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就再也不用担心荒年的问题了。孩子也永远不用挨饿入睡。”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的状况。
就算今天,仍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大企业、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35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他们到了35岁,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每家得有两部车,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去国外的假期。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放下一切,回去野外采果子挖树根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让我们用现代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有许多本该会让生活轻松省时又如意的发明,像是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电话、手机、计算机、电子邮件等等。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手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再走到邮筒那里去寄。想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是几个月。至于现在,我可以随手就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而且如果收件人在线,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确实省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可惜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响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10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绝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相信人权,美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持续了250年。如果不是广大的投资人和银行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连一天也不可能继续存在。
犬儒主义不相信秩序
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就住在一个桶里。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做日光浴,当时权倾天下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来找他,想知道他是否需要些什么,而且保证自己会尽力协助。第欧根尼回答:“确实,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麻烦你移动一下,别再挡住我的阳光。”
不管是基督宗教、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谟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恩利尔和马杜克这两位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方式。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亚当·斯密(AdamSmith)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相信平等的概念,所以富人家的子弟穿起牛仔裤,觉得这是种时尚。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
1.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虽然这些想象建构的秩序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但它可以与真实的世界紧紧结合、密不可分。像是今天大多数西方人都相信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价值,而不受他人看法的影响。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道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在现代西方学校里,老师和家长会告诉小孩,受到同学嘲笑并不用太在意,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别人不见得了解。
然而,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就没有个人主义这一套。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阶级、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被别人嘲笑”就成了莫大的侮辱。而当时的贵族也会告诉孩子,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名声。
2.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多数人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象,但事实是我们从出生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象之中,而且连我们的欲望也深受其影响。
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例如现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那些欲望,都是建构在已经为时数百年的虚构故事上,包括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我们常常告诉朋友要“随心所欲”,但这里的“心”就像是个两面间谍,听从的常常是外面那些主流的虚构故事。于是“随心所欲”不过也只是结合了19世纪浪漫主义与20世纪的消费主义,再植入我们的脑海罢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旗下雪碧的广告词就是:“相信你的直觉,顺从你的渴望。”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新车、新衣服、有机食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清洁工、心理咨询、瑜伽课)。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个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
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卖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真正卖的可不是机票和饭店房间,而是旅游中的经验。所以这样说来,巴黎的重点不是城市,印度的重点也不是国家,而是它能提供的经验;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如果是古埃及有钱人和太太吵架,带着她去巴比伦度个假绝对不会是选项,反而可能是为她建个她梦寐以求的华丽陵墓,那才会让她心花朵朵开。
3.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
就算假设借着某些超自然的力量,我让自己的欲望跳脱出了这个由想象建构的秩序,但我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想要改变这个秩序,我还得说服数百万的陌生人都和我合作才行。原因就在于: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解释一下“客观”、“主观”和“主体间”的不同。
客观,主观和主体间的事物:
“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例如“放射线”,就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早在人类发现放射线之前,放射线就已经存在;而且就算有人不相信有放射线存在,还是会受到它的伤害。像是发现放射线的居里夫人,就没想过多年研究放射性物质会伤害她的身体。虽然她不相信放射线会对她有害,最后她还是死于因为过度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造成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主观”事物的存在,靠的是某个单一个人的意识和信念。如果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这项主观事物也就不复存在或是跟着改变。像是许多小孩都会想象自己有个只有自己看得到、听得着的朋友。这个想象中的朋友只存在于孩子的主观意识中,等孩子长大、不再相信,这个朋友也就烟消云散。
“主体间”事物的存在,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就算有某个人改变了想法,甚至过世,对这项事物的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是这个网络里面的大多数都死亡或是改变了想法,这种“主体间”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或是消失。之所以会有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其目的并不是想存心骗人,也不是只想打哈哈敷衍。虽然它们不像放射线会直接造成实质影响,但对世界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是这种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概念想法:法律、金钱、神、国家。
让我们再次以标致汽车作为例子。这家公司并不是标致执行长自己心中想象出来的朋友,而是存在于数百万人心中的共同想象。这位执行长之所以能相信公司存在,是因为董事会也这么相信,公司请的律师也这么相信,办公室里的同仁也这么相信,银行人员也这么相信,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员也这么相信,还有从法国到澳大利亚的汽车经销商,大家都是这么相信的。如果某一天,执行长自己不相信标致汽车存在了,他很快就会被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还会有人来他的位子接班。
举例来说,想解决掉标致汽车,我们就需要想象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的法律制度。而想解决掉法国的法律制度,我们又需要想象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国家的力量。而如果想解决的是法国,就还得再想象出更强大的才行。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
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成形的时间是在大约3000年前,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入侵印度、征服当地居民。入侵者建立了阶级森严的社会,可想而知,他们自己占的是最上等的位置(祭司和战士),而当地人就只能做仆人或奴隶。入侵者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因此很担心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和独特的身份。为了防患未然,他们就将所有人民依种姓分类,各自需要担任特定的职业或是在社会上有具体的作用,也各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特权和义务。不同种姓之间不仅不能有社交往来、不能结婚,甚至连一起吃饭也被严格禁止。而且这一切除了法律加以规定,还成了宗教神话与仪式的重要部分。
统治者主张,种姓制度反映的是永恒的宇宙现实,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印度的宗教将“洁净”和“不洁”视为两大重要概念,也以此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根基。虔诚的印度教徒相信与不同种姓的成员接触会造成污染,而且污染的不只个人,甚至还会污染整个社会,也因此这实在是万万不可。然而,这种想法绝非印度教徒所独有。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社会都会以“污染”和“洁净”的概念来做出许多社会及政治上的区隔,而且各个统治阶级利用这些概念来维系其特权也是不遗余力。只不过,人之所以害怕污染,并非完全只是因为祭司和统治者所捏造出来的神话。可能在人天生的生存本能里,看到可能带着疾病的物体(例如病人或尸体)就会自然产生反感。所以,如果想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女性、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
印度种姓制度和相关的“洁净”概念深植于印度文化中。虽然现代印度人早已遗忘了印度–雅利安人入侵的事件,但仍然相信着种姓制度,也同样排斥种姓混合造成的“污染”。当然,种姓并不是完全牢不可破。随着时间过去,现在种姓也发展出许多副种姓(sub-caste)。原本的4个种姓,现在已经变成3000种不同的“迦缔”(jati,意为“出生”),但整个种姓系统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每个人出生就属于特定的阶级,而破坏阶级就是污染了个人,也污染了整个社会。一个人的迦缔决定了他的职业、他的饮食、他的住处,还有他的结婚对象。一般来说,结婚对象只能来自同一个种姓阶级,而他们的子女也继承同样的阶级。
性(Sex)和性别(Gender):
性的事情好解决,但性别就没那么容易。想成为男性再简单不过,只需要出生的时候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就行。想成为女性也是同样容易,出生时有一对X染色体,就大功告成。但相反的是,要当好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不但过程复杂,而且要求苛刻。正由于“够男人”或“够女人”的标准多半来自文化,而不是天生自然,所以没有什么社会是在人一生下来之后就觉得男性够男人而女性够女人。而且就算得到认可了,也还不能就此松懈。从出生到死亡,男性必须一辈子不断通过各种仪式和表演来证明自己真是条汉子。而女性也永无宁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和其他人自己散发着女人味。
而且,这种成功没得保证。特别是男性,总是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在整个历史上,总看到男性愿意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命,只为了让人夸赞一句:“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只要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欧洲自由政体将个人自由奉为圭臬,即使这让付不出钱的贫困家庭只能犯罪被囚,孤儿被迫加入扒手集团,也在所不惜。就算到了现代美国,政治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矛盾。民主党人希望社会更加平等,就算为了协助老弱病残必须增税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违反了民众支配收入的自由?如果我想把钱拿来供小孩读大学,为什么政府可以逼我非买健康保险不可?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希望让人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就算会加大贫富差距,许多美国人将无力负担健康保险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平等也就成为空谈。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有了金钱的概念,鞋匠只要记得哪种鞋开价多少,不用一一记住鞋子换成苹果或山羊之间的汇率。而且,因为金钱人人都想要,所以苹果达人也不用再去一一询问最近哪个鞋匠才想吃苹果。或许,“人人都想要”正是金钱最基本的特性。人人都想要钱,是因为其他人也都想要钱,所以有钱就几乎可以换到所有东西。鞋匠之所以永远都乐意收钱,是因为不管他当时想要什么(苹果、山羊或是离婚),只要有钱几乎都换得到。
于是,金钱就成了共通的交易媒介,几乎任何东西之间都能完成交换。于是,志愿军人退伍的时候,拿着退职金去上大学,可以说就是用体力来换脑力。而男爵出售土地城堡来养活家臣手下,就是用物业来换忠诚。医师拿病人看病的钱来聘任律师(或是贿赂法官),就是用健康来换正义。甚至像是像是15世纪的妓女,她们先和男人上床取得报酬,再用钱来买天主教教会的赎罪券,就是用性来换取救赎。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不过,究竟为什么这能成功?原本有的是一大片肥沃的稻田,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换成一小把根本没用的贝壳?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辛苦地煎汉堡排、拉保险或是帮忙照顾三个精力过剩的小孩,只为了换来几张彩色的纸?
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如果有个富裕的农民卖掉房舍田产换来一袋贝壳,还带着这袋贝壳前往远地的省份,那是因为他相信抵达之后,其他人会愿意用稻米、房屋和田地和他交换这些贝壳。所以,可以说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
1.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和产业。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原则还是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钱,而大家相信的又是不具名的硬币和贝壳,就可能伤害当地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但这些都不会被放上市场,也不应用金钱衡量。就算市场开出天价,有些事情就是不该做。像是父母绝不该贩子为奴,虔诚的基督徒绝不该犯下那些滔天大罪,忠诚的骑士绝不该背叛主人,而部落先祖留下的土地也绝不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就像是水不断渗入大坝的裂缝。有些父母最后还是把几个孩子卖给贩子,这样才能养活其他孩子。有些虔诚的基督徒杀人、偷窃、诈欺,再用这些赃钱向教堂购买救赎。想大展身手的骑士把自己的忠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领主,再用这笔钱来购买自己跟班的忠诚。部落的土地被卖给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外国人,好买到进入全球经济的门票。
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等到钱的渗透冲垮了社会、宗教和国家所筑成的大坝,世界就成了巨大而无情的市场。
于是,人类的经济史就像跳着微妙的舞步。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亲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泡影消失,生命就像是毫无意义的追寻。然而,这个轮回该怎样才能跳出?
在29岁时,释迦牟尼半夜离宫,抛下了财富和家人,流浪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前往各个修院修行,聆听各个大师讲道,但还是无法完全感到解脱,有什么不满依然萦绕。他并未绝望,决心反求诸己,直到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法为止。他入禅6年,思索各种人类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某些人,又担心别人离开,又觉得自己屈就)。
虽然上天可以赐雨,社会机制可以提供公平正义和卫生保健,有好的运气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不论如何,我们的基本心态都不会改变。因此,就算是最伟大的国王也无法避免焦虑,得不断逃避着悲伤和痛苦,也总是想要追寻更多的快乐。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但要怎样才能让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而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物的本质而排除种种欲求。通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
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能专注在实际的感受,而不会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作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而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就换成了圆满和寂静,称为涅槃(梵文的原义就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是解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和幻象。虽然人们很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苦痛,但苦痛已经不再能影响他们。毕竟,无欲则无苦。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就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在这之后他就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接着,佛陀一生前往各地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假设我们开发出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油价,情况会如何?可以想见,油价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例如,假设目前石油价格是每桶90美元,而这个绝对准确的程序预测明天会涨到100美元,商人就会立刻抢进,好在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但结果就是油价会在今天就涨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那明天究竟会如何?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同样,政治也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想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但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原因何在?假设在2010年,有某些天才政治学者与某个计算机鬼才合作,开发出某种绝对准确的算法还有个漂亮的界面,号称能够预测是否发生革命。于是,他们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兜售这项服务,换取了一大笔可观的酬劳,告诉穆巴拉克,他们预测来年在埃及必然爆发大规模革命。穆巴拉克会如何反应?最有可能的是他会立刻降税,用数十亿美元补助人民,顺便也大幅加强秘密警察部队,以防万一。于是,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发挥了效果。一年很快就过去,而且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不是吗?于是,穆巴拉克要求退款。他向科学家大吼大叫:“你这套算法是骗人的!要不是你这套东西,我才不会把钱都拱手让人,我大可多盖一座宫殿!”科学家会辩白道:“可是,正是因为我们预测到了,革命才没有发生啊。”“你是说,你们预测到了,只是没有发生?”穆巴拉克一边说,一边示意叫警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种神棍,开罗的市场到处都有。”
(待续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