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离开故乡的时候是乘火车。
故乡在北，火车向南，一路驶过北部平原和南部山川。过往的风景都成浮光掠影，唯记忆里杨子庄的老屋成了永恒。
我爸是上世纪八十年从铁道兵部队转业的铁路工人，我妈嫁给他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说她找了个当官的。
对于世代居住在那个落后封闭村庄里的人们来说，那个年代在城里工作、吃商品粮的人，无疑都是干部。
在那个年代我妈高考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不甘心。
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年轻人，都不会再甘心蜗居在故乡的那片小天地。所以我总觉得，我妈当年嫁给我爸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她与命运的一次抗争，她嫁给我爸不用再像我的祖辈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然而世事难料，我爸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转业的之初的那几年，他们单位位于城市的局址也还没建成。所以婚后我妈依然住在我姥姥家，随着我哥哥姐姐的降生，姥姥家本来就不宽敞的土坯房，显得更加狭小拥挤。于是在我最小的哥哥出生后不久他们开始筹备建新房。
新房共三间，一色的青砖灰瓦，相当气派。当然也花光了我姥姥一生的积蓄和我爸好几年攒下的工资。
建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毫不夸张的说，那个年代，在我的家乡有些人家为了建一栋房子往往要倾注几代人的心血。
姥姥说我出生的时候砖房已经建成了四个年头。于他们而言依然是新房，于我而言确是名副其实的老屋了。
我家老屋门前种了两颗枣树和一颗泡桐，那年枣子成熟时，我妈带着我姐和两个哥哥离开了家乡。把几个月大的我留给了姥姥，杨子庄便成了我大学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我在老屋里一住就是十八年，至今都能清楚的忆起老屋里所有的物件，甚至于它们占据的位置。如今想来，恍如隔世。
记忆里老屋一年四季总是有点潮湿，夏日的雨季屋子的角落里甚至会长出青苔。姥姥陪嫁的红木大床便放在那青苔之上。
我小时候也颇调皮，一次趁姥姥做饭没注意，偷偷穿我姨的鞋子，人小鞋大，一不小心左脚踩了右脚的鞋后跟，脚下一滑，跌倒在地。额头刚好撞在了床脚垫的砖头上。正在做饭的姥姥听到我的哭声，跑过来一看，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抓了一大把面粉捂在我额头的伤口上。抱起我就往街上的诊所跑，跑到诊所的时候小小的我已经晕了过去。这些都是长大后姥姥说给我听的，不过额头的疤痕至今还很清晰，成了我幼年时调皮的铁证，我也把它当成是老屋留给我的宝贵印迹。
我上小学那年，爷爷因病去世，我爸回老家奔丧。那是我长到六岁第一次见他，除了陌生和害怕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听姥姥说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就已经很不高兴，因为我的出生无疑会加重他的负担，所以在我出生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我妈让把我送人。后来在我姥姥的力争下，才把我留了下来，这就是他们带走了我的哥哥姐姐而把我最小的我留在老家的原因。
办完爷爷的丧事，爸爸去我姥姥家住了几天，对我不冷不热。那时候的我们像彼此的陌生人，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对方相处。我还记得他说要给姥姥家围一个小院，当然那两棵枣树和泡桐都要砍掉。
那时候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色的枣子，我在等着它们一天天变红，到八月的时候和姥姥一起把它们打下来，晒干后捡大个的给我哥哥姐姐们寄过去，剩下的给我当零食吃。姥姥自己却一个都舍不得吃。
每年打枣子的时候我都高兴的像过年一样，所以那天当我爸拿着斧头正准备砍树的时候，我一下冲过去抱着树干死活不放手。任凭姥姥怎么哄我都不听，我就那样跟我爸沉默的对抗着。不知道僵持了多久，他突然把手里的斧头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回屋拿起包就走了。
他显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
总之那次我赢了，树没砍、院子没围。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叫过他一声爸。
奇怪的是，我拼力护住的枣树第二年竟然一个果子也没结，那年冬天我终于还是跟姥姥一起把它们砍掉了。姥姥又请人来围了个小院，来年春天在院子里种了豌豆和蔬菜。豌豆成熟后姥姥照例把一大部分都寄给了我妈。
那时候远方的爸妈和哥哥姐姐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没跟他们一起生活过，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城里过的好不好。反正我在老家除了偶尔饿肚子外，其他的都还好。
那时候饿肚子不像我姥姥她们那个年代，她们那时候是因为缺粮，而我挨饿确实是因为姥姥有时候太忙了，农忙时节真的没时间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