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我上初二那年开始说起。
说来奇怪，当我提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总会以年级为时间坐标，至于是哪年哪月，自己那时多大年龄，倒要仔细推算才能知道。我想了想，还是说上几年级比较合适，例如我一说上初二的时候，读者立马就能猜到：那时作者差不多十四五岁的样子，是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花季少年，并且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校园里。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自习课，教室里比往常要安静。放眼望去，大部分同学都在认真地做作业，头和身子隐没在一摞摞的书本中，偶尔传来翻书页的声音，咳嗽、打喷嚏的声音，也有几个不爱学习的同学在悄悄说话，窸窸窣窣的，像粮仓里的老鼠在偷偷交流觅食经验。
班主任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安宁，他走进教室便开口说道：大家稍微停一下。我们听到班主任来了，都齐刷刷地抬起头往门口望去，看到一个陌生女孩跟在他的后面。班主任继续说：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来，有请我们的新同学上台做一下自我介绍。班主任带头鼓掌，我们也啪啪地鼓起掌来，对这个新来的女同学多少都感到一些好奇。
新同学的书包没有背在身上而是拎在手里，她留着披肩发，面带微笑自信地走上讲台，然后面对大家说道：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同学，名字叫孙若雪，“孙”是子小孙，“若”是纳兰容若的若，“雪”是阳春白雪的雪。这时候，后排有个男生站起来调皮地说：美女，把名字写在黑板上吧。男生叫王小明是我们班出了名的捣蛋鬼，他不称呼“同学”反而在当着班主任的面叫新同学“美女”。班主任皱着眉头瞪着王小明狠狠地说：王小明，坐下。王小明乖乖地坐下了，惹得教室里的同学一阵偷笑。
孙若雪也笑了，她把书包从右手换到左手，拿起讲桌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粉笔字写得很漂亮，潇洒大方，然后她转过身继续说：孙若雪初来乍到，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同学们再次鼓起掌，班主任接着说：哈哈，介绍得有点儿少啊，我来给补充一点吧，孙若雪同学在原来的学校学习成绩也是很优秀的，尤其在语文和英语方面，以后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好了，你就和那边的李晓晓坐在一起吧。
班主任说完，孙若雪便走到李晓晓旁边的空位子坐下了，班主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教室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好像都没有心思再做作业了，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同桌问我：你觉得这个新来的长得怎么样。我的同桌名字叫周大宝，平时最喜欢跟我聊班里的女同学。我说：还行吧。他说：什么叫还行吧，你瞅瞅咱们班这些歪瓜裂枣，她一来，直接秒杀她们，孙若雪就是班花，我猜，过不了多久一定有很多男生追她。
听周大宝这么一说，我不由自主地往孙若雪那边看了几眼。从侧面看来，她的头发、前额、鼻梁、嘴唇、脸颊所构成的轮廓确实有一种异于其他女同学的美，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犹如发着圣光的女神。她向耳后轻轻地撩头发时，更多了几分妩媚的女人味儿，这是其他女生没有的性感。因为，孙若雪看起来进入青春期已久，身体发育得比较饱满，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儿，而我们班大多数女生还都是小女孩。
为什么孙若雪刚进教室站在讲台上时，我却没有发现她的美呢？我思来想去，这大概是由于我听信了周大宝的话。
人是同一个人，但我对她一前一后的看法差别却很大，那到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我不知道。后来，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审美是后天学来的，不是先天就有的。美没有标准。”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美和丑，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是美或丑，是可以被操控的。我可能被周大宝对孙若雪的评语影响了。如果后来孙若雪被男生追求，遭女生嫉妒，那我可能更加认同孙若雪是个美人。
过了许久，教室里仍然乱哄哄的，听不清他们在聊些什么，但我可以肯定有些人还在谈论新来的女同学。我作为班长兼纪律委员，看到此时的课堂氛围和刚才的安静差别如此之大，便站起身来大吼一声：不要说话。
同学们个个立时噤若寒蝉，不再言语。我的视线扫过整个班级，孙若雪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当时，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可能比鲁迅的神情还要严肃。她一定会问同桌李晓晓：这个人是谁啊。而李晓晓会说：嘘，这是我们班的班长。
周大宝说得没错，孙若雪成为我们班的一员后不久，以王小明为首的几个男生就频频招惹她，比如在门口拦着不让她进出，比如课堂上给她传纸条，比如学她走路或说话，比如殷勤地给她借书借笔借胶带等等。把这些行为叫调戏，叫勾搭，叫追求，都差不多，反正这些男孩子们不会对一个讨厌的女生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仅我们班的男生常常骚扰孙若雪，其他班级也有男生来找她。孙若雪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但她似乎并没有和某一个男生走得太近，也没有跟那些她不喜欢的男生们划清界限，她看起来总是客客气气的，笑容满面的，不忍心伤害别人。除非被惹得不胜其烦了，她便会找到我说：班长，王小明太烦人了，你管不管。我肯定要管的。庆幸的是，王小明还是比较听我话的，不然我这个班长在“班花”面前就太没面子了。
王小明学习成绩很差，他通常不会招惹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非但不会招惹，还对尖子生们有一种敬畏和仰慕之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习差的同学的普遍心理，反正我对那些排名前几位的同学都很尊重。
我当时在班级里也算是学习比较好的，因为成绩好，才混了个班长当一当。所以，王小明比较听我的“教诲”不是因为我是班长，更可能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突出。他把像我这样的同学当作另一类人看待，我是老老实实本分学习的孩子，我和他不是一个群体。
后来王小明渐渐知道他和孙若雪也不属于一个群体，孙若雪的学习成绩比王小明好多了。王小明不再招惹孙若雪了，其他像王小明一样的男生也很少再招惹她了。可是，女生们好像并不这样想。从孙若雪一来到这个班级，她的敌人就已经竖立起来了。
“孙若雪有过好几个男朋友，早就不是处女了”，这句话最开始就是从女生之间开始流传的，一直传得班级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好几个女生在背后悄悄地议论孙若雪，她们说的话都很露骨，平时绝不会说出这样没羞没躁的话。我想，如果被孙若雪听到了，她一定会被气晕的，这种流言蜚语有时候比拳打脚踢的身体暴力更具有杀伤力。
那些关于孙若雪的坏话到底是真是假，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那些都是谣言，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故意编造的，目的就是要诋毁孙若雪，发泄心中的嫉妒和恨意。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有一天午休时间，孙若雪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哭。在这之前，她和某个女生大吵了一架，那个女生就是散布谣言的“长舌妇”，她们争吵的时候，其他女生除了看热闹的几乎都和那个女生站在一个立场，只有李晓晓一个人帮孙若雪说话，可是李晓晓也招架不住那么多人的攻势。
当我走进教室时，李晓晓立马把我拉过来评理。她们女生之间的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孙若雪只管埋着头哭泣，丝毫没有指望我这个班长能替她出口气。看到她哭得那么伤心，我便对周围的女生说：你们这回满意了吧，你看把人家都欺负成什么样了。行了，别看了，没事了，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过了一会儿，她们都散了，孙若雪的哭声也渐渐变小了许多。
我承认，我很想帮孙若雪出这口恶气，这也算是英雄救美。可是，欺负她的也是女生，并且是一群女生。这就很难办了。怪谁呢？怪人性的自私与黑暗吗？怪她长得太漂亮吗？此时，我不禁联想到她之所以转到我们学校来，是否因为在原来的学校也遭受了同样的语言暴力。人言可畏啊，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门《思想品德》课就曾教过我们“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后来又学到一句“谣言止于智者”。在此，我希望读者朋友们也都能谨记，避免伤害到无辜的人。
就算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里，也有不同的圈子和群体。在我看来，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卓尔不群的人都是高贵的存在，虽然高贵但也会感到孤独，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是人类的贱性所在。
所以，归根结底，人想要活得幸福，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社交群体。我常常会想起电影《荒野生存》里男主人公在无人的荒野临终之际感悟到的一句真理：幸福只有在被分享时才是真实的。对此我深有感触，当我孤单一人时，我常常会在看到非常精彩的电影或文字时无人与之分享，而叹息不已。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孙若雪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甚至没有谈情说爱。圈子里有李晓晓，还有几个学习成绩好或者虽然成绩不太好但学习比较用功的同学。我自认为，我在她的这个朋友圈里，并且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班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调换一次座位（简称“调位”），同桌不变，只是变换了桌子的位置。开始我和孙若雪相隔很远，八竿子打不着，后来的几次调位，使得我们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近。
有一段时间，我坐到了墙根处，左边是墙，右边是同桌周大宝，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常常斜靠在墙上，舒服极了。我们那时坐的凳子都是没有靠背的板凳，坐久了会有点儿累。许多坐到墙边的同学都会像我这样，上课靠着墙，下课靠着墙，这要比靠在后面桌子上舒服多了。墙皮原本是涂了白色腻子粉，经过许多同学的长期摩擦后，已经包了一层光滑油亮的浆。夏天的时候，天气热背靠着墙，凉爽得很；可是到了冬天就不行了，坐在墙边会感觉身体的一半都冷飕飕的。靠墙坐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看黑板时我需要往右前方四十五度的方向看，这时候，会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黑板反光而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那段时间我坐在靠墙的位置，孙若雪就坐在我右前方的位置，和我那一竖排隔着一条道。她的座位正好处在我和黑板之间的连线上，所以，只要我往黑板的方向看，视线势必要经过她，并且我和她之间的座位相互错开，使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头，她的脖子，她的手臂，她的肩膀，她的腰身。
有一次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讲台上的老师，我也不例外。可是，我看到孙若雪扭过头，似乎在往我这边看。我一开始只当是她在看别人，要和谁偷偷说话来着。但是，我把视线往下一压，却发现她在盯着我看。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赶快把目光收回，往书本上瞧，过了几秒钟，等我再偷偷瞟她，她已经在看老师了。
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每次我和她对视都不超过一秒，我便看向别处，只假装是偶然看到了她而已，可是她却往我这边注视很久，有时我甚至不敢往讲台上看，因为一抬头就会看到她的眼睛。
后来有一回，我大胆地和她对视，彼此看了大概有六七秒钟，她原本看不出表情的脸庞，嘴角忽然上扬，露出一抹轻轻的微笑，此时，我突然感到心脏剧烈地扑腾了一下。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这难道就是心动的感觉吗？可是，“心动”之后的我却赶紧看向手中的书，不敢再看她了。
我既感到欣喜，又感到害怕。欣喜的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似乎对我有意思，害怕的是我若再往前踏一步，那就是早恋的禁地了。我才上初二啊，那时的我，脑子里不敢有谈恋爱的想法。老师、父母以及我身边那些成绩较好的同学都把早恋行为视作毒品、猛兽或恶魔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会大大地影响学习。在我的潜意思里，所有对学习有害的东西都是严格禁止的，早恋首当其冲。
对于上课我和孙若雪相互偷看的事情，我只当作没有发生过，依然按部就班地学习。她也没有跟我提过此事，如果她问我：你上课为什么偷看我。我可能会回答：你不看我，怎么会知道我看你。她也可能会问：你偷看我，是不是喜欢我。我也可能会回答：怎么可能，你想多了。总之，我绝对不会和她表白，我绝对不会明目张胆地追求她。
我记得，我们班级组织过一次辩论赛，辩论主题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使我记得这次辩论赛的原因是孙若雪的深情凝视。
参加辩论赛的同学都是在班级里比较活跃的一些人，有成绩拔尖的，也有成绩比较差的，总之都是乐于发言的。我不是那种喜欢说话的人，但作为班长，班级活动要带头参与，所以我也成了一个辩手。除了我，还有王小明和孙若雪，以及其他五个人，对，一共有八个人参加，四个男生四个女生，男生一组，女生一组，这是一次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较量。
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了一个大长方形，周围坐满了看热闹的同学和评委。在长方形中间的空地上，我们放了两排共四张桌子，正好坐八个人。四个男生和四个女生相对而坐，我是男生的三辩，而孙若雪是女生的三辩，所以，孙若雪就坐在我的对面。
当我方辩手王小明同学侃侃而谈发表着自己的观点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望着这个平时只会插科打诨的男生。王小明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口才一流，我能感受到坐在四周的同学对王小明的佩服之情。
可是，当我无意中看向对面的同学时，我发现孙若雪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其他辩手的视线都指向了王小明，唯独孙若雪的指向了我。如果让我穿越回当时的场景，我可能会先给她比个爱心的手势，然后再抛个媚眼，算作对她的回应，虽然调皮而肤浅，但起码对得起她对我那种望穿秋水般的眼神。
可事实上，我就像上课时和她对视一样，很快就败下阵来，然后装作没有看到她，继续听王小明的发言。我的反应不像一个男生该有的，和她相比，我倒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似的，生怕被图谋不轨的男生缠上。
辩论赛的结果，理论上是我们男生赢了，但评委老师考虑到对女生的照顾，最终判成了平局。我觉得我们男生像王小明这样之所以能巧舌如簧，力压群雌，一部分原因是对方辩手中有孙若雪。孙若雪的存在就像给我们几个男生打了兴奋剂一样，刺激着男性的荷尔蒙，我们心里可能都想着，如果能通过辩论赛战胜孙若雪，战胜这些女流之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征服，这是展示我们男人强大的绝佳机会。
说到强大，我觉得孙若雪要比我强大多了，在那次辩论赛中，她的其他三个战友都不堪一击，没过几个回合就不吱声了，只有她一直坚持着，搜肠刮肚地寻找更有力的论据，把音量提高提高再提高变成声嘶力竭的呐喊，最后即使和我们争辩得脸红脖子粗，口吐芬芳，怒目圆睁，也不绝不认输。
相反，我连和她直视的勇气都没有，在四个男生辩手中，我是最弱的一个。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像吵架一样论辩着某个观点，在他们强大的气场下，我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就像我在那节音乐课上一样。
从小到大，我上了接近二十年的学，正儿八经地在音乐课上学乐器只有在初二，并且上了不到一学期，音乐课就被语数英的主课代替了。
联想一下，美术课也是类似的情况，上小学时的美术课是语文或数学或其他老师代上的，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他们每次都是让我们拿出画笔和绘画本自己随便画，有时候他们也会在黑板上画上几笔简笔画，算是教过我们画画了。
初中和高中的美术课大部分都成了语数英的自习课，仔细一想，高中倒是上过几节美术鉴赏课，老师带着我们看课本记名画。没有绘画基础的我不知道怎么欣赏一幅画作，总感觉那些文字介绍没有一个能说到我心里去。
体育课更不用说了，大学以前的体育课基本上都在放羊，是我们课间休息的延伸或自习主课的延伸。体育老师除了教会我们做课间操，再无其他用处，而且我们在做课间操时，动作都不标准，懒洋洋地伸起手，动起脚，就像一群动作僵硬的丧尸。
话说回来，初中那段日子上音乐课，我们学了一件乐器，叫竖笛。竖笛看起来要比横笛、洞箫好学多了，吹竖笛的样子很像吹箫，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我们当时用的竖笛是学校统一采购的，白色的，塑料的，看起来质量很差的样子，但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足够了。
教我们吹笛子的老师是一个胖胖的女老师，我估计她的体重应该有一百七十多斤。在我的印象中，她的脾气也很差，每次上课都板着脸，正式上课前，她会叫几个学生站起来回答一些乐理知识，或者吹奏一段，如果回答不上来或吹不上来，她就让学生一直站着。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怎么听话，还是因为她本来就是个暴脾气。总之，胖子音乐老师和我想象中的音乐老师差得太远了。
上音乐课的地方不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教室，我们有一间教室专门用来上音乐课。这天下午有一节音乐课，我早早地来到音乐教室，坐在了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音乐课可以随便坐，坐哪儿都行。也许是因为平时上课我都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音乐课时就想坐到后面，这样一来，既能远离胖子老师，避免她的臭脾气影响到我，又能把教室里所有的人尽收眼底，我喜欢这种纵观全局的感觉。
坐下来不久，其他同学也都陆续走进教室，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坐下。教室的前两排往往会空出来，谁都不愿意坐到最前面，这种情况和多年后我在大学上课时的场景如出一辙。王小明也坐到了最后一排，只不过他在另一个角落，我和他形成南北对峙。
当孙若雪刚进教室时，说来也巧，我正好看到她，她也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最后面的我。当时，我清楚地看见她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可是当她看向我前面的座位时，脸上的愉悦一下子消失了，表情变化之快，令我始料未及。我前面的位置已经被人霸占了，并且是曾经和她吵过架的几个女生。孙若雪面无表情地走进来，在教室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了。
我想，如果我前面没有人坐的话，她会不会就坐到了我前面。但是也说不定，毕竟她有李晓晓，也有其他几个关系好的女同学，她很可能会和她们坐在一起。在这种随意就坐的教室，大家都会找和自己玩得好的同学坐成一片。
上课了，音乐老师像往常一样叫学生吹奏上节课教的曲子，她说：坐在最后面一排的那个男生，你来吹一段给大家听听。我听到老师说“最后面一排”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本能地以为自己“中奖”了。当我准备站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同学们都把头转向了王小明所在的角落。他们期待着看一场好戏。
我很庆幸老师说的人不是我，但我又很奇怪，坐在最后排的除了王小明还有我呢，为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以为老师提到的人就是王小明呢。或许大家都在认真地看着老师讲话，老师的神态已经指明了是王小明。在这个教室里只有两个人以为老师叫到的人不是王小明而是我，一个是我本人，另一个就是孙若雪。因为我发现，只有孙若雪没有往王小明的方向看。老师话音刚落，她就把脸转向了我。
这一次，我又假装没看到她。可是，她望着我的那个眼神我永远忘不了，就算那节音乐课以及所有的音乐课学到的音乐知识都忘记了，我也没能忘记那个眼神，那里面有意外，有期待，有支持，有欣喜，有失落，有坦然，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凝结在那一瞬间传达到了我的眼睛里，而我只是漠然地把头转向王小明，看着他吹竖笛。
我和孙若雪有更多的语言交流是在一次班级调位之后，她从和我相隔一条道儿的地方坐到了我的前桌，她只要一转身就能和我说上话。从此我和她，或者说我和周大宝与她和李晓晓四个人便经常在课间时间聊天，聊学习，聊生活，聊爱好，聊人生，聊感情。
那段时间是我中学时代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
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喜欢说话了，变得活泼开朗了，并且还会逗女孩子笑了。之前的我只知道埋头看书学习，除了偶尔和周大宝闲聊几句，一般很少和别人说话，这样的我，整个人看起来甚至有些呆傻和阴郁。而孙若雪坐到我前面以后，另一个我，一个更健康的我被激发了出来。
以前我并不知道孙若雪的数学成绩是怎样的，成了前后桌邻居，我就知道了。她经常问我数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当中大部分都是非常简单的，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知道答案。一开始，我很乐意帮她解决问题，后来就有些烦了。有一次，她拿着试卷问我一道很简单的三角形题目，我突然不耐烦地跟她说：你有没有动脑子，你先自己思考，想不出来再问我行吗。她听到后，本来兴冲冲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委屈巴巴，抓起自己的试卷转过身去，便不理我了。
因为这件事，她一整天都没有搭理我。到了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忽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英语题目，要知道，我的英语是弱项，而孙若雪最擅长的就是英语。平时都是我向她请教英语，而她让我指导数学，但是白天我得罪了她，这可如何是好。
我想了想，然后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一张小纸条，用圆珠笔写上：尊敬的孙若雪同志：我知错了，上午不该那样对您，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放过小人一马。如果得不到您的原谅，我将心如刀绞。此外，我还遇到了一道只有您才能解答的英语题目，唉，真是报应啊。希望您能不计前嫌，不吝赐教。此致敬礼。宋二蛋。
我把写好的纸条团成纸团，站起身扔到她的桌子上。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转过了身子，但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说话，只是伸出一只手。我一时有些迷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冷冷地说出两个字：英语。我恍然大悟，赶紧把英语练习册递给她，并指出是哪道题目。她接过去看了两眼说道：你有没有脑子，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做，真是笨。我知道她是故意这么说的，不可能生气，于是赶忙回答：是是是，我笨，我没脑子，有也是猪脑子，还请孙若雪同志指点迷津。她听到后，抿嘴笑了，接着就帮我从头到尾地解释那道“简单”的英语题目。我们这才冰释前嫌。
帮孙若雪解答疑难问题多了以后，我发现在给别人讲题或解题的过程中，大脑在无形中会对已知的知识点重新梳理，对学过的东西记忆得更牢固。另外，帮别人解题时，经常会遇到自己也没有见过的题目，这样还能增长见闻，拓展题库。
因此，后来我就膨胀了，自恃数学学得好，在班级里到处吆喝着“专治疑难杂问”，来帮人解答疑难数学题。我说自己就像个江湖郎中，四处给人免费看病，孙若雪说我像个江湖骗子，不骗财不骗色，专门骗人心。
我不仅帮别人解答问题，还帮学习委员收发作业。
我们前后桌四个人的作业经常由我来收集，然后交到讲台上或交给学习委员。其实，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良心发现，而是为了让孙若雪的作业本和我的作业本能放在一起，仿佛这样就代表我和她在一起似的。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那种“变态”心理。
除此之外，在学习委员发作业的时候，我也会帮着发。当看到孙若雪的作业本时，我并不着急发给她，而是先拿到我自己的位子上，等到学习委员把所有的作业都发完了，她却没收到自己的作业本，看到她有些着急了，我才告诉她作业本在我这里，并且一本正经地跟她说：是学习委员发错了，幸好发到了我手里，不然被坏蛋捡去了，那麻烦可就大了。第一次的时候，她还对我说声谢谢。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她就骂我：你这个大坏蛋。我强硬地说道：我是二蛋，不是坏蛋。
作为前后桌同学，我们之间的界限感有时候比同桌之间还要弱，从我们相互借东西就能看出来。圆珠笔、铅笔、橡皮、涂改液、胶带、作业本、辅导材料等等，都是借用范围内的东西。我经常看到孙若雪的东西放在我这里很久，我也经常找不到自己东西，问她，结果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会在她那里。
我喜欢用她的东西，喜欢这种不分你我的状态，好像这样做就有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亲密无间的感觉。但是，当她提出要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枚印章送给她时，我却拒绝了。
那枚印章是一枚小小的塑料章，是我从路上捡来的。当初捡到的时候上面刻着别人的名字，我把字磨掉，刻上了自己的姓氏，一个篆书形式的“宋”字。我把印章挂在钥匙扣上，和钥匙、挖耳勺放在一起，它已经跟随我多年了。
孙若雪抚摸着印章上的刻痕问我：这是你刻的吗，怎么刻的。我说：是我刻的，当时我先用美工刀划，但是章太硬了，根本戳不动，后来我点了一根蜡烛，把美工刀放在火上烤，刀尖被烤得通红，然后再往章上刻，因为章是塑料的，很容易就被烫出一个小坑，我就这样烤一会儿烫一下，烤一会儿烫一下，最终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印章刻好。
她佩服地说：真厉害，我也想要一枚印章，要不你把它送给我留个念想吧。我说：这枚印章我带在身上好几年了，不能随便送人，你有什么东西送给我吗。我没看到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一直带在身边，连首饰也没有，事实上，她的确没有类似的东西送我。即使有，我也很可能不会和她互送这样的东西。因为，和铅笔、圆珠笔不一样，这更像是定情信物。我害怕和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害怕成为恋人。
看到她失望的样子，我有些不忍心，便说：你把它带在身上玩几天好了，玩够了再给我。她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她就把印章还给我了。至于什么原因，我没问，她也没说，也许是她发现，借给她玩和送给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吧，印章又有什么好玩的呢。
拒绝送她印章并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拒绝借给她钱的结果却没有那么简单，借钱这件事闹出了一个乌龙。
那个时候，在我们同学之间还是非常保守的，借钱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并且借钱也大多发生在关系很铁的同性同学之间。比如，我如果借钱可能只会私下里和周大宝借几块钱，也不会借太多，如果周大宝没钱，我也不会借女生的钱。那如果女生向男生借钱，在我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们是情侣，另一个是他们是铁哥们，该女生没有什么同性朋友。
所以，当孙若雪提出如果她向我借钱我会不会借的时候，我懵了。第一，我们不是情侣；第二，我和她的关系也没有铁到比她和李晓晓的关系还铁，她有自己的同性朋友圈，有许多女性同学可以借钱，不应该向我借钱；第三，她比我有钱多了，她经常坐公交车回家，而我都是骑自行车，从来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第四，如果我借给她钱，就有越位的嫌疑，意思是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意思是我把她看得很重要，像喜欢的人一样重要。我不能借给她钱，借钱给她和向她表白无异。
于是，我吞吞吐吐地说：不会吧，你也会缺钱，你问李晓晓借过没有，问其他女生借过没有。她听出我不愿借钱给她，便说：如果杨文静问你借钱，你借不借。
杨文静是我们班里的一位女学霸，是女生当中学习成绩最好的，而我被同学们认为是男生当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另外，从上小学开始，我和杨文静就是同学了，所以客观来讲，我们之间的友情要比我和孙若雪深得多，毕竟我和孙若雪相识还不到一学期。可是，我一直把杨文静当作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学习的榜样，从来没有其他想法。
当孙若雪问我会不会借钱给杨文静时，我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杨文静绝对不会向我借钱，就像我绝不会向她借钱一样。但是既然孙若雪问了，我就干脆回答：借。因为，对于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说借，更显得我比较大方；即使杨文静真向我借钱，借钱给她也不会有越界之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孙若雪看起来对我的回答不是很满意，甚至有些失望和无奈，但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没多久，杨文静在一次课间把我叫出去了。
陪同她的还有孙若雪和李晓晓，她们把我叫到教学楼后面。杨文静把我数落了一遍，说我不应该有那种想法，我们还小，正是好好学习，掌握本领的时候，否则影响了学习，将来就完了。杨文静说得很含蓄，没有指明“那种想法”是哪种想法，我一开始有些迷惑不解，但随后就明白了她所说的事情，孙若雪问我借钱的问题原来是在调查取证。
我有些哭笑不得，摇摇头说道：我没有那种想法，你们都误会了。杨文静说：没有最好，以后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好了，我们都回教室学习吧。孙若雪跟着她们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至今不知道当时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也许孙若雪早就怀疑我和杨文静了，我能想起的最初诱因大概是我问了她我的作文和杨文静的作文相比哪个更好。
杨文静各科成绩都不错，在语文方面也很突出，她写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拿来当范文在讲台上朗读供大家学习。有时候，语文老师甚至会把她的作文复印出来，同学们人手一份。在我看来，杨文静写的作文的确很棒，她擅长使用华丽的辞藻以及引用各种名言警句和历史典故，通篇读下来会给人一种文采斐然的感觉。我决计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
有一次语文考试，我对自己写的作文非常有信心，相信一定拿到高分。可是试卷发下来后，作文得分低得超乎我的想象，我当时认为语文老师没有看懂我的作文，对这样的评分很不服气。于是，我把试卷拿给孙若雪看，让她给个意见，她的语文水平和她的英语一样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她看完以后也觉得评分给得太低了。我接着问她：杨文静的作文你也看过不少，你觉得我和她相比谁写得更好。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你们俩的作文各有千秋，她的作文精雕细琢，文采藻饰，洋洋洒洒，你的作文虽然朴实无华，但是有感情，字里行间都能体会到充沛的感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如果你们两人相互取长补短肯定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听到孙若雪的评价，我高兴极了，简直像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我知道堆砌辞藻，写华而不实的东西不是我擅长的，但也不是我想写的，“有感情”的文字才是我想要的，而这些都被孙若雪看出来了。她不止看到我作文里的感情，还看到了我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她那时大概以为我和杨文静在作文上能取长补短，在男女关系上或许也有纠缠不清的情感联系吧。如果真是我猜想的这样，她就真误会了，我是因为听到了她中肯的点评才那么高兴的。
我给孙若雪看过我的作文，还给她看过我的日记本。
从上初一开始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一开始的日记里，我写了很多班级里的事情，有关于打架的，早恋的，抄袭作业的，等等。总之，很多我看不惯的事情以及自己的许多心事都会真实地写到本子上。但是后来，班主任知道我写日记后，竟然要求看我日记，我哪里敢拒绝，老老实实把日记本呈上。班主任把日记本拿走后，等他看完送回来，我发现他的表情明显不对劲。接着，他就给我们上了一节“政治课”，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很多学生。我成了告密者。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的日记将来很可能会被别人翻看，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同学和朋友，我便多了一个心眼儿，涉及真实人物的，我就用字母代替人名；涉及我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尽量不去写，或者经过包装后再写出来。这样写出来的日记不是完全给我自己看，也是给别人看的，虽然有时候会让人摸不清头脑，不知道写的是谁，写的又是什么事。
班主任再问我要日记看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到自己想看的内容了。现在想想，班主任的日记审查无形中抑制了我写日记的欲望，改变了我写日记的初衷，做不到“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我阉割。我写日记的习惯时断时续，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在初三下学期彻底放弃了写日记。
孙若雪问我要日记看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写过两本日记了，还有一本写了一半。我不确定她要看我日记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想看一下我是怎么记录每天经历的事情，有可能是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我，也有可能是想找到我暗恋杨文静的证据，如果我喜欢杨文静，在日记中大概率会留下蛛丝马迹。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对我很好奇，很感兴趣，一个对我无动于衷的人怎么会想到看我的日记呢，除了我的班主任。
我的日记本除了班主任，其他人都没有看过，不是我不给看，是没人要看。我偷偷地把日记本递给孙若雪，让她尽快看完，并且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看了我的日记。毕竟，我的日记还算是比较私密的东西。
我以为她会看很久，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就把我所有的日记都看完了。那节课是数学课，我们都在很认真地听老师讲题，她却在认真地看我日记。下课后，她把日记本都还给了我。
我把日记本放进桌洞里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心中那个完美的她是谁。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何出此言，为什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她接着解释说：我看到你有一篇日记里写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他（她）”，那个“她”一定是你喜欢的人吧，你喜欢的人是谁啊。
此时，周大宝和李晓晓都不在，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那充满期待的神情，好像做好了我向她表白的准备。我说：你猜。她说：是不是杨文静。我说：不是，你想多了。她想了想说：不是她，那会是谁呢，不会是......
这时候，李晓晓回来了，随口问我们：你们俩在聊什么呢。孙若雪把刚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急忙说道：呃，上节课老师讲的一道题我有些不明白，找班长问问呢。李晓晓瞅了孙若雪一眼，又看了看我，说：骗谁呢，上节课你压根没听课，一直在看课外书，别以为我不知道。李晓晓把我的日记本当成了课外书，我和孙若雪听到后，禁不住笑出声来。随后，孙若雪把话题转到了这几天学校老是停电上。我也以上厕所为由，逃离了她们。李晓晓一头雾水，但我和孙若雪又怎会把属于我们的秘密告诉她呢。
不知什么原因，学校那几天停了好几次电，白天停电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晚上我们需要上晚自习，黑灯瞎火的肯定不行。教室里没有应急灯，同学们的手电筒也少得可怜。学校一停电，有的班级会安排提前放学，这是难得的自由活动时间，所以停电对他们来说就是休假，是再高兴不过的好事。
可是，我们班作为重点班岂能如此自由，没有电，那就点蜡烛照明，“停电不停学”。一开始我们班用班费买来了很多蜡烛，几乎人手一两根，可是用了几次后，大家所剩的蜡烛都不多了，再买也买不到了，学校附近商店的蜡烛早已脱销。
这天晚自习，学校又停电了。不用老师提醒，我们就自觉地把蜡烛拿出来点上。有的同学用打火机，有的同学用火柴，有的同学等别人把蜡烛点着了再去引火，不一会儿漆黑的教室就被点点烛光照亮了，空气中弥漫着蜡烛燃烧的味道。此时的教室虽然比荧光灯下的教室暗淡了许多，但它给人一种更加温暖，更加温馨的感觉。
细看同学们桌子上的蜡烛会发现，大多数蜡烛都燃得不到一半了，许多同学两人共用，四人共用，五人甚至六人共用一支蜡烛。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前后桌四人正在共用半截蜡烛。蜡烛粘在我和周大宝的桌子中央，孙若雪和李晓晓与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书做作业。
周大宝开玩笑说：哎呀，真好，我周大宝竟然能和两位美女一起秉烛看书，真是三生有幸啊，正所谓“千古文人佳客梦，红袖添香夜读书”，啧啧啧，这辈子值了。李晓晓认真地说：周小宝，你嘚瑟什么呢，没看到蜡烛都快烧没了吗，还不赶快去借半根过来。周大宝连忙说：好好好，李大大所言极是，我这就去。看到周大宝乖乖地去其他同学那儿借蜡烛，我们几个都被他逗笑了。
小小的蜡烛在努力地燃烧，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让这不足一平米的地方有了光亮，有了温度。烛火摇曳，灯光朦胧，佳人在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毫无心思学习，抬头看看对面的孙若雪，烛光下的她是那么美，我不禁看呆了。她在翻书的时候注意到我在看她，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和我对视，只是抿着嘴偷偷地笑。过了一会儿，她写了一张小纸条，贴着桌面轻轻滑给我，上面写着“看够了没有”后面还画了一个笑脸。我这才发觉自己的无礼。我想那时，我们的脸都红了，只不过在烛光掩映下，别人看不出来。
来电的时候，电灯突然亮起来，烛光营造的氛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孙若雪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心灰意懒地把书本合起来，转过身去，恢复到原来的坐姿，只留给我一个孤单的背影。刚才烛光中的一切就像一场梦，梦醒了，梦散了，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把蜡烛吹灭，将蜡烛头收起来，期待着下一次停电。
可是，心里越期待的事情越不容易发生，越不愿意遇到的事情却偏偏会碰到，就像我的感冒一样。从我有记忆起，我就经常生病，每次流行感冒都少不了我，那么多次的生病历练让我对咳嗽发烧流鼻涕这些症状有了一种普通健康人没有的忍耐度。这一次我又感冒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忍着感冒引起的头晕，无精打采地看着书，偶尔还会咳嗽一声。我没有请假去看病，心里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请假，耽误了学习不说，还得花好多钱。
我这种想法和很多穷苦老百姓的想法一样，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医生看病，而是忍一忍。因为看病需要花钱，他们有时候把钱看得比生命健康更重要，只有当身体实在承受不了病痛折磨的时候才会急急忙忙赶去医院，但是这个时候，疾病往往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
孙若雪注意到了我的萎靡不振，她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是的，感冒了。她的表情一下气变得紧张起来，她说：严不严重啊，你怎么不去校医务室看一看呢。我说：不用了，忍一忍就好了。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她便一直在劝我去看病，她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你这样做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那些爱你关心你的人不负责，你还是赶快请假看病去吧。
说到爱我关心我的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尤其是我的妈妈。记得在我十来岁 的时候，有一天感冒了，身体很不舒服，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爸爸去上班了，妈妈下地干活了。我想去村卫生室看病，可是手里没有钱，我便想到了家里的缝纫机。
妈妈常常把一些零钱放在缝纫机的花布下面，她给我打酱油的钱都是在那里拿的。于是，我掀开了盖在缝纫机上的花布，发现有十几块钱，够我拿药的了。于是，我就带着钱到村卫生室看了病，拿了药。最后，我还把剩下的一两块钱放了回去。
傍晚我妈从地里回来后，就发现钱少了。她一下子发起火来，大声地问我：二蛋，是不是你偷了钱。我吓得不敢说话。她把声音又提高了十几分贝：说，是不是你拿的。我小声地回答：是我拿的。她更加恼火了：拿了钱，怎么不跟我说，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拿钱先跟我说，经过我的同意才能拿。那时我的身体因为感冒依然很虚弱，我委屈地想要哭出来，觉得生病了就要去看病，这点钱和我的病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于是反问道：拿钱看病也不行吗。她想都没想，直接向我吼道：不行。后面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从始至终她都没有问过我生病的事情，一直关心着钱的去向。
没错，这就是爱我关心我的人。在孙若雪劝我去看病之前的十几年时光里，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我的家人每当我生病的时候都会先发一遍牢骚，埋怨我身子弱，娇气得像个小姑娘，浪费家里的钱，然后再很不情愿地带我去看病。久而久之，我也形成了讳疾忌医，钱财大于生命健康的观念。
我最终还是听从了孙若雪的意见。我去了校医务室，试了体温，发现已经烧到三十九度了，大夫给我打了退烧针，还给我配了一些药，他说我现在的状态学习效率很低，不适合上课，让我请几天假回家好好静养。没办法，我只能请假了。
在家里休养了三四天后，精神好多了，我便回到了学校。
几天没来上课，当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以为会有许多同学过来跟我这个班长或同学或朋友嘘寒问暖，然而是我想多了。前来慰问我的人，男同学只有同桌周大宝随口说了句“哟，回来了”，再无其他；女同学只有孙若雪。她看到我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停地问我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感冒有没有好，还在不在吃药。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幸福。
生病的人会本能地以为自己是个弱者，应该受到呵护，他最想要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和关心，希望别人都围着自己转。我回到学校时就有这种愚蠢的心理，以为自己多么重要，没了我的班级很可能会乱成一团糟，事实上，班级还像我走之前那样，没有任何变化，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俗话说，地球没了谁都照样转。但是，孙若雪的问候却抚慰了我落寞的心，让我重拾了一点尊严，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被别人需要的幸福感。
孙若雪对我的关心是真诚的，不是普通朋友口头上的敷衍和应承，假如我真正遇到困难，她会说到做到，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有一次回家日，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们就能回家了。我们学校在镇上，学生来自全乡镇的各个村子，大部分同学都是住宿的，每两周会有一次回家日。那天下午，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如果雨一直下到我们放学，回家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但是数学老师一直都让我们把这节课当作自习课，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想着早点回家，没有心思上课。在这节自习课上，我们可以学数学，也可以学其他课程，甚至可以说话聊天，数学老师都不会责备，这是他对我们的优待和宽容。我很喜欢数学老师。
眼看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教室里的同学开始骚动起来，大家都在议论下雨怎么回家的问题。周大宝的家就在镇上，他是一个走读生，平时不住宿，回家对他来说再轻松不过了。李晓晓早就给她爸爸打过电话了，放学后爸爸会来接她。
我问孙若雪：你怎么回去。她说：乘公交车啊，公交车经过我们村子，很方便的，不用担心，淋不着我的。我羡慕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回家安排，甚至羡慕孙若雪的村子通了公交车。因为，我们村子很偏僻，在山沟沟里，去公交站坐公交最近的一条小路都要跋山涉水，一个单趟下来至少要半个多小时。从我家到学校有二十多里地，每次都要骑很长时间的自行车，路上的坎坷风雨不知经历了多少。
孙若雪问我：你怎么回去。我说：骑自行车。她说：你家在哪里啊，我家在孙村，跟你远不远。我说：我家在宋家庄，和你们孙村距离有点远，但是路上会经过孙村。孙若雪并不知道宋家庄在哪里，但她一听到我会经过他们孙村就来了兴致。她说：原来你每次来学校都会经过我们村，我在村里竟然一次都没见过你，哎，今天你回去，路上要是还下雨，你可以去我家避避雨，对了，你带雨衣了吗，我家里有好几件雨衣，都没怎么穿过，我跟你说我家住在哪儿。
还没等我回答，她就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一张纸，然后在纸的背面开始画去她家的路线。她一边画一边认真地解释：你看，你从学校这个方向进我们村的话，只要沿着我们村的这条主路，走到第二个路口，然后右转进到一个胡同里，走到头再左转，第三家安着红色大铁门的那个就是我家了，怎么样，很好找吧，到时候，你只要在门口喊“小雪”，我小名叫小雪，我听到后就出来了，要是我不在家，我妈也会在家的。
她说得那么详细，考虑得那么周到，对我这么坦诚，这么不设防，我感到有些惊讶，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压根没有想过要去她家，更别提什么避雨、借雨衣之类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男女有别，我们又不是谈恋爱的情侣，如果她是个男孩子，我去她家很正常，甚至过夜也没什么，可她是个女生，又这么主动地说出自己家的地址让我去她家，这很不正常。
当时，周大宝和李晓晓都在旁边，周大宝调侃道：哟，发展这么快，都要见家长了。晓晓，你看孙若雪多敞亮，你什么时候邀请我去你家玩呀。李晓晓狠狠地瞪了周大宝一眼，说道：周小宝，你别没事儿找抽。我也赶忙替孙若雪辩解：大宝，这种话可别乱说，这不是下雨吗，人家是为了帮我顺利回家，你家离得这么近，就别凑热闹了。周大宝说：唉，我开玩笑呢，你们还当真了，真没劲。孙若雪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无意中竟然引起了这样的误会，慌忙把那张画着路线图的纸头收了起来。我对孙若雪说：谢谢你了，这点雨算不了什么的，我宋二蛋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另外，说不定，过一会儿这雨就停了呢。孙若雪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放学后，宿舍里的同学都在等雨停了再走，我回到宿舍没多久，雨确实小了很多。我没有等到雨停了再出发，因为再等下去，我怕还没回到家天就黑了。我穿着一件旧雨衣在蒙蒙细雨中骑上了自行车。当骑到孙村第二个路口时，我不自觉地往右边的巷子里看了一眼。从那以后，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放慢速度，往巷子里看一看，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哪怕一次熟悉的身影。
或许我和孙若雪的缘分仅限在学校里，在前后桌的咫尺范围内。后来又一次的调整座位，彼此分开，我们连那点缘分也渐渐地被消磨掉了。
我的活动与社交范围是那么窄小，只要超出前后桌的距离，我便不愿再多跨出一步。调位后，孙若雪和我的桌子距离变得差不多和她刚来的时候一样，我没想到空间的距离竟然会对心灵的距离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的关系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在同一个教室学习，难免低头不见抬头见，尽管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但大多数时候彼此都有其他同学相伴，我们也只会像其他同学那样简单打声招呼而已，有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彼此看一眼便擦肩而过。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太会主动跟人搭讪。如果说我和孙若雪坐在前后桌时，另一个活跃的我被激发了出来，那么当她离开时，那个沉默的我又回来了。
课间，我经常一个人站在教室前面走廊的窗户旁，望着窗外的操场，操场上时常有三两个学生或追逐打闹，或结伴而行，或喜笑颜开。如果问我为什么老是站在那里，其实，我也说不清楚，也许看书看得久了，这样望望远处对眼睛好，也许这样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风景，暂时逃离题海逃离喧嚣的教室，能安抚一下焦躁的心灵，总之，站在窗边看风景时心里会平静很多。
有一次，我照例站在窗前看风景，孙若雪向我走了过来，她说：我在这里看到你好多次了，外面就是一片空荡荡的操场，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没什么，就是想放空自己，休息休息。她说：你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说：有吗，没有吧。她说：不想说算了，我还不想听呢，你慢慢看吧。说完她就要回教室，我忽然有一股舍不得她离开的感觉。我说：我真没有心事，你要是有心事，可以跟我讲。她说：你如果没有，那我也没有。我笑而不语，她看到我笑了，便撂下一句：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没理解她说这句话的意思，刚想要问她，她已走进了教室。
我很想和她单独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就算不聊天也行，就那么站着或坐着，只要有她陪伴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不主动约她，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有机会，恐怕我也只是把她当作同学看待，不敢越雷池半步。
每天到了午饭时间，大多数同学都会回到宿舍吃饭。在宿舍区，中午去水房打热水的人很多，同学们拿着五颜六色的暖壶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去打水时见过好几次孙若雪，她拎着一个紫色的暖壶，有时和李晓晓一起，有时一个人；排队时，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面，但都相隔很远。每次我都想走过去跟她说句话，帮她打水，或者和她一起打水，可是每次我都没有行动，心里总想着下次遇见她一定要勇敢、主动，等到下一次来临的时候，却又退缩了。
和孙若雪交流的机会少了，对她的所思所想也就越来越不了解了。
在整个初二快结束的时候，有一节班主任的语文课，他给我们讲了半节课的试卷，然后就让我们自习。也许是觉得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基本上都结束了，没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班主任罕见地跟我们聊起天来。
他说起了自己也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家里很穷，村子里能上得起学的家庭很少，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刻苦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他还说，现在的教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供得起孩子上学，但是呢，很多孩子上到初中，上到初二初三就不上了，去外地打工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太可惜了。
班主任问我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尽管问他，不要局限语文，就把他当作一个过来人吸取一下人生经验。说实在的，班主任跟我们“聊天”的这种情况真的太少见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大部分老师都在照本宣科，给我们灌输课本上的东西，所谓人生问题，他们几乎都没有提起过。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如今回想我从开始上学到大学毕业近二十年遇到的老师，能称得上人师的寥寥无几。
当班主任让同学们向他提问题的时候，台下有问题的同学并不多，或许大家都习惯了言听计从，我们擅长的是回答问题，并不是提问题，尤其是和书本上的知识无关的问题。我记得孙若雪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她问班主任：当你站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选择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班主任回答的大体意思是，我们现在还小对很多事情都不懂，尤其是面临人生抉择人生大事的时候更是手足无措，这时候应该多听听父母长辈的意见，有句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想干啥就干啥，否则将来会后悔的。
不知道孙若雪对班主任的回答满不满意，要我说这种大道理谁都会说，是否对当事人有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世事无常，“老人”的经验固然要吸取，但也不能不假思索，全盘接受，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思考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自己擅长做的事情，自己适合做的事情都有哪些，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由自己做出，这样即使将来后悔了也怨不得别人。
后来没过多久，我就在同学间听说孙若雪要辍学了。这个消息对我不亚于晴天霹雳，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辍学，再联想到那日她问老师的问题，原来她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我全然不知。
从上学前班开始就不断地有同学以辍学、转学、休学等方式离开我的视线。我以为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都会一直上下去，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我以为这条上学的路是大家都必须走的。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上高中时做的一套试题，阅读理解中有一篇短文，里面讲述的是一个守墓人的故事。守墓人已经年过七旬，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看守墓地，看了一辈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间都消耗在了这个连死人都不愿意待的地方，他没有结婚，更没有子嗣，始终孤身一人，但是他乐在其中。看守墓地不是别人逼他的，是他自己的选择。当我看完这个故事，我就愣住了，原来人的一生还可以这样过。
看看我们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做人要有上进心，要有事业心，要有房有车，要生儿育女，要过人上人的生活。但有的人就是要走非主流的路线，或许他们不是非要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勇敢地去追求罢了。
我终于知道了，每个人选择的路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人生之路，纵横交织，我们只是恰好在途中遇见了而已，再好的朋友也只能陪我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孙若雪离开的时候，我正站在窗前看风景，对于她何时离校我提前并不知晓。她走出教室时看见了我，跟我说了一声：班长，我走了。我转过身来望着她，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看起来和一年前刚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还是披肩发，还是拎着当初来时的那个书包。
只有李晓晓一个人送她，李晓晓挽着她的胳膊，冷冷地对我说：人家都要走了，你还有闲情在这里看风景，连一句送别的话都不会说。孙若雪打断她：晓晓，你说什么呢，走吧咱们。她们就这样走了。我始终一句话都有跟她说，一直目送着她们离开。当她们谈笑着走到拐角的地方，孙若雪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回眸一笑让我突然感到一股说不出的痛苦。她真的走了。
后来，我听李晓晓说孙若雪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学化妆了。李晓晓还跟我说，孙若雪喜欢我，只是她怕影响我学习，才没有向我表白，她觉得她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而她不喜欢上学，尽管学习成绩还不错，她知道将来自己很可能会提前步入社会。我这才明白孙若雪对我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原来她辍学的想法早已有之，她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不包含我的规划。
我以为我和孙若雪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毕竟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便不再去想她了。就这样，在感情空白中我经历了初三、中考、高一、高二、高三、高考、复读、再次高考，时间一转，五年过去了。我来到了上海，上了大学。
但是，大一生活开始没多久，有一天，我登录QQ时忽然收到了一个加好友的申请，是个女生，头像看起来有些眼熟，我点开来放大一看，竟然是孙若雪。
我既惊又喜，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许多上初中时的画面，心里对她沉睡已久的感情也瞬间被激活了，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她现在做什么，在哪里工作，是不是单身......我想了解关于她的一切。
和孙若雪加了QQ好友后，我们便经常聊天。我知道了她是通过另一个老同学加了我QQ，知道了她现在老家市区开了一家化妆品店，知道了她还是单身，知道了她曾经在上海也待了好几年。当她说她去年才从上海回到老家时，我想到我刚刚来到上海，再结合我和她多年未见，有幸在网络上又取得了联系，陈奕迅的那首《好久不见》便突然萦绕在我耳际，久久挥之不去。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像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据我所知，刚上大一的时候，会有很多同学谈异地恋，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刚进入新的环境，人生地不熟，出于对情感和社交的需求，他们会更多地和以前的高中同学保持联络，尤其是对高中时没有敢于追求的异性同学，到了自由的大学便抛开束缚大胆追求，继而成了异地恋；还有一些高中时就已经是情侣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人不在一起，心还在一起，于是就谈起了异地恋。
当时我的心态和那些谈异地恋的同学差不多，高中时学业压力大，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同时也受到“禁止早恋”的约束，对恋爱是一种“屏蔽”的态度，而到了大学就不同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匹撒缰的野马，想要自由驰骋。于是，和孙若雪聊了没几天，我就跟她正式表白了。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对我的表白并不是很在乎，她似乎早就知道我的想法，即使我不说她也都明白，她没有期待我们能在一起。换句话说，我被拒绝了。
我提起许多以前在一起上学的事情，想再次唤起她对我的感情，但是她好像不愿提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她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她一句“不懂事”便把曾经发生的一切一下子抹掉了。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怀疑，这个令我朝思暮想的孙若雪还是不是曾经的那个孙若雪。
她对爱情似乎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然，这些年在社会上的历练让她不仅体验到了许多世态炎凉，还有过几次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但都没有修成正果。或许对她来说，爱情已经不是必需品，现在能有一个时刻陪伴左右安稳过日子的男人就行了。而身在千里之外的我，哪怕见她一面都很困难，自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了。我却还像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以为过去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彼此的短暂离别，殊不知，时过境迁，孙若雪早已长成了大人。
那年寒假我回老家，第一时间去了市区孙若雪开的化妆品店。那是一个很小的门店，位置偏僻，门可罗雀。我拎着行李进到店里时，她坐在收银台里正在玩电脑，看到我来了，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那一刻是我们分别近六年来第一次相见，但是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我们像两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她不再像当年那么主动，那么热情了，反而变得有些害羞和腼腆，而我却一改往日的被动和沉默，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问，她在答。那时我才眼见为实，真正地感受到我和她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六年时间，我们都变了，变得彼此都不认得了。
有人说“对记忆最好的尊重，莫过于让它以残骸的方式保持完整。毕竟这世界上大部分重温旧梦，其实都是在破坏旧梦。”我企图重温旧梦，再续前缘的心思终究是一场空，连曾经的美好回忆，我也心生质疑：我喜欢的那个孙若雪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呢？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对她便彻底死心了，再也没有非分之想，只把她当作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看待，联系自然也变少了。她的工作，她的婚姻，她的后半生都已和我无关。尽管在人生路上，我和她有过几次相逢，但分道扬镳才是最终的结局。
所以，到这里，我和孙若雪的故事真的结束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