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相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及特点

赋税也就是税收，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预先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赋税不仅是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经济杠杆。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和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具有它自身的特点。

一、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据《孟子·滕文公上》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即什一税）。但贡、助、彻的具体内容如何，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什一之制无疑是中国赋税制度开始的萌芽。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这可以说是我国赋税制度的正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剧烈变动，赋税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出现了“履亩而税”的新税法。“初税亩”是我国古代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征收田赋的开始。“初税亩”首创了按土地面积向土地的主人征税的新税制，从而开始了我国按土地征税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结束了战国时赋税制度混乱 不一的局面。汉承秦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主要包括：1.口赋：未成年人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纳20钱；2.算赋：成年人不论男女，每人每年纳算赋120钱，商贾与奴婢加倍;3.成年男子一生中必须轮流到中央服役一年，称“正卒”，屯边一年，称“戍卒”，此外每年到本郡本县服役一个月，称“更卒”，如不服役，则可出钱雇人代役，称“更赋”4.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200钱;5.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63钱，称为献费。6.田租，汉高祖时定为十五税一，汉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此后到汉末一直是三十税一的税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广，加之战乱，人口变动大，难以征收人头税，在税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废除秦汉以来的算赋、口赋，实行租调制度，租指田租，调指户调，也就是户税。

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实行租调制，“令收田租，亩粟4升;户绢2匹而绵2斤。曹魏时此法成为定制。西晋以此为基础实行户调制。

北魏的赋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也包括田租与户调。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规定一夫一妇的均田户，每年向国家交纳帛2匹、粟2石，以及绵麻等物。这样，户调制开始向租庸调制转变。

二、我国赋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赋税制度历代都进行改革，其最主要的改革有四次：这就是唐朝的“租庸调”和“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

唐中叶之前的“租庸调”，以丁为收税单位，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作租;随乡土所产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这种“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方法，把田租、力庸、户调三种赋税结合起来，而“输庸代役”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收，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有利于生产发展。

第二次重大改革是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依据土地资产多少，按贫富决定等级，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以夏、秋两季征收，故新税制称之为“两税法”。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比实物力役并重的“租庸调”是一个进步，表明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

第三次重大改革是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改按户丁派役为按地丁和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摊到地亩里征收，这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无论田赋和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赋役，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作为交换货币在明中叶越来越重要。因此，“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史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四次重大改革是清朝康熙和雍正时期逐步实行的“摊丁入亩”。清初，土地兼并出现高潮，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徭赋税越来越集中到农民身上，造成贫苦农民丁徭负担加重，逃亡人口增多。为了不使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开始实行赋税改革，宣布以1711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概不增加丁银，即所谓“盛世滋生 人丁，永不加赋”。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按亩征收，即“摊丁入亩”。雍正时“摊丁入亩”在全国实行。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削弱，摆脱了国家对人身的奴役，在客观上有利于有丁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

纵观四次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始终摆脱不了每次改革农民负担减轻，过一段时期就反弹的这种被称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