、威廉姆斯、特里弗斯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在后来由E.O.威尔逊、D.西蒙斯、托比和科斯米德斯从社会生物学转化为演化心理学，当今最知名的学者就要数斯蒂芬·平克了。
演化心理学的确提出了很多有趣和有用的研究，然而这样正在建设的大厦，并未将其建在牢固的基础上。并不是其前提达：尔文的演化论出错了，而错在了第二层中级理论。
以戴维·巴斯这本更新了四版的演化心理学教科书《进化心理学》为例，巴斯将达尔文的一般进化理论作为基础，这点是没错的，然而在中级水平的理论中，几项理论基础都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尤其是以汉密尔顿亲缘选择理论为核心多奠定的演化心理学基础：广义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
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的核心就是指汉密尔顿规则，简单来说，就是生物具有辨识亲属的能力，通常是帮助离自己血缘最近的亲属，依照遗传度降低，帮助程度也降低。例如，你对于自己亲兄弟姐妹的帮助，就超过了对于表堂兄弟姐妹的帮助。
以此为基础，巴斯等人做过一跨文化调查，并被不同研究者所验证，那就是帮助与亲属关系密切程度成反比。
对于遗产分配、祖母帮助等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情况。
然而，这种研究犯了典型的统计学错误，研究只调查了人类或者具有亲属选择倾向的特例，而对于大多数动物并没有帮助亲属的情况视而不见。
的确，很多动物都能够识别亲属，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动物都会帮助亲属。来自动物学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动物中，极少会有和亲属分享食物的情况发生。人类也只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例子。
而且，在亲属间进行合作或分享，并不代表广义适度，或证明亲缘选择理论的正确。如果把合作看作更为广义上的，例如细胞和细胞之间，DNA和线粒体之间都会合作，人类之间的合作也是出于“本性”，亲属互惠只是其中的一个较小部分。
再回到经济学中来，亚当·斯密以及随后的经济学也早就指出了，专业化和互相交换，能够提高彼此之间的合作。只要有一种机制，解决“搭便车”者，那么自发的合作就会产生。
群体所产生的文化，包括制度、惩罚措施和流言蜚语等其他手段，能够将“搭便车”者排除，这种文化就奖励合作者，而群体中“自私的基因”就难以拥有立足之地。
从汉密尔顿到道金斯以及其他基因作用于个体的研究者，潜在的支持了经济学和哲学领域里的自由主义观点，自私会导致公利。这种观点在西方尤其盛行，而支持群体选择的人，就容易变成社群主义，就会变成集体主义，最后专制主义。
虽然道金斯等学者并不大会承认自己这种理论的政治倾向，但非常显然的，他们致力于批判E.O.威尔逊等人群体选择的观点(见我的文章《道威争霸之战》)，威尔逊是研究蚂蚁的真社会性的，这种论点很容易垮向集权主义的理论中去。
对于德国和苏联等社会的担忧，然这些学者有所倾向也可以理解，但这种倾向变成了一种理论坚持就不再是科学家应有的观点了。
因此，承认人等灵长类动物具有遗传上的等级观念，并不等于说我们一定要活在具有严格等级观念的社会中，我们毕竟超越了黑猩猩成为人，我们也能够建设更加平等的社会，我们比起他们，还有一层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的建制若无法为自己的社会在与其他社会竞争中胜出，自会改变这种建制。
当然，这并非为了现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