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时穿行于大学校园，又到一年毕业季，学生们穿着学士服在各处摆POSE照毕业照，看着他们青春无邪的笑容、未经风霜的神情、将学士帽抛向空中的雀跃，诚觉世间美好，不外如此。
社会已进化到数字时代，疫情袭来时，学校停课阶段都可以进行远程授课、视频会议，似乎现代方式可以替代面对面的古老教育方式，但经过一个时期评估，视频授课效果堪忧，还无法做到可取代当面授课的程度。究其源，我们从古至今的师徒传承的模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筋骨脉络，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简单形式。所谓“大道至简”，亦有此意。
师承关系是文脉传承的链条，精神世界的师承有时候却是隔着时间的河流，师父只是以作品说话，师徒间以“拈花一笑，不著文字”的方式完成传递过程。这种师徒链条如延绵不断的山峦江河，组成了文化史上壮观的景象。文化史就是在这种朴朔迷离的风景中，分类溯源，寻找或明或暗的联结纽带，并命名山脉江河的过程。
相对于刘慈欣小说中的三体文明，三体人个体可以遗传知识，后代在前代的已掌握的知识基础上继续提升，人类就远没有那么好运。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从零开始，再伟大之人物也是从一加一开始。所以传授知识显得尤其重要。人出生无法选择，启蒙老师也无法选择，但到了学习的高级阶段，老师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寻找什么样的老师，成就什么样的自我，是每个人必经的自我成长。
在中国，虽然“为师”这个“有前途”的职业由来以久，但孔子是第一位有老师正式名分的人，被崇为“大成至圣先师”。在孔子之前，收徒讲学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了，包括邓析、壶丘子林等等。壶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师。壶丘子林是位大隐隐于市的道家人物。因为有列子这样的好徒弟，壶丘子林的思想才得以流传。本来有资格成为中国第一位正式教师，但是道家之人淡薄名利，不稀罕这个。
孔子之前的教育，可称为垄断式贵族教育，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有人教，不仅是多对一专属教学，也没有师这个身份，这些人是以半个仆人的身份教的，而孔子创新了一对多的“私学”教育，开创了平民受教育的局面。当然，同时期开“私学”的人还有多个，从严格意义上讲，孔子不是最先，而是引领时代风潮、做得规模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南郭惠子曾讽刺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绝大多数的师徒关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古文化中的师徒情谊也是异常动人的，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为典范，文人精英不仅熟悉孔子他老人家，也熟知颜回、子贡、曾晢、子路、冉有；苏门和四学士之间的事也很有趣，木心和陈丹青之间大有师徒古风。而百姓阶层熟知的师徒却是唐僧和他的仨徒弟，孙悟空跟了唐僧一路，除了名字有佛家意味，职称是“斗战胜佛”以外，却不见在佛学上有什么精进之处，他降妖伏魔的本领却一样也不是跟唐僧这个师父学的，这或者是师徒关系的另一种黑色表达吧。
一个老师最有成就感的，是教出一群拔翠的弟子，能够让自己的学说薪火相传。在希腊文明时代，苏格拉底弟子有柏拉图，而柏拉图弟子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更是显赫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们的文化不是形成门派，而是炸裂开来，形成西方文化的整体基础。与我们的传承方式迥然有别，大概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和当时风气为“真理相对性”有关。
孔子讲求有教无类，苏格拉底讲求有教必思。孔子他老人家很亲切，还爱和弟子们开个玩笑，但在他逝345年后，被大树特树为权威，即圣人所言至高无上，是中式权威教育的渊源，传承已久，当然这个并非不能改变；苏格拉底的有教必思，则未采取权威的方式，而是营造师生间、弟子间的思辨磨炼。他提出的每一个命题，都不强求弟子机械地接受，而是通过辩论来使人信服它的合理内核。在激烈思辨中，完成弟子们的认知扩展。
真理具有尖锐冒犯性，讲学如不合当时统治者之意，也会祸从口出。苏格拉底的弟子中，有一些雅典城邦的贵族子弟，参与政斗失败。对手夺取统治进行清算时，苏格拉底被告上法庭，被指败坏青年、不敬神明，严重的是，他的弟子亚西比得背叛城邦投靠了斯巴达，成了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铁证。最后500人陪审团中多数人投票同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败坏青年”这个罪名，大约相当于孔子说“小人之桀雄”少正卯的“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和“危言乱政”。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直比基督耶稣之死，在西方文化中留下巨大的身影。
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多次把司寇孔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孔门出现了“三盈三虚”。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东观之下。百家争鸣演变成说不过人家就借刀杀人，孔子为言论禁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后世儒家学人经常指责对手为少正卯，其心可诛，皆由此而来。那么，学术之争如何演变为门户之争，意气之争的呢？希腊文明如何处理个人之见的不同呢？
真理不辨不明。苏格拉底并不强求弟子们的观点和自己保持一致，没有统一思想的说法，但正反辩论必须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逻辑学。你得讲理，如不讲理，大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说理和诡辩的区分，在于是否遵循逻辑学。所以逻辑学发达，理性思维的空间才得以广大，才能形成辩论的共同基础，才能破除门户之见、中西之别。
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接收亚西比得为徒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唯一的原则就是理性，除此之外，并无其它门槛。正因他这种旷达的求知态度，开明的观念，最终孕育出一个比一个伟大的徒子徒孙。
有名师而无门户，所以不存在有辱师门的事，世上本无门，何来门户之见、门户之争。谁有理服谁，互相说不服，不怕，自成自己的小宇宙，自圆其说就成。老师说得不对，也可以当面指出。这种“有教必思”和我们的“我注六经”式权威教育从源头上就分野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从源头找问题，可能我们认为自己从来如此就永远是对的。
古代庙堂的科举制度，中第的举子们有以认主考官为恩师的习俗，所以科举主考官也都是当时文坛上的一时之选。这一点颇有唐僧师徒的感觉，考而未教为师，那授业解惑的乡下启蒙老师就不算数了？恐怕只能算“前老师”。科举考到金字塔顶的御试阶段，由天子亲自出题，仍然能“打怪晋级”，就更了不得了，中举者即是“天子门生”，再没在比天子门生更高的学位了。如果仕途顺利，未来出将入相，已可预期。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兄弟进京参加御试，在对苏轼、苏辙御试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高兴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虽然世事翻覆，兄弟俩都没做过宰相，苏轼宦海沉浮，一生贬来贬去，却诗书画三绝，成宋朝文人第一人，荣光千载；而苏辙曾任尚书右丞、太尉等要职，已是宰辅之臣。离皇帝预期相差也不太远。
天子门生虽然已经够牛的了，但仍然有更牛的位阶，是古代顶级文人的隐秘追求，那就是成为“帝王师”。能成为太子太傅，都是当世大儒。周公旦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帝王师，（孔子以前的圣人，就是周公解梦的那位）。一直是孔子求而不得的理想，这个位置之所以诱人，不在于薪水最高，而在于有先天有利条件，能和未来的君王建立良好关系，贯彻自己的治国理念，影响未来时局走向；但这个，不能去争抢，只能水到渠成，是许多顶级文人的恍惝之梦。但愿千万别碰上浑人如明武宗者，那就变成了噩梦一场。
门生弟子的师徒关系不构成体制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朝堂组织结构中明示的。但有站队意味的人身依附性质的师徒关系，构成一种隐性的朝堂势力，有点近似于现在的㗬，形成一种古代党争文化，为统治者所忌。李商隐陷于“牛李党争”漩涡中不能自清，一生宦海失意；李清照父亲和公公分属不同党争集团，常常让她左右为难；“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苏轼被归入蜀党头目，差点被对手以“乌台诗案”整死。“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受到如此责难和牢狱之灾后，苏轼居然还能继续写诗，实为能人之所不能。不过后期苏氏诗词抛弃现实政治层面，渐入人生化境，百尺竿头，又进一步。
对这种师徒关系的迷恋，进入民国，又为蒋中正娴熟运用。黄埔军系将领均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荣，能称呼总裁为校长者，均是一种隐性的荣誉。“天子门生”色谱绝对正统。所有照片都是师长坐姿在前，学生伫立在后。以这种隐形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温暖，弥补组织结构中关系的冷冰和缺陷。连毛氏也对“伟大的导师”的赞颂很是受用，可见政冶师徒的威力。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师道所以为人耻笑，恐怕与它偏离道统、学统本意，而异化为人身依附、门户党争有很大关系，是师道的没落，相当于末法时代的佛法。《西游记》中所塑造的是非不明的师父、受屈蒙冤的徒弟恐怕也是对这种师道异化的反讽。
当时代巨变、思想动荡、风云际会之时，师生之间的思想差异甚至会从相似走向相反，“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引领风潮，形成思想界的航标。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两人的思想发生变化也开始分野。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师生间观念反目，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康有为沦为“保皇党”，沐猴而冠，对着末代皇帝行跪拜之礼。而昔日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则成为“保卫共和”的先锋，梁启超指责康有为“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事后忆及，非常伤心，觉得是得意弟子背后捅刀子，痛骂“梁贼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道不同，不相为谋，师父做错了，弟子该反对就反对，大义当前，一点不能含糊。正是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和章太炎反对老师俞樾道理一样，但他们师生间的情谊一点不少，颇有古人之风。
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作《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对于康师的学问、功业给予极高评价：“惟师以天纵之资，当道丧之运，……终明志于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至于章太炎，写下《谢本师》（辞谢、谢绝之意，不再认其为师），直言不讳地指出俞樾死守老观念，学问也做不好。但章太炎并未立即发表，而是过了五年拖到1906年，才在日本主持《民报》时刊载，可见其于师义的彷徨之痛。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一文纪念，间或有微词，但通篇充满了敬意。
当然，也有老师守道的另一种情形。1953年中科院在历史研究所基础上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陈寅恪担任中古研究所所长。但不管是老友章士钊，还是弟子周一良的规劝，陈寅恪一概婉拒。最后汪篯自恃是陈寅恪得意门生，便自请缨到家中劝导。也许言辞轻佻，惹得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后来汪试图修复关系，陈寅恪答复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陈寅恪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正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 《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了马.....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如果对陈寅恪的话作个注解，就是“吾爱吾徒，吾更爱真理。”向前辈学人致无上敬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除盲目的信仰和未理性审查的漫灌信念尤其必要。
《西游记》菩提祖师将悟空逐出师门：“祖师道：‘那里甚么恩义？你只是不惹祸不牵带我就罢了！’悟空见没奈何，只得拜辞，与众相别。祖师道：‘你这一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这猢狲剥皮锉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教你万劫不得翻身！’悟空道：‘决不敢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初读西游时，对此迷惑不解，为什么？后来才知，却原来这是佛界向道界挑战的一枚棋子，试一试身手，打一打劫，预先布一布“取经”的局，最后再收归体制内。战天斗地的孙悟空最后也落得“好像一只狗”的结局，所以有人翻译《西游记》名为“一只猴子的奴化过程”，字字惊心动魄。一个不留神，就有被奴化的危险，当处数字时代，漫天大网、无处循形，想做隐士而不可得；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亦不可得。难道只有“躺平”主义一途可行？
圣经有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身处中道断绝时代，我们能不能在最后对世界说这句话，保证自己一生无悔，恐怕没有几人能够。沈从文最后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他拒绝从“思”时代进入到“信”时代，“守住了道”；做到了弃笔不从文，保持了高手名师的风范，这个世界实际上欠他良多。沈从文这句话的意外之言，是他悲观地认为，他守的道，在他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重燃的那一天。沈是我的灵魂之师，我同样悲观地认为，在我可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重燃的那一天。但从文师的“道”有这样许许多多隐形的隔代弟子在守，希望是虚无缥缈的，但绝不是一点都没有。
------杨麦仓作于202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