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 第三十章 仁暴亡国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 第三十章 仁暴亡国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论述了“不忍、好与、憎心见、妄诛”。这是仁爱治国的另一面，“仁爱”不只是慈惠，还暴戾，慈惠表现在不忍与好与，而暴戾表现在憎心见与妄诛。

不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恻隐之心，而是基于“礼教”思想上的不忍心，下不了狠心，其目的是贪图美名，面对罪有应得的坏人不忍心去依法处罚。不忍心处罚就会宽宥赦免，这有悖于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人情”，更不要说违背依法治国的精神了。好与，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善好施，而是指没有标准与依据的随意分赏，这是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体系的破坏，更是对社会根基的摧残。

“不忍”的思想是对依法治国国策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软性攻击，具有很大的社会煽动性与蛊惑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它充分利用了人性好喜厌恶的特点，从个体利益出发，而无视集体利益。“好与”同样利用了人性不劳而获的懒惰心态，以满足个人贪欲，来损害国家利益。“不忍”和“好与”，看似充满了人文关怀，实则是祸国殃民，以个人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既无大局观，也无全局意识。“不忍”和“好与”，可以用来育人，但不能用来治国。

关于“憎心见”与“妄诛”这是典型的亡国之为。为君之道在于“藏己”，如“道”一般，无形无相，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君主是社会平台与国家组织的创建者与管理者，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不能如表演者一样显露自己的喜怒哀乐，更不能轻易表露自己的思想与主见。否则，就会被臣子所利用，为臣所劫。滥杀无辜，不管从民情讲，还是从依法治国讲，都是亡国之兆，这是人类最不文明的表现，视生命如草芥。

韩非子讲完“仁暴”之患后，总结道“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意思是：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

韩非子将“仁暴”的实际表现一一列出。仁者在位，因其“不忍”和“好与”的特性，必然会让臣子徇私枉法，因为没有严格的律法与刑法，只要讨得君主的欢心就能获得赏赐。人性的阴暗面在没有严格的法规约束下就会无限放大，关于这一点，韩非子专门立章论述过。而暴者在位，个人意志凌驾于国法，个人暴行代替刑法，个人喜好强加于人，无德无法。君臣离心离德，不能形成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国家力量，百姓怨声载道百不堪言，国家陷入了亡国的危机之中。

最后韩非子说“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意思是：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从韩非子的本身思想看，他并不是说儒家的仁爱与礼教不好，而是在说其在治国层面上的弱点与不足。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治国方略，周朝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儒家的礼教思想与礼制方略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特质与需求。

周朝分封制时代就像一个家庭生育了几十个孩子，家长用礼教和家法管理着每个孩子。后来每个孩子都长大成人，离开了父母到各地发展，孩子成家立业后这个大家庭分家了，家长成了名义上的一家之长，孩子们各过各的生活，时不时想起父母了就去朝拜一下。随着孩子们个个强大起来开始互相争斗，而父母的能力渐渐衰落，管不了他们。家长制显然无法管理天下，这时的仁爱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急需要一种思想与方略来统一天下，终止战乱，天下归于和平，法家随世而出。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当人类社会脱离食物采集发展到农耕与工业文明时代，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儒家的“仁爱”与“礼教”更加适合于教化育人，而依法治国更加适合治理国家，这是时代的要求，也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未来的信息AI时代，依法治国的思想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改变，大胆地设想一下，有可能是依“数”治国，按中央计算机所存贮的数据为依据来治国社会管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