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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慕义：在被思考之后演绎为大同学科的生命伦理学
来源：惠及 点击：[330次] 发布时间：2017-11-14 9:42:21
在被思考之后演绎为大同学科的生命伦理学
孙慕义
【摘要】今天，生命伦理学已经无需羞羞答答地面对后现代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后现代的宠儿；它成为人学的核心基础，它帮助我们行动，同时破解生命的奥秘，它是一切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哲学以及身体文化的理论中轴，它是实践哲学最先锋的实践者和优秀范例与榜样；它包容了和淹没了很多新兴学科的活点，它在哲学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共同支撑下，完成了从弱小分支学科伸延或延异为大同学科的过程。它实现了“一种只有在被思考之后才能存在的行为”（Valery）。
最辉煌的成功，往往源自于无数的挫折与失败；最强大的轰鸣，往往最初仅仅发出微小的声音。我们的事业不过是源于一个赢弱的身影，但如今，它变得尊贵起来，并如同巨人一样，给与我们生命和人类的生活，带来希望和喜讯以及变革的力量。
先知以利亚应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神，我们很多人，都不曾知道他逃避以色列王后耶洗别迫害的遭遇。有记录，在何烈山山洞中耶和华让他出来站在山上，此时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却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我们每天其实都有良心的呼唤，但是，那是最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经常听不见，因此，我们无法思索和反省，我们只是活着，“满眼流光随日度…，不觉芳洲暮。”我们必须学会倾听最微小的声音，也许，那是最后的真理，那也许就是生命终极的依靠。
这个微小的声音，就是那个弱小的幽灵，它悠缓而低沉，只是在漂浮和燃点着。
我们亲历它开始强大，它化成无数更小的幽灵，由其中一个最小的幽灵化作又一个最强大的幽灵；幽灵依然在散落尘埃，尘埃还在积淀，当尘埃中仅存留的精魂成为一个思想的胚胎，那么，只要有足够的营养或文明培基的爱，新生的幽灵将战胜一切旧有的，借黎明的光照和精神的差遣，诞生并发育，如果在暗夜，它将照亮万物。
我们人的生命之前与之初，即由于这种幽灵的存在而存在，它潜藏着人的性与人的意识的可能，它指向未来的元素、分子、颗粒或碎片、段落，最后归为一种具有整体特征的结构。
生命从根本上是一组符号，作为语词它拥有了内部结构以及系统整体行为的对立、冲突与统一。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语词来替代，“生命”或我们面前这个学科，之所以被我们说成幽灵，是因为凝视后，却无法再提出正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意义、思想与声音，那个“能指”的音位只有一个，作为生命的概念和价值的“所指”一直被变化着---不是本身的改变，或者本身在改变----；那个life和bioethics 只是一个声音，只是唯一的声音。庄子曰：
“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幸能正生，以正众生。”
生出于青，青出于蓝。蓝色是古代近东最名贵的颜色，因为它象征蓝天与大海，那是永恒的生命的颜色。蓝色被用于推罗商船的大旗，那表明生命在延续。推罗人自古以来崇拜太阳神，在其宗教活动中常把活人杀死献祭。因推罗地处地中海沿岸，乃是一个天然的出海港，随着推罗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许多国家要上来攻击推罗，“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还是波浪涌上来一样。”（《以西结书》26：3）推罗由于丰盛与傲慢，成为世人的鱼肉，最后推罗“成为净光的磐石”（《以西结书》26：4）；公元前332年，推罗尽管顽强抵抗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讨，但也无法阻止亚历山大修长堤自大陆直逼岛上，城垣崩塌，城池陷落，大批居民被杀戮。自此，推罗与大陆连成一片，成为罗马时代的重要城市之一。至此， 地中海世界把这种推罗蓝作为一种符号， 地中海文化以蓝色作为人类的颜色图腾，推罗蓝更成为一种生命的警示。
地球上，唯有蓝天大海无愧于生命的蓝色，那份郑重，是爱情，是幸福，是自由，是希望，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也是人类的颜色图腾。而古以色列推罗城的毁灭，正是生命之蓝的消失。我曾专门做过考索，《荷马史诗》也许是第一部把蓝色作为生命文化符号的典籍。当阿尔奥斯人陷入“神降的惊慌，令人寒栗”时，大海是黑色的，泛起“黑色的波浪”；当大海“吞噬吕卡昂的尸身”时，则翻腾着“黑色的浪沫”。特洛伊人和阿尔奥斯人混战，海神波塞冬深感惋惜，这时大海是灰色的，大雪“盖遍灰色大海的曲折海岸和港湾”。史诗中只有两处大海是蓝色的，恰恰都是在展现希望和得救的时刻：英雄阿喀琉斯扣下了赫克托斯的尸身，快捷如风的女神伊里斯传达大神宙斯的旨意，让阿喀琉斯返还尸身，阿喀琉斯于是“宽宏大量地饶恕了一个祈愿人”，这时大海是蓝色的，伊里斯“钻进深蓝色的大海”；英雄奥德赛被卡吕普索囚禁，“用泪水、叹息和痛苦折磨自己的心灵”，大神宙斯让信使赫尔墨斯传达释放奥德赛的旨意，使饱受苦难的奥德赛返回家园，这时大海也是蓝色的，“他离开蓝色的大海”。人为的横暴摧毁了以蓝色为标识的推罗，“推罗蓝”行动就是拯救生命。（见《后现代生命伦理学》【上】序言）
世上最宝贵的是生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古稀之年谈到生命的可贵时，曾讲过一个浅显而又令人信服的道理，他说：
“如果我们在宇宙中随便选择一个地点，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尚存疑点的宇宙论来计算——在这个地点发现生命的几率将为零或近于零。所以生命至少有一种稀有之物的价值，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都容易忘记这一点，把生命看的太一文不值了。”1
世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对生命的糟蹋，而工业社会和随之而来的信息社会，在对我们星球的自然生态彻底解构的过程中，正在步入最可怕的自我迷失，人的生命——不仅是个体生命，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生命——正面临生命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性的生态污染，不时袭来的流行性传染病，足以将地球毁灭百十次的核武器，此起彼伏夺走无数生命的恐怖袭击，且不说基因工程、数字技术对生命延续造成的潜在威胁了，——难怪政治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评价20世纪的历史时要说：“从对人类的野蛮摧毁的观点看，20世纪毫无理由地成为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世纪”，而更可怕的是这种“对人类的野蛮摧毁”，在21世纪仍然在继续。这就是生命伦理学“遭遇”的后现代。（见孙慕义著《后现代生命伦理学》【上】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生命伦理学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载体是人。纵观历史上所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路：人的生命与所有其他存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自我设计、自我规定、自我完善的创造者，而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能够设定并遵守道德准则，这是人特有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这一本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的‘功能’（εργονορ），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测定幸福之所在”，人的生命的目的是寻求幸福，而为此就要发现人独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具有分享道德价值的能力”，这是人独一无二的功能。3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当诸神创造出各种动物之后，便派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亦译爱比米修斯）从性能宝库中选取适当的性能，分配给各种动物。厄庇墨透斯独揽了这项工作，让普罗米修斯负责事后检查；但他却把所有的功能都分给了动物，而把人遗忘了。普罗米修斯发现了这个重大失误，为了拯救人类，于是偷天火和技艺给世人，结果受到了处罚，而人类由于没有得到宙斯掌管的政治智慧和道德，争斗自残，不能以集体力量同心协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因而濒临灭亡。“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毁灭，于是派遣赫耳墨斯来到人间，把尊严和正义带给人类，以此建立我们城邦的秩序，创造出一条友谊和团结的纽带。”当赫耳墨斯问这一馈赠是针对所有的人，还是只给少数人的时候，宙斯回答说：“分给所有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艺那样，那么城邦就决不能存在。”4这就是说，道德是人的生命最根本的规定，是人的基本功能，也是人性的类本性。历史上，这样的看法是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共识。康德认为，人的生命有三种固有的素质：技术素质，实用素质，道德素质；而其中最根本的是道德素质，因为人“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的类”5。中国先秦思想家荀子也说：“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基督教教义把人看成是按神的形象创造的，恶是被魔鬼诱惑而步入的歧途，人有向善的天性，因而是可以被救赎的。19世纪提出“福音伦理学”（Evanglical Ethics）的基督教神学家芬德利（George Goillanders Findlay）指出：
“成为神的模仿者是人性成了生命的最高元素”，“在我们身上，爱，思想，意志把我们的存在提升到非人之上。”
今天，生命伦理学已经无需羞羞答答地面对后现代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后现代的宠儿；它成为人学的核心基础，它帮助我们行动，同时破解生命的奥秘，它是一切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哲学以及身体文化的理论中轴，它是实践哲学最先锋的实践者和优秀范例与榜样；它包容了和淹没了很多新兴学科的活点，它在哲学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共同支撑下，完成了从弱小分支学科伸延或延异为大同学科的过程。它实现了“一种只有在被思考之后才能存在的行为”（Valery）。
生命伦理学正在行动着。
“时而我思，时而我在”，这一哲学化的意识状态和思维状态结合在一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一种思想形态，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孤独的，但这种我们自愿选择的孤独有利与发展哲学的高贵品质的条件，并成为哲学的一种终极归宿的选择，不管你是否认肯与接受，你必然要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