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我没说孔子坏话，郭沫若可以作证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记载了一段孔子和齐景公之间的精彩对话。

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35岁的孔子来到了齐国。到齐国后，孔子想接近齐景公不得，只好先做了齐国大官高昭子的家臣，后来在高氏的引见之下，孔子终于见到了齐景公。

于是，就有了这段齐景公问政于孔子的对话：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齐景公问孔子要怎样治国，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意思是大家都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和地位。

孔子的话明摆着是要维护国君的地位，有哪个当国君的会不认可呢？齐景公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孔子的话，齐景公附和道：“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大家之间的等级都乱了套，即使国富民强，我也会愁的吃不下饭啊！”

通过问政一事，齐景公觉得孔子有才干，想重用孔子，还想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

但就在这个时候，齐国大臣晏子却出来捣乱，他在齐景公面前批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晏子这段话的意思是：

儒者能说会道，法律约束不了他们。他们自以为是，不甘心屈居人下。他们为了把丧事办的隆重，不惜倾家荡产，齐国可不能形成这种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当官，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还有，自从那些所谓的儒家圣贤出来以后，周王室就随之衰微，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现在孔子讲的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达不到治国安民的目的。

听了晏子的话后，齐景公动摇了，很快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再次见到孔子时，也不再跟他谈论“礼”了。过了不久，齐景公找了个机会，跟孔子摊牌：给你上卿的待遇，我做不到，最多只能给你上卿和下卿之间的待遇！

后来，齐国又有一些大臣中伤孔子，孔子在齐国郁郁不得志，不久就返回了鲁国。

故事就到此为止，但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呢？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是太史公的记载，以太史公写史的严谨，自然不会是假的了。

其实，由于秦始皇烧书，很多先秦时期的书籍（尤其是各国史书）都被烧了，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始资料很少，因此不得不参考一些野史资料、民间传说和诸子学说（诸子学说虽也在被烧之列，但民间流传广，未必烧的尽，固流传下来），书中有疏漏也是在所难免的。

以上齐景公问政一节出自《论语·颜渊》，乃是孔门弟子记载的孔子说的话，其内容应该是可信的，至少我们没有掌握孔子说假话的证据。

而晏子劝说齐景公的这番话，则出自《晏子春秋》。经考证后，包括郭沫若先生在内的一些史学家及考古学家，都倾向于《晏子春秋》并非在春秋时期所成，而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或之后）墨家学派的委托之作（见郭沫若《十批判书》2012版第58页）。

请看，在《墨子·公孟篇》中，有一段与晏子批评儒家雷同的话：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这段对话的核心思想，和晏子劝齐景公的话其实差不多，主要是批评儒家的奢侈厚葬、繁文缛节等，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儒家足以丧天下。

另外，春秋时期并无晏子话中的“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之人，更没有所谓的“讥人”者，晏子所说的靠游说吃饭的人并非儒家，而是纵横家（如苏秦、张仪、公孙衍等），而这些人正是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的活动于列国之间，这也侧面说明这本书应该成于战国时期或战国之后（后经刘向整理）。

由此可见，晏子批评儒家的话应该是墨家的理论，话中反对厚葬、反对游说、反对繁文缛节（墨家推崇节葬、实干）等内容，也是墨家的观点，只不过是通过晏子的嘴说出来而已。（见郭沫若《十批判书》2012版第58页）

事实上，在汉初就有人怀疑《晏子春秋》这本书是战国时的墨家所作，生活于当时的司马迁不可能没听说。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乃尊崇孔子、崇尚儒学之人，可明知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把这段墨家攻击儒家的话记录在《史记》中呢？

关于这一点，韩兆琦先生在他的《史记笺证》中指出：“晏子此语之可靠性如何，可姑弗论，至其纠擿儒家学说之迂腐处，可谓淋漓尽致。史公尊崇孔子，然于儒说的此等弊病亦自有知，故载晏子之说如此。”（韩兆琦《史记笺证》2016版第3202页）

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司马迁明知晏子的话可能是墨家所托，但还是把它写入了《史记·孔子世家》中，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隐晦（当时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敢直接表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及理念，而这种以“曲笔写胸臆”写法，在《史记》中还有不少。

司马迁能够摒弃个人喜好，客观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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