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一、 西方的力量：支配和衰落
相对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上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性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
西方的力量体现在以下方面：
拥有和操纵这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信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西方的第二幅图画与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力量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也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也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会随之消失。
这两幅关于西方地位的相反画面，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之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目前，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成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西方开放的民主社会具有巨大的自我革新能力。
第三，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重要实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领土和人口。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达到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到21世纪初将下降至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好的教育。
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则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经济产值。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明显下降。
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了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在西方创造出的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变得日益困难。
到21世纪中叶或在此之前，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主宰”行将结束。
军事能力。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并且，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等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实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
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使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二、 本土化：非西方文明的复兴
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经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
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相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三、 上帝的报复
宗教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宗教的衰亡；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假设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这次复兴被称为“上帝的报复”。7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观，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它的目标不再是是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化伊斯兰化”。
在更大的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包括人们回归和振兴他们社会的传统宗教，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类似的发展。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者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
李光耀：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50年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旧的风俗和宗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并不知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了一道基本界限，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
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相互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
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往往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人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并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但是，它们不是反现代的。
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化，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的抵制。它是针对西方的文化独立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四、亚洲的自我肯定
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的增长。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最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点用了33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龙紧随其后。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经济将于21世纪早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缓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力量的对比，具体来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少地顾及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1993年“文化复兴”席卷亚洲。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儒教看作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则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与此同时，日本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得日本人日益摆脱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的成功的根源一定是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
这种“亚洲的自我肯定”总的说来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
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其成功的原因来自讲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西方衰落的原因则为：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对东亚人而言，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
李光耀：东亚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就是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者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的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革新。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五、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人变得日益自信的同时，大批穆斯林却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力量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了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
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则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的人口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年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均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2%以上，常常超过2.5%，有时达到3%以上。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注：最近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约有16亿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23.4%）
穆斯林社会的人口结构有以下特点：1.年轻人口占据很大比例，尤其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引人注目的激增；2.年轻人口中以城市人口居多；3.年轻人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这种人口结构特点可能带来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第一，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各种政治运动的时期重合。
第二，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有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第三，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导致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个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
六、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
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会留下重要的遗产。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部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的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21世纪初期可能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