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书籍作者: 王志纲，智纲智库创始人，曾做过多年新华社记者，跟踪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信息。作为策划人，曾参与国内众多城市的区域规划，对国内环境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大国大民》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非常适合哪些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各个区域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环境的人。那些想要把生意做到全国的人，那些需要出省求学、务工的人，那些想要找个外地对象的人等等，都建议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读书笔记
中国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
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
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
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成熟的一大标志是宽容与自信。在当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碎片化的表述和高度撕裂的情绪宣泄让人无所适从。在二元价值判断之间的地带寻求共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而这种共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这个文化母体。
今日之中华文明正如珠江一般，处在由江入海的关键节点上。所谓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文化。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储存手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知道”分子只会越来越像两脚书橱，难以跟上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自我进化的关键在于“见识”，即“知行合一”。
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如果说记者生涯使我实现了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的升华，那么策划人生涯便促使我完成了“行万里路”到“阅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最终蜕变。
(感悟：阅历，江湖。商场才是成长最快的地方)
国运即使人运，大国方有大民，没有大民支撑的大国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
陕西
无论身份高低，无论天南海北，看起来和时代无缝接轨的现代陕西人们，很多人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岂曰无衣”的秦人。
日本关西的京都、大板、神户一带，都仿佛梦回唐朝，不仅是建筑，还有起居生活、礼仪穿着等种种特色，都是学自古代中国。
今天的陕西，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深沉雄浑，也有陕南的钟灵毓(yu)秀、南国风情。
山西人倔、认死理。
秦岭其实根本不是一条线状的山脉，而是一片山的海洋，是由千山万岩汇聚而成的庞大山系。
这边西安还是寒冬凛冽、一片枯槁，那边陕南已经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
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
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厚重，又有游牧文化的粗犷；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边疆文化的纹饰。
陕北虽然称得上人杰，但很难说地灵。连绵的黄土、起伏的山丘、纵横的沟壑和干旱少雨的气候，让这里显得苍凉粗粝。
被边缘化了的陕北人向来也比较自卑。
西安作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图腾。
在陕西，只要你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就会获得人们的尊崇，享受很大的特权。这种对文人的器重和对文化的优待，是有历史传统的。
如果说浙江的风中都是吴越春秋，湖南的水里都是霸蛮血性，那么，陕西的每块城砖上都刻着穿越千年的沉重。
第一，山西人倔，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你怎么死拽都拉不动。
第二个特点说好听叫传统，其实也就是土。陕西话成了土的IP。
第三，山西人厚重，换种说法是保守，毕竟承载了太过于厚重的历史。宋代以降，陕西的荣光开始暗淡，皇城成了废都，土地愈加荒凉。历史的风华与现实的贫瘠交错，给人以穿越时空的苍凉感，这就是下半场的陕西。
任何城市的名小吃一旦被指定为接待用餐，生命就停止了。
英雄只能出于草莽，最鲜活的东西永远在民间。
三不吃：第一，大规模连锁不吃，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第二，官方指定、推上神坛的不吃；第三，门口没有老百姓排队的不吃。
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
山西
在今天中国的舞台上，山西的身影很模糊，既不是龙头，也不是枢纽，甚至算不上网红。
山西，西望陕西，东邻河北，南接河南，北联内蒙古，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
全世界都在寻找打开中国这扇大门的钥匙。其实，这把钥匙不在繁华的北上广深，而藏在看似无足轻重的山西。
中国，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政治载体几乎完全重叠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文明的传承与帝国的延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政治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认清今天的中国问题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辉煌。
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辽阔的中原帝国。
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
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
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进化到“金融资本”。
当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摩拳擦掌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一展拳脚之时，山西的父母们还在想方设法，乃至花几十万把孩子送进矿务局或煤炭集团，以求一份安稳的铁饭碗，这在其他发达地区是很难想象的。
人心蒙尘才是黑金真正的诅咒。三十年的黑金盛宴，影响更多的是人心。贪婪、虚荣、侥幸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无限恶性增值，分步极广，荼毒极深。
在高铁时代，省域的概念将会弱化，枢纽的重要性会得到极大凸显，北京、郑州、西安作为北方的三大枢纽。
政治任务最怕的就是半渡而击，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被调任，老百姓不知道原委，只看见你留下的烂摊子，所以把脏水都泼到你身上。而政治人物最喜欢的就是“功成在我”，这是人性，无可厚非，谁都只想生娃娃不想当保姆。
一为自保，二为政绩，因此很多官员都只考虑两三年见成效的项目，频繁创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为常态。
真正重大的项目，没有十年之功几乎不可能，但这么长周期的事情只会有两种人干：一是背景深厚、有政治抱负的人杰，二是不会当官的愣头青。
如果把各省的中国人比喻成一个班级，那么山西人就是那个不捣乱也不突出、不聪明也不太笨的，默默待在角落里的，不太显眼的那个人。
表里山河的封闭体系使得山西人总体偏保守。
山西人既保守又激进，山西人既恋家也敢于闯荡，如今山西人外出打工极少，山西人既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封建思想严重者不乏其人。
一是乡情，山西人乡土观念极重。
二是较劲。
山西人不善言辞，主意又正，不仅敢想还敢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常常越走越孤单，以至于变成孤臣孽子式的坚守。
如果说乡情是山西人心灵世界的最终归依，那么较劲就是隐藏在山西人略显木讷外表下的精神源动力。这是山西人复杂性格的两条主线。
文旅不是“养猪”，而是“养闺女”，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去“富养”。不管是谁做文旅，都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定力，能细心去养好文旅这个“闺女”。
我把世界上的钱大致分为三类：对于花钱享受人生的人来说，钱就是财富；对于用钱投资做生意的人来说，钱是资本；对于德不配位的人来说，钱是浮财，而浮财会砸死人的。
对于华北平原来说，山西是夏天绝佳的避暑胜地：不仅凉爽，而且文化底蕴厚重，环境日渐改善。
中国的 GDP 挂帅期已经结束，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了稳定高质量增长的时代。
今天之世界，目光正在聚焦中国；今天之中国，文明已经开始回归。
山东
为什么大家都偏爱山东人？我想主要是和山东人忠勇、靠谱、说一不二的性格有关。
齐人很像现代人：好功利、美姿色、重享受、通商工、便鱼盐。齐人的思想也很世俗，或是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或外出冒险闯荡江湖。
鲁人好道义、重文章、讲教化，相对较为保守，鲁国文化伟人无与伦比，但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却寥寥无几。
鲁国奠定了整个中国的道教文化。
儒家文化圈，这可以说是山东给中华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
齐和鲁两者，一个把世俗营造到了极致，一个把伦理约束到了极致。
齐人的求功仅限于为臣，鲁人的求德也仅限于辅王。山东在历史上没有出过皇帝。
齐人总希望做的是体制内的豪杰，鲁人追求的则是循规蹈矩的圣贤。
官场的策划讲究支配资源，市场的策划却是整合资源。
能力出众也让他逐渐自视甚高，导致官运不济，最终深陷囵圄。
山东人的性格特质非常鲜明。从好的方面说，山东人厚道、豪爽、讲义气、好交友、讲礼节；当然封建保守、重男轻女等负面评价也不少。
历朝历代的叛乱，山东人都是主角。
很多山东人相信“生死之交一碗酒”，所以才会重视酒场，而且山东人重视兄弟感情，酷爱排座次，这和《水浒》何其相似！
山东真正的魂是认大哥。
东北的大哥文化是一种对自由、个性和江湖义气的追求，而山东则是源自骨子里对权威的崇拜和追随。
山东的大哥文化，对上体现为忠君爱国，对中体现为孝顺父母，对下体现为兄弟义气。
因为认大哥，大哥说什么都对。
认大哥情节到了现代，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山东人重贵不重富的观念。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有走仕途，经商赚钱往往被人看不起。
山东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典型，这也是今天山东的企业缺乏质的突破，只追求量的扩张的重要原因。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和相关多元化两条路。
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有其固有的规律。企业家一定要尊重这些规律，就像农民兄弟说的：人欺地皮，地欺肚皮。但是，这些年的市场经济让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常识，他们只相信暴富，只相信投机，只相信捷径，不想脚踏实地。这样的话，虽然在短时间看不出什么后果，但是长期肯定会被规律冲垮。
山东人跑关系堪称天下一绝。
说起攀老乡，山东人也是一把好手。很多省份的老乡见面之后往往人情寡淡，寒暄两句告罢，山东人可不一样。
山东人喝酒也是一绝。
山东人舍命陪君子，酒桌上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体现得非常典型。
跑关系、攀老乡、喝大酒的背后，其实都是认大哥。
小农意识是北方经济整体较南方逊色的共性问题。
山东人一旦认了大哥，执行力很强，有力拔千钧之势。但前提是别把路指错。
深圳崛起的密码很简单，第一，举全国之力，携香港之便，顺应世界产业转移之浪潮。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深圳的特殊使命。
第二，深圳是个大熔炉，不断地淘汰和吸纳。
第三，年轻的深圳没有任何负担。
深圳这个地方，人情淡如纸，大家都疲惫不堪、惶恐不安，没什么情分礼节可讲。
中国不仅需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众人耳熟能详、呼风唤雨的明星企业，更需要无数默默无闻的，但在各自领域有独门绝技的企业。
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
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政府同样热衷于插手企业经营。
广东相当于一辆日本小轿车，一点就走，不用费劲，很灵巧，但是能走多远、能负重多少，这是另外一回事；山东相当于一辆黄河牌的超级重卡，重卡启动的时候很缓慢，但是一旦启动起来，就是力拔千钧。
河南
河南人最喜欢的不是烩面，而是胡辣汤。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沿海区域在外向经济的主导下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很多内陆省份则显得默默无闻，成了狂飙突进中的看客。
如果说浙江出风流才子，那么河南出的就是王侯将相。在中国历史上，河南的宰相数目是全国之最。
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
每次大乱，人口死亡率都在 70% 以上。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
和平时期的文明传播速度，远远不如战争时期。
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有民间自发的山东人闯关东、闽粤人下南洋、山西人走西口，也有官服组织的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等。像河南这样，长达千年，一次次规模宏伟、时间长远、走遍全国的移民潮，是前所未有的。
移民有时是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逃荒。
唐宋年间，河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各国甚至远及地中海的很多老外，都来到了河南。
犹太人饱经苦难，经久不息，但他们坚持不被同化。可以被消灭，而绝不会妥协。
广义上的胡人，不仅包括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栗特人等。
河南，真正被黑比较多的，其实是商丘、周口、驻马店和信阳。
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前流行的区域歧视的受害者。
“黄泛区”(黄河泛滥区域)带来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贫困和流离，而是不稳定。
正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黄泛区”的人们一直不太热心自家房屋的建设，人们时刻准备着逃难，自然不会在装修和布置上花费力气。
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带来的不稳定的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导致的愚昧。
河南人身上浓缩这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
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在高铁带来的强时空收缩效应下，中原地区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
工业化、高速城市化、互联网化、人工智能化、立体交通化将会重塑郑州。
除了高铁四通八达外，郑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天空之心”。从郑州出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航程中，可以抵达全国近三分之二的重点城市，覆盖全国五分之三的人口：飞行距离短、覆盖人口多。
安徽
“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
北京、上海、广东、江浙，它们或是首善之区，或是国际都会，或是开放前沿，最起码也是钱粮大省，牵一发而动全身。
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而言。
徽商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风范。
如果说徽州（今黄山）偏儒雅，芜湖就是典型的码头城市，江湖气重。
阜阳人从口音到饮食都深受河南的影响，个性比河南感觉更精悍，但总的来说是彻底的北方人。
这种不稳定环境和对命运的看淡，或许正是老庄思想的源头。
先秦诸子百家关心的几乎全都是人伦社会学的问题，极少有人关注自然。
古希腊哲学泰勒斯留给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国第一圣贤孔子留给后人的是“仁义道德”，中西方文明从开端就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
南京的地缘位置导致其远离江苏几何中心，周围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苏人都揶揄南京不是江苏人的省会，而是安徽的省会，甚至直接称其为“徽京”。
《入都》李鸿章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失败往往不是一瞬间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笔。
中国的沉沦与衰落、救亡与复兴，这不是几个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宿命。
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
“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
任何一座中心城市的崛起，都同时伴随着虹吸效应、溢出效应。
智能终端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是智慧家电，第二是智慧汽车，第三是新型计算机。
安徽商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特别多；第二上市公司特别多；第三美食家特别多。
安徽有的是人才，但他们普遍只对自己的圈子有归属感，顶多扩展到周边地市，对于整个安徽省并无很深的认同感。
区域发展离不开三大关键要素：基因、契机和生态。
深圳特区的高速腾飞，靠的是国家级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伟大复兴，靠的是世界契机。
浙江
“士比鲫鱼多”，袁宏道这一看似玩笑的类比，正是浙江遍地读书种子的真实写照。
浙江不仅出读书人，更出大师。
浙江人只要有点条件，总想自己做老板。
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商城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唐宋年间，中国海岸线还非常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航船，中国看似将要迎来一个大航海时代。
（感悟：环境和命运，没有直接关联）
冒险与投机，深刻地反应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
宁波、绍兴，宁绍平原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也不想温台曾经海盗横行、生性强悍，它是这两者的结合。
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
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
金华地区有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
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
丽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经济上不甚出彩，但风景很神秀，是武侠的人么拍摄地。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的多。
浙江的读书人透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生；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捡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
浙商们总体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在中国首屈一指。
除了文与商，美也是浙江的一大标签：美景、美人、美食，浙江都能拿得出手。
单论眉眼姿容，浙江的确算不上各省翘楚，但是，第一，浙江女孩皮肤好；第二，说话好听，吴侬软语；第三，普遍气质上佳。
江西
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扩土，而是躲避战乱。
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
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
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很难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费正清曾说过：“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感悟：包袱）
江西人的性格特征，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
大商人和小商人算账的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实现由小到大的蜕变实在是千难万难。
江西商人除了资本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
江西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教育资源同样稀缺。
在江西人心中，“一朝皇粮在口，人生与未来可期”的思想依旧严重。
在大基建的天时之下，江西却掀起绿化热潮，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荒唐感。
随着高铁的发展，上海周边六百公里范围内几乎可以覆盖江苏、浙江、安徽全域，可以实现两小时的通勤、生活、消费、休闲的同城化效应，这对今天研究时间流动性的人口和产业要素来说，有这巨大的吸引力。
江西，自铁路时代以来就始终落后一步，在周边省份纷纷因高铁红利而兴起的时候更显得默默无闻。
大家闺秀，即便家道一时困顿，也还是大家闺秀，不能去学丫鬟的活计。
要取得质的突破，首先必须了解自己的独特之处。
如果不是因为处于低谷，社会和历史不会有耐心留出三年五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打磨。
温饱时代，人们饥渴于观光；小康阶段，人们迷恋于休闲。先富起来的，向往着度假；富而思进的，则陶醉于体验。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三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推动中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执政理念上，真正开始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在发展模式上，全行业、大规模的过剩，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深度思考和探索精细化运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等模式转型问题；三是在全行业发展上，新技术革命产品到思维与模式层面，推动了遍及全行业的深刻变革。
有大抱负者不仅要顺势而为，还要敢于取势，甚至勇于造势。只有这样，才能乘上这场格局之变的东风，走向区域勃兴的未来。
湖南
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结特别强。治世时“学的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乱世则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对于做帝王师有狂热的爱好。这既是湖南人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
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亏大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湖南人从古至今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
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
德国风情小镇的常德、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
常德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
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相互提携。
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
（感悟：光有想象是不够的，没有见识的想象就是胡思乱想）
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便多民族杂处。
湘西匪气重。
湘人性格：“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卸载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强、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湖朋友多有政治情结。
“重度娱乐化”成了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长沙因遍地洗脚房而被称为“脚都”。
湘女多情。
湖北
“九头鸟”作为湖北的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广泛认同和传播，但不管是褒是贬，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厉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 ...反正挺厉害。
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诌应该写作周，周天子的周，楚人不服周，“问鼎中原”的“问鼎”由此而来)
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
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不顺眼。
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
武汉在省内一骑绝尘，使得武汉人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
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那么枢纽当中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
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沿长江顺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庆、武汉、南京。
武汉更像一个江湖与市井的结合体：武汉人也彪悍多体现在嘴上，“婊子养的”不离嘴，脏话成了武汉甩不开的标签；但在行动上，武汉确实出了名的精明。
湖北人是有名的不报团。
有些湖北人做生意的时候会算得太过于精，算账时把个人身家和一时成败考虑得太重，导致生意规模起不来。
不只在生意上精明，在生活中实惠也是武汉人相当重要的标准。
湖北码头文化的特点：风风火火，雷厉风行，而且实惠到了极致。
重庆、南京、武汉这三大江城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人比男人厉害。
广东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乱，我只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毕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钱”，你爱怎么耍怎么耍，钱给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爱敢恨，绝对不含糊。
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好哄骗。湖北女人，你还没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让你分分钟就失去哄骗的信心和欲望。
第二，两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跟大部分地区女性的要么要钱、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两手都抓，而且两手都很硬。你赚钱少了，她看不起你；你赚钱多了，她会看死你。
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弯得下甚至。
家中有湖北夫人的朋友，有三个阶段：第一狼狈不堪，第二缴械投降，第三家庭稳固。
既然湖北女人这么“要命”，那为什么这么多男人不要命，抢着娶湖北女人呢？
首先，湖北女人水灵，颜值上普遍过关。其实，湖北女人虽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们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样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经营家庭方面，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
湖北女人一旦被迫从幕后走到前台，那个惊天动地的能量，那个长袖善舞的本事，是湖北男人都难望其项背的。
五倍是个大舞台，但同时也是个小市井。
从 2001 年开始，做强做大武汉就成了湖北省的战略抓手。
上海滩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个地方来的枭雄们。武汉也同样如此，风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汉人。
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
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
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在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大有出息。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会找事，但也从不怕事。
湖北有重庆人的火爆气，但没有重庆人的率真。重启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在心理记下这比账。
自古楚人多才。
塑造湖北人性格的，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的通衢要地。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这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
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
湖北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顶着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环，产量上早已跌出前三；中高端家用小汽车方面，除了合资的日产、本田，基本乏善可陈。
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大体质病，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积重难返；当然，也有大武汉并，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
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科技流这五大流的汇聚，就是湖北的未来。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在传统的商贸物流、现代的金融服务、前沿的科创文创上，武汉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武汉还有一个大文章就是文旅。
武汉现在人口大约一千六百万，但其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还远没有到极限，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人口达到五千万量级的城市。
留不住人，成了武汉最大的痛。
什么是城市乃至区域发展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提高吸引力？孔子在三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近悦远来。翻译出来就是：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向往。
巴蜀
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繁华了数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数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农耕文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
成都餐馆的数量超过十五万家，全国第一；拥有一万多家茶馆，总数大于北上广深之和。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馆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这些馆子小则小矣，味道却从不将就。
川菜真正的灵魂 ---- 烟火气。
成都虽然地处内地，但属于海洋性气候，年温差、日温差都不大，住起来很舒服。
成都人的爱好玩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
成都可玩之处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望江楼等。
吃喝玩乐穿住行样样不担心，成都人性格自然优哉游哉。
无论来自东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会被改造为成都人。
成都连续十余载入选“中国最幸福城市”。
虚荣、贪婪、侥幸均是人性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只要经过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强行遏制反而不美。
成都的这种雅兴与诗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几为绝品。
如今落户成都的世界 500 强达 285 家。
成都，其空中丝路也遍及全球，截止目前已经开通的国籍航线 126 条，位居中国第一。
成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追逐财富、梦想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成都是个大泡菜坛子，那么重庆就像一盆麻辣火锅。
重庆夏季别名“火炉”，冬季雅号“雾都”。
重庆山多显阳刚之气，成都水富含阴柔之美，这也正是这两个城市的典型特征。
自古蜀出相、巴出将。
在酷暑之下，重庆的火锅店生意依旧兴隆。
香港有“银行多过米铺”之誉，足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重庆是一座江湖城市。
如果说成都是农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状态，那么重庆就是商业文明浸染下八面来风的码头江湖。
北宋灭亡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中下游日渐富庶。
除了商业上得天独厚，重庆的军事战略价值更加重要。
作为一座既经商业浸染又有军事磨砺的大码头，重庆自然沾染上了浓重的江湖气。
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正是重庆江湖气的写照。江湖气也是重庆的精髓所在，其中包含契约精神、义气、勇敢、坚韧等特质，也包括火爆冲动、是非不分、丛林文化甚至某种亡命之徒的色彩。
重庆江湖气的由来，还可以归根于其条件恶劣却又八面来风的自然环境。
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文化精神是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核心竞争力，任何刚性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压抑之、扭曲之，但不可能强制改变之。
重庆的江湖气孕育了热血男儿，也孕育了文明全国的重庆美女。
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人像男人。
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全国大概数一数二。成都男人和上海男人，应该是中国最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说话腔调柔和，不紧不慢，爱好下厨，动不动就与围裙相伴，与炒锅相随。而重庆女人热情果敢、阳刚霸气。
重庆人在酒场上喜欢猜拳。
氤氲水汽滋润，再加上日照少，重庆女人往往皮肤很好。
如果说成都女人如水，百转千回、温柔婉约，那么重庆女人就如同美酒，重情重义、豪爽刚烈。从社会层面来看，重庆女性多有自己的事业，重庆出了很多女强人。
重庆女人固然喜欢他人对自身容貌的夸赞，但更喜欢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
三峡大坝总投资近两千亿元。以一国之力为三峡输血。
大江大河沿岸往往是人类居住、活动最集中的地方。
火锅是风靡巴蜀的共同爱好。
真正将火锅推向五湖四海的，还是成都人。
同一顿火锅，成都人吃的是饮食之乐，重庆人吃的是通透之爽。成都火锅的桌上很少有酒，大多是坐禅用的小瓶豆奶；重庆火锅桌上则是无酒不欢，兄弟义气、手舞足蹈、狂欢高歌，不尽兴不罢休。
巴人受“码头文化”的深刻影响，富有激情，同样擅长创造，但缺乏精细；蜀人乏于拼搏，喜欢享受生活，带有浓重的市民文化色彩，追求品位与格调。
巴蜀地区，其文化中都有着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
成都人，只要过得去，就不必太过复杂。
贵州
就像喜欢品论任务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
贵州人“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远有张之洞、丁宝桢，近有龙世昌、戴柄国、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
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是香辣。
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
在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就占了一大半。
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
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阻隔，永远走不出来；还有一少部分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
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颟(man)顸(han)、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
贵州人出去，也常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
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
因为出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
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他们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变成山头主义；就连他们引以为傲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
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幻、天地恢宏，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
精神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练，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
刘伯温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在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在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在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贵州已经和上海、浙江一起成为全国大数据人才流入意向最高的省市。
如果说四川的中国的盐，湖南是中国的辣椒，贵州就是中国似臭实香、稀奇古怪却又充满神奇香味的豆鼓粑。
东北
东北，从“共和国的长子”到“投资不过山海关”。
不管是老一辈喜剧人还是年轻的喜剧演员，东北人的比例都很高。
“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你可以大加批驳其（赵本山）文化格调与艺术价值，但这几亿普通人的笑声和背后的共情，或许就是东北喜剧文化真正的魅力。
东北喜剧能风行全国，和东北话的普适性有关。东北话和普通话极其接近，但更生动活泼。
幽默感、嘴皮子利索的另一面，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也就是常说的“大忽悠”。
东北女人的优点很多，如热情爽朗、持家有方，但性格也要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东北的干部和工人都是香饽饽。
广东“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冷漠。
东北人急公好义、豪爽坦荡。
东北人的世界观，一言以蔽之，就是体面。
东北人讲究排场。
一身家底大半在行头上，这在东北人看来毫不奇怪。
对于东北人来说，衣食住行的攀比只是寻常，最大的攀比项就是情人。在东北，包小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如果说南方人包小三是为自己的包的，东北人大多是带出去显摆的：“看这脸蛋儿，看这身条，漂亮不！”包一个肤白貌美的小三，可能给人带来的精神需求甚至超过生理需求。
对于东北人来说，场面真是太重要了！
东北人的第三碗面 --- 情面。
什么是江湖？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
“这个世界比政党更大的是政权，比政权更大的是国家，比国家更大的是什么呢？”是江湖。政党可以更替，政权可以倒闭，国家可以衰亡，唯独江湖永存。“东北王”张作霖：“江湖就是人情世故”。
在东北，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人情来解决，一群东北人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往往会先自报家门。拐弯抹角总能找到共同点，然后就是一见如故，推杯换盏，开始进入东北人最熟悉的氛围。
“我只能开干了，干到一方认输为止。谁都不可能认怂，但谁也不想真干，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间人”。
（感悟：台阶）
和很多以劫掠为主的草原民族不同，东北的游牧民族大多有着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
清朝就像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无比适应环境。但正是因为彻底进化，才使其丧失了改变的源动力。
世人皆知旧上海、老香港的繁华，却不知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哈尔滨、沈阳同样是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
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
1990 年之后的七八年间，东北的衰落既显得猝不及防，又充满了某种结构性的必然。
1997 -2003 年，垂垂老矣的国企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垮塌。一场席卷全国的企业下岗潮爆发。
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每次潮水涌来，都是个人与时代命运的转身。
大锅饭、官僚主义、人情社会成了东北的标签。
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投资不过山海关”，短短几年时间东北人的形象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中心城市、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工业脱离市场，无非是高耸的工业孤岛；农业脱离市场，只好在低端产品的路上走到黑；旅游业脱离市场，只会爆出更多的宰客和服务差劲的丑闻。
潮汕
潮汕人，东方犹太人。
从文化层面上来讲，潮汕泛指一个方言区，从潮州、揭阳到汕头。
事实上，上海的崛起也就是近一百五十年的故事。从文化讲，上海是欧风美雨、东方文明交锋融合而最终沉淀的产物。
潮汕话从语言分类来说属于闽南话。
中原王权南迁最大的变迁是人文变迁。
时至今日，杭州还保留有很多古开封府的遗存，包括杭州话、杭州人的饮食习惯等。
杭州的小笼包，就是古开封人的手艺，但如今已经杭州化了。
潮汕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聪明的族群之一，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勤劳、聪明、勇敢。
潮汕的牛肉丸堪称一绝。
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身影，潮汕人创业几乎都是从底层做起的。
潮汕俗语：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潮汕人的成功欲、探索欲非常强烈，表现在商业上，他们往往会具备更强的冒险精神、改变现状的冲动。这也意味着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的动作获得更高的收益。
（感悟：潮汕人的这种性格导致对于赚快钱感兴趣）
“潮不是汕，汕不是潮”，潮州人和汕头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潮州是儒雅的农耕文明，安土重迁、尊师重道、敬畏祖宗、耕读传家。
唐代的韩愈，潮州人。
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那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
汕头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时候当渔夫，混乱的时候就成了欢乐的海盗，形成私人武装，打家劫舍。
相比潮州、汕头，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广东有一句话叫：“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
海陆丰与 1988 年改称“汕尾”。汕尾的生猛、百无禁忌相当吓人。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流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
潮汕人脑子好使，往往愿意挣快钱，挣聪明钱，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
潮汕帮派文化浓厚。
潮汕，它是个商业狩猎群体。
潮汕老板总结：“种地不如种厂，种厂不如种房，种房不如种人”。其中，“种厂”指的是搞工业，“种房”指的是搞房地产，“种人”则是搞官商勾结。
他们(潮汕商人)大则拿下团省委，中则拿下团市委，小则拿下团县委，从科长、处长就开始突破。他们在对方是低级别的时候一心投资，不图回报，等到这批官员“长大成材”、步入高层后，才提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要求，这就是典型的潮汕“种人”手法。
说到行贿，潮汕人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明火执仗，胆子极大。第二，在广东反腐史上，潮汕人一直扮演着硬派小生、硬脊梁的角色。
潮汕商人天生就对生意敏感。
潮汕有着贤妻良母的历史传统。潮汕地区的女人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是东方女性的典型代表。
潮汕人充满了对儒家文明的向往，对伦理的尊崇。
潮汕男人坚守四个原则：喜新不厌旧，动情不动心，风流不下流，留情不留种。
潮汕的美食讲究粗料细作。
北京菜叫“官僚菜”，好看不好吃；湘菜、川菜这些叫作“农民菜”，用调料来刺激胃口，很好下饭；上海菜是“市民菜”，实惠好吃；广东是“商人菜”，好看又好吃。
大湾区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正式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座大厦，上海就是支撑大厦的四梁八柱中最粗的那根。
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
中国历朝历代，无论首都设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背枕五岭、面朝大海的广东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从秦汉开始，岭南就是刘芳罪犯的地方。
广东在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就此中断。
到了清朝，海禁更加严重，海边的老百姓向内地搬迁，外贸陷入停滞。
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国最早精通洋务、睁眼看世界的群体。
从康梁的“公车上书”，到黄遵宪首倡效仿“明治维新”，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报春花”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
“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精神，这也是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
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任何事情成功后，我们重要为其涂脂抹粉，重塑金身，标榜其伟大、光荣与正确。
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关于特区建设的话。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
“广东的邓小平” --- 任仲夷。(广东省委书记)
任仲夷：“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红灯摸着走”，反正不要停。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蛇口开发)
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大湾区的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星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洁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
对政府来讲，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世界其他三大湾区 ---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
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旧金山湾区最强的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东京湾区的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是制造业、工业文明的代言。
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 3.0 阶段：集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国际活动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信息中心、交通枢纽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群。
伴随交通条件改善，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
“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深圳意识到加工制造的土地产出过低，已经无法支撑国际都市定位后，就强势启动了一波制造业北迁。
（感悟：制造业产出低）
东莞的品牌塑造，在接下来十年将迎来最好的机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小而美的高品质需求，将为东莞的中小制造业提供难得的机遇。
广州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极有味道；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无法与广州的根深叶茂相比。
国家对深圳一直给予厚望，所以才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定位，给予众多的利好政策。
如果说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鱼跃龙门，现在的香港就是玻璃鱼缸，大鱼之下，虾米举步维艰。
伴随大湾区 3.0 阶段的到来，一体化将彻底改变大湾区的格局，核心城市的生存压力会得到极大缓解，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兼顾生意，并且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舒展。美食、民宿、民俗文化都会成为大湾区共同的财富。
“3+1”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 --- 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 --- 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内在规律呢？
第一，逼出来的改革。
第二，放出来的活力。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有求必应、无需不扰。
第三，摸出来的市场。四十多年来，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内在逻辑 ---- 市场化。
至于“3+1”的“1”是什么？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国运。
---- 2022-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