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何以自称易安室
易安居士是李清照的雅号、自号，蕴含着李清照的志趣和精神追求。易安源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大意是住在非常狭小的屋子里也容易感到舒适安闲。其背景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屏居青州时期，在“归来堂”和诗唱词其乐融融的日子。易安之说与后来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寻求安身没有关系。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原籍诸城，进士出身，一度做到宰相，青州为京东路最发达的地区，他在青州买了一处大宅院，准备养老，结果因弄权争斗被蔡京气死，无福消受。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青州宅院最终成了儿子们的安乐窝。金兵入侵时，李清照携带金石书画南渡，留在青州无法带走的宝贝，“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因此，青州的归来堂可不是仅能容膝这么简单，阔可走马无疑。
居士的说法有点说不清，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为居士，苏轼被贬黄州后，就自称东坡居士。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流，自然当不了官，入不了仕。大概是有样学样，自命不凡，就自称易安居士了。我虽是女子，考不了进士，还不能叫个冠男、越男吗。可见，一代词宗的骨子里还是藏着一丝自卑。
李清照称易安居士有证据支持，其《打马图经序》曰：”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云：“易安居士（李清照）……自少年即有诗名”。《宋史·李格非传》载：“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易安居士广为人知，但李清照自暑“易安室”，则不太被人提起 。在《上枢密韩肖胄诗序》中，李清照说：“绍兴癸丑（1133）五月，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使虏，通两宫也。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说：“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绍兴二年（1132）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说：“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时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李清照既有易安居士的雅号，为什么又自称易安室呢？
绍兴二年据其丈夫赵明诚去世（1129年）已3年，据今人黄盛璋、王保国等学者考证，《金石录后序》并非作于绍兴二年，而是绍兴五年（1135），因为就年份上说，文中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当是后世刻版或传写有误。况且，绍兴二年正是李清照闹离婚打官司不可开交快要疯了的那年，恐怕没心情写《金石录后序》。 那么，易安室与易安居士有什么不同吗？
首先，易安居士饱含了文人的雅趣、自负和自鸣得意，几乎是一种张扬和炫耀，易安室则没有如此悠闲自得之感，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妻的“归来堂”“静治堂”也不是同类的用法和含义，当不是指她的创作或居住之所，两者有明显差异。
第二个不同是出现时间的先后。易安居士的说法明显在前，易安室的说法在后，其时间点当不是以赵明诚的死亡为分野，而是与李清照身上发生的重大变故有关。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阴差阳错，与张汝舟成婚又迅速离婚，婚姻存续仅100天。
生性洒脱，随心所欲，不受拘束的李清照与张汝舟成婚一定有轻率之处，然而她又是一个不愿意苟且将就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发现不对，立即表现出“余性不耐”的特质，登时反目成仇，誓死离婚，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可谓气势如虹。
关于这一点，在她的《打马图经序》中可以看出来。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赵明诚曾自恃才学不弱于妻子，尝闭门三日，写出50首词，并将李清照寄给他的词抄录后混在一起交友人评判，友人陆德夫看来看去说：“莫道不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只此三句佳。
作为济南的女儿，李清照天生是斗士，斗诗斗词斗酒斗茶斗草斗棋，其乐无穷，无往不胜，遇到李清照这样鬼神无惧破釜沉舟的女子，张汝舟算是倒了八辈霉，根本不是对手。后人能见到的离婚缘由均是李清照一面之词，所谓“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张汝舟被缺席审判。客观的说，张汝舟并非凡夫俗士，他是1103年的进士，作过太守，地位身份俱在。试想，以李清照那么孤高的个性，能以身相许的人岂是等闲之辈？如果像李清照后来说得那么不堪，两人成婚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李张离婚案，按照宋代的法律，李清照并没有诉讼的充分理由。李清照之所以离婚成功，除掉有贵人翰林学士綦崇礼相助之外，主要得益于她检举揭法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多报科举考试次数以求得官）“的过错，按照现代的理念，属于暴露他人隐私，而且还是自己丈夫，仅属两个人的小秘密（此亦映照出当初两人之亲密）被示之于庭。虽然它本身不构成离婚的直接证据和要件，但这作实了张汝舟的严重违规行为，最终张汝舟1132年10月被编管柳州了事。
事情尽管已过去，但影响已深深地嵌入到李清照的余生，对此，李清照心知肚明。 “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李清照承受着无穷的压力，压力山大。但是，婚变已成，覆水难收，一失足成千古恨，把柄和笑柄永远留给了世人，愈是有大名者愈是如此，愈是女流愈如此，不以李清照个人的意志和世俗的变易为转移。
我推断，自此重击之后，李清照就开始自称“易安室”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说来可能很复杂，可能也很简单。简而言之，她是向夫家赵氏展示一种姿态，以此向赵氏宣示自己是悔过之人，在室之女。1135年，李清照作《武陵春》词，当深蕴此意，“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它主要表现的不是愁与苦，而是李清照个人的世界，就此全变了。
关于室和在室的用法，我们可参照宋代墓志的例子。李格非妻子祖父、状元王拱辰墓志（1085年）载，“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议大夫程嗣恭、朝奉郎任公裕、孙亚卿而卒者三人，今二，长适节度推官石宗彝、次适宣德郎吕希亚。”所谓在室而卒者三人，说明这三位女儿未出嫁时就死掉了。在室用诸女子身上，含义就是未出嫁。
李格非妻子祖母王薛氏墓志铭（1093年）对其三个孙女的记载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二人在室。”这说明，其两位小孙女1093年时还没有出嫁，仍然待字闺中；寇准墓志铭中的四个女儿：“长适枢密使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曙，次适太府卿毕庆长，次又为毕氏继室，次适司封员外郎直史馆张子毕。”寇准的三女儿再次嫁给毕庆长，为其“继室”，则是已出嫁的状态。
由此可知， 张汝舟如果娶妻李清照之前曾经有过妻子（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大概率事件），李清照就是他的继室，但“易安室”的含义显然和此无关，她对张汝舟的痛恨应该超越了当年对公爹赵挺之不搭救自己父亲的痛恨，她怎么可能自认是后夫张汝舟的继室呢？不会。反过来说，李清照与张汝舟离婚，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又回到了“在室”状态，虽然与之前的含义已大不相同。
无论李清照多么坚强无畏，不惧流言蜚语，离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李清照的这次再婚离婚给她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她与夫家彻底恩断义绝，脱离了从属关系，赵明诚死后，他的二哥赵思诚1132年知浙江台州，后到福建泉州作太守，许多没有依靠的赵氏亲人，包括其大哥赵存诚的妻室儿女都跟随去了泉州，李清照显然失去了这样的“资格”。在赵家人看来，李清照再嫁他人，就是对赵氏家族的“背叛”，赵氏一族很生气，很不满，李清照意气用事，不瞻前顾后，自己堵死了后路。有学者说李清照晚年孤苦无依，但没有说为什么孤苦无依，除了她没有儿女外，当与这次再婚离婚有重大关联；其次，由于她坚定离婚导致后夫被编管，她又脱离了和张氏的关系，假设张氏一族有人脉背景势力，她也指望不上，已自动除名；第三，最可悲的是，理论上她也不再是娘家李氏的人，两度嫁人，丈夫一死一离，她算谁家的呢？最终成了三不管。
正所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位置，有苦无处诉，有愁付诸词，其重新“待字闺中”实是万般无奈之举，自此之后，她不再是完全意义上洒脱无拘的易安居士，而是罩上淡淡阴影的易安室。
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发长。一代词人李清照，我们无比敬仰的旷世才女，俨然成为那个世界的局外人。 （张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