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兴盛的原因
中国文学进展到了汉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显明的现象。这现象便是文学同民众生活日益隔离，而那种贵族化古典化的宫廷文学，成为文坛的正统。作为宫廷文学的代表的，是那有名的汉赋。
在现代人的眼光中看来，汉赋自然是一种僵化了的缺乏感情的死文字，然而在当时，他却有活跃的生命，与高尚的地位。在三四百年中，多少才人志士，在那上面费去了心血。狗监的朋友司马相如，倡优式的东方朔、王褒之流，我们不用说；即如司马迁、刘向、班固、张衡、祢衡们，无论从学问、思想、人品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景仰的，然而他们也都是有名的赋家。可知赋是汉代文学中的主流，正好像唐诗、宋词一样，任何读书人在那时代都不能不同它发生交涉。
我们要了解汉赋兴盛发展的原因，必得要注意下列这些重要的事实：
第一 文体本身的发展
春秋战国以来，四言诗的发展，渐渐由衰落而至于断绝。经过孔孟的宣传，《三百篇》一天天地离开了文学的范围，而入于圣贤经典的领域了。到了汉朝，这事实更趋于坚定化与神圣化。
战国时代，接着《诗经》而起来的是屈、宋的新体诗《楚辞》，荀子的短赋和诸子以及历史家的散文。汉代的散文，因《史记》、《汉书》的出现而更趋于完美。但到这时代，这些作品，只能属于历史的范围了。屈、宋荀子的辞赋，自然是《诗经》以后的中国纯文学的正统。
四言诗衰落了，五七言诗正在民间的酝酿中，《楚辞》的势力如日中天地影响整个的文坛，再加以荀子赋体的初步创作，正待于后代才人的发扬光大，一到了汉朝，正接着这个潮流，于是辞赋交互影响，而形成了那个贵族化的古典文学的大运动。就文体本身的发展上，汉赋的兴盛，实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顾炎武所说的，“由《三百篇》而不得不变为《楚辞》，由《楚辞》而不得不变为汉赋者势也。”他说的势，正是文体发展的趋势。
第二 经济政治的关系
秦帝国的寿命不到三十年便消灭了。接着起来的，是汉帝国。中间虽有吕后王莽的波折，因其根基稳固，毕竟维持了四百年的寿命。帝国一切应有的特质，在秦代未能完成的，到了汉代算是都实践了。
文景时代，采取政治经济的放任政策，扶助农业，减轻赋税，人民得以安业，国库得以充裕。汉朝在文景时代建立了汉帝国的稳固基础。武帝、宣帝称为雄主，他们继承着这一份丰裕的家产，自然不能不有所作为。于是对外是用军事势力去扩充地盘，东平朝鲜，南平南越，开辟西南夷，北定西域平匈奴，都是历史上的大事。
他们一面是好大喜功，想做一个英雄，同时是想到远方各地，去搜集那些珍奇的物品，供自己享受。对内是提倡学术，奖励文艺，因此文治武功，就名利双收了。有了钱有了势，在物质上的享受，自然是为所欲为。于是酒色犬马之乐，神仙长命之想，宫殿的建筑，田猎的好尚，巡游天下，祭望山川，这些把戏也就都来了。高祖时的长乐、未央已经是宫丽堂皇，武帝时代的甘泉、建章、上林更是雄伟壮丽得多了。
在当时有了这种高度的经济物质的基础，才能产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那种富丽典雅的赋。同时他们所描写的题材，也就正是代表汉帝国的物质文明以及皇帝的生活思想最精彩的部分。
在那些赋里，活跃地表现了汉帝国的财富威权与皇帝们的奢侈淫佚的生活。那些文字不是想像的浪漫的作品，却是写实的历史性的作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知道当日的物质经济的基础，便是汉赋的基础。汉代初年，因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业一时稍受压制，惠帝、高后时，因天下初定，乃弛商贾之律，于是商业遂在统一安定的状况下，迅速的发达起来了。商业资本的发展，造成土地集中，剥削人民，交通贵族，操纵物价的种种现象。平民的生活日趋贫困，君主豪族的生活，就日趋于淫佚奢侈了。
建宫殿，打田猎，求神仙，溺酒色，是上层阶级生活的主体。当时的赋家，恰恰是这一个阶级的歌颂者与代言人。加以君主贵族饱食之余，还要附庸风雅提倡辞章艺术，于是一般文人才士，乘机献媚，竞以最适宜于歌功诵德铺张扬厉的赋体，来描写那些宫殿、田猎、神仙、京都的壮丽伟大的情状，由此衬托出帝国的富庶与天子的威严，皇帝以此取乐，作者以此得宠，因此这种文学，完全离开实际的人生社会而都变为皇帝贵族的娱乐品了。
第三 献赋与考赋
唐以诗取士，诗人盛于唐。明、清考八股，制艺盛于明、清。汉代考经，经师盛于汉，这理由是非常浅显的。
班固在《儒林传赞》内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之路” ，真是说得一针见血了。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得上利禄的力量的。
汉赋的发达兴隆，利禄引诱的力量，也要居其大半。开始是封君贵族们的奖励提倡，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皆折节下入，招致四方名士。一时如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小山、公孙胜、韩安国之流，都出其门下。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这都是有名的故事。
到了武帝，他有很高的文学天才，所作的《李夫人歌》、《秋风辞》，都很有文学的价值。因此他更重视文人，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诸人，都以词赋得官了。其后如宣帝时王褒、张子侨，成帝时的扬雄，章帝时的崔骃，和帝时的李尤都以辞赋而入仕途。君主提倡于上，群臣鼎沸于下，于是献赋考赋的事体，也就继之而起了。
第四 学术思想的统制
汉代初期，因战乱初平，疮痍未复，经济破产，人民穷困，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人需要安养休息，在政治上自不能有所作为。在这种环境之下，主张放任无为的道家思想，自然就乘机而起了。第一个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政治的，是相国曹参。
“曹参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相国世家》）”后来萧何一死，曹参继为汉相，他的政策，是：“择郡国吏木诽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曹相国世家》）”其馀都依照萧何的成法遗制，没有什么变更。他这种办法，使得惠帝觉得奇怪，为什么当宰相的人，这样安闲静默，不勤治国事，然而他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却收到很好的效果。“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曹相国世家》）”这是当日民众对他的歌诵。在政治上能作到清静与宁一，小百姓自然是要歌声载道的了。曹参以后，一直到武帝初年，道家思想成为政治上的主潮。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史记·儒林传》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不悦魏其等。——《史记》本传
在这些记事里，我们可以知道道家思想在当时是占着压倒一切的势力。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在这几十年中，是汉朝黄、老思想的全盛时代。一切反对黄、老的均遭排斥。因此辕固生几乎被猪咬死，魏其失宠，田蚧免职，赵绾、王臧也都逼得自杀了。政治思潮是如此，学术思想也是取着一致的步调。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淮南子》的宣扬道术，可看作是当日学术思想界的代表。在这种时代，描写富贵繁华的赋，是不容易滋长的。
窦太后一死，田妢这一派在政治上得势，于是儒家由此抬头。于是立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于余人，到了东汉，大学生有三万多了。这样一来，儒家定于一尊，其它的思想，都在若存若亡之间，在这种文化建设的空气之下，建立了思想统制的伟业。
汉代的儒家思想，已非孔学的本来面目，我们只要拿《论语》同《春秋繁露》对比一下便会知道，但那种徵圣、宗经、原道的观念在读书人的头脑里，却树立了稳固的基础。在这种情状下，这种观念下，便成为文学理论的标准，大家都以此指导文学，批评文学。抒情的浪漫文学，是无法发展的。唯有赋反带着歌颂与讽谕的美名，古诗的遗意，一天天的滋长发育起来了。在《史记》、《汉书》里，各家的赋都是整篇的保存在那里，他们自然是把那些东西，看作是一代文化的精华，除了尊重的意念以外，是决没有其它的恶意的。就只由这一点，也可看出汉人对于辞赋的态度与赋在汉代文坛的地位了。
一种文学的发展，因而成一个时代的主流，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自必为种种复杂的环境所造成。汉赋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环境中兴盛的。这说明虽非尽善，然而在上述的那种情状之下，我们可以知道，汉赋的兴盛繁荣，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