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注道德经述成·道经·十七章

道经·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王弼：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

原成：按“其次”的次序而言“太上”或应是“首先”、“最好”等表示程度的意思。

王氏曰“太上，谓大人也。”似乎认为此篇是以人的“品德”来划分人的行为。按王氏的理解，大人做大人事，其次所做不如大人，其次则更加低阶。

王氏的理解有失于偏，从文章分析，老子应该是就某个人或某类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民众对此类人行为的反映。也就是说，民众对此类人的某种或某类行为会产生四种不同的反馈，即“有之”、“誉之”、“畏之”、“侮之”。

换言之，任何人对自身以好恶之心为导向的主观意志，所抑制的程度不同，会引起其它人的不同反馈行为。

王氏言“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来解释“下知有之”，似乎以无条件“从上”为义，这并不符合老子原义。

“道”衍生万物，万物接受“道”的约束，“道”于万物约束而不干预。作为效法“道”的“太上”，亦是遵循“约束而不干预”的原则，才能获得“下知有之”的支持。

其次亲而誉之，

王弼：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原成：不同于“约束而不干预”的行为，此行为应该达到了“无为而有以为”主观意志，引起民众“亲之”、“誉之”的结果。

其次畏之，

王弼：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

原成：不同于“无为而有以为”的主观意志的行为，此行为应该达到了“有为而有以为”主观意志，引起民众“畏之”的结果。

其次侮之。

王弼：不能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原成：不同于“有为而有以为”的主观意志，此行为达到了以好恶之心为导向的主观意志作为万物唯一标准，引起国亡家破的“侮之”结果。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济也。

原成：王氏所注，拘束于人文范畴，不符合老子对自身所言，要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要求。王氏拘束于人文思想，亦是其后先贤之通病，此病延之于今，悲矣！

凡事以信为准绳，则伪必生矣，焉可以为善。

信，申也。“信”是一种态度，于事的“善始且善终”，于物的“约束而不干预”，此为“信”。

凡不能抑制以好恶之心为导向的主观意志作为万物唯一标准者，皆是“不信”者也。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王弼：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原成：王氏此段注释亦颇多不妥之处。

王氏认为“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是王氏“不可知论”的必然 结果。

凡物皆是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运动必然产生结果，结果必然且只能由运动产生，此谓之“自然”。老子曰“道法自然”就是这个意思。

王氏曰“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亦不符合老子原义，也不符合王氏前面所言的“是非同门，善恶同根”的思想。凡事以信为准绳，则伪必生矣，焉可以为善。王氏亦未明“悠兮其贵言”之义为何！

老子此段只讲了一句话“约束而不干预”作为对此篇的总结。

于事的“善始且善终”，于物的“约束而不干预”，故老子曰“悠兮其贵言”

万物以“道”作为唯一标准，故老子曰“功成事遂”。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故老子曰“百姓皆谓我自然”

王氏所注的“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是极其有悖老子本义的。“不知其所以然也”才是王氏此段注释的重点，也是其思想的腐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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