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共产党是自从内战结束就一直没有中断组织活动的唯一政党。尽管它处于地下状态，受到镇压，但它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纲领，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它的活动小组甚至覆盖了角角落落的整个西班牙。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共产党迅速扩大，1975年将近两万，1976年则增加到十万。
共产党又是一个有国际联系的政党，内战时期接受来自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内战后领导人流亡国外期间，率先提出“民族和解”是自身更新的开始。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等于和苏联决裂。他们开始依靠自身，面对西班牙的大众，清理自己背负的历史负担，面向未来。它终于从天上落下来，重新脚踏实地。
当苏亚雷兹启动改革方案时，共产党还是非法的地下政党，总书记卡利约在法国流亡。照说，他是最不愿意和佛朗哥政权妥协的。可是，他开始认识到，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人自己，在内战中犯下错误，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思潮，造成了西班牙的苦难。卡利约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途径，在佛朗哥死前就向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表明，如果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西班牙共产党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他们不再实行“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党纲。
因此，苏亚雷兹和共产党领袖卡利约，对未来西班牙的开明改革，看法变得一致。可是，旧体制内的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党。苏亚雷兹必须谨慎从事，当他得知西班牙驻法大使擅自在巴黎会见卡利约时就解除了大使的职务。这令共产党失望，却让保守派放心。
言行分寸往往决定效果。而把握分寸恰是苏亚雷兹长期在体制内训练出来的本能。他知道什么事情现在可以做，什么还不能。他取下了首相办公室里前任挂的巨幅佛朗哥像，引起一位老将军的狂怒，苏亚雷兹却丝毫不为所动。在大赦问题上，他当着国王的面和军中将领发生争执，坚决表示他作为首相，绝不容忍无理要求。但是一转身，他在背后对将军们妥协，将一些“埃塔”成员在大赦后秘密驱逐出境。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了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计划政党合法化的改革计划。他指出，方案是国王支持的，请将军们给予“爱国的支持”。对于这些老将军来说，年轻首相的拜会，是“自己的孩子”来请求他们这些老人同意。他们对这个方案不怎么乐意，却也知道改革不可避免。西班牙军人传统在这个时候起了关键作用：国王支持，对于老派军人来说分量极重。他们提出的唯一疑虑：你打算也使共产党合法化吗?
苏亚雷兹的回答是：根据共产党现在的纲领，给以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
老将军们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认为苏亚雷兹敌我分明、立场坚定。于是，他们支持了他的政治改革方案。
苏亚雷兹启动改革最难解的一个死结终于解开：他有了将军们的承诺。事实上，改革进程一开始，共产党就取得合法地位，开始参与竞选。所以，一些保守派至今认为，是苏亚雷兹欺骗了这些年迈的将军，耍了计谋。苏亚雷兹始终不承认欺骗。多年后，已经下野的苏亚雷兹接受访谈，坚称自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欺骗“西班牙的军人”。他坚持说自己是诚实的。是共产党改变了纲领才合法化的。他确实要求共产党先改变自己，承诺遵守游戏规则，不再企图推翻政府，这是参与到民主游戏里来的“准入条件”。
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改革法案时，一位将军却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内战就是当年的工会组织胡作非为才打起来的，工会这一步不能放。苏亚雷兹认为，工会这一步非走不可。没有自由的工会组织，大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途径。僵持不下，苏亚雷兹以首相身份要求这位将军辞职。他周围的人担心，这一举动会引起军队反弹，导致政治改革法翻车。苏亚雷兹却根据自己对军队的了解，相信条件允许他在这一刻显示强硬。
这一冲突相当紧张，但是苏亚雷兹赢了。
佛朗哥去世不到一年，在他留下的政权体制内，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正式启动了。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事实证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变的启动者，只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们。他们有意愿，改革才能良性启动。这些国会议员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定也有人会像苏亚雷兹一样想到，开始民主选举，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这个时候，仍然投出赞成票，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
随后，苏亚雷兹把政治改革法案提交全民公投。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政治改革，虽是上层引导，却是制度性变革，它将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无法预料。如果没有全民的认可和参与，在困难关头，就可能缺乏民众支持，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会出现问题。未来可能遇到经济困难，遇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遇到决策层失误，遇到社会危机，哪怕是遇到天灾，人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改革的结果?为什么要改革?
全民公投赋予政治改革法以合法性，也向政治精英们显示民心和时代潮流。如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要加入共同的“游戏”，不要自外于民主进程。这是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外的极端反对派，都应该了解的。
此刻，最大的反对党西班牙共产党尚无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苏亚雷兹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大党处于非法状态，对国家制度很是危险。担任首相后，苏亚雷兹通过中间人和流亡巴黎的卡利约秘密接触，也就是谈判。在这方面，苏亚雷兹非常出色，他善于倾听、理解对方，善于作出承诺，也善于在无法履行承诺的时候修改承诺，让谈判继续下去。他的信息很明确，为了西班牙，你修正党的政策，我设法让你合法。
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从来不缺极端分子，党内很快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相信暴力斗争。就在公投前夕，在巴斯克地区，他们绑架了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公投以后，他们又绑架了另一个军事司法官员。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就在同一天，极端右翼分子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内战前左右两派相互厮杀的景象，竟然再现了。
右翼极端分子等着共产党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有不愿示弱的传统。这一次，卡利约领导下的共产党却没有被挑起来，相反他发表呼吁，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静。在受害者的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沉默致哀，它所表现出的力量和纪律性，让苏亚雷兹深感震动。共产党在此刻表现的克制，反而一下打消了民众原来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成见，消除了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当时的内务部长米亚(Rodolfo Marin Mila) 后来回忆自己在收音机里听葬礼实况转播的情况时说：“我知道，共产党在那天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新西班牙人不再念念不忘一流殖民大国、海上霸王的古代“强国梦”，他们不再关心历史赋予古西班牙的骄傲和荣耀。“九八”一代的摸索和争论，“寻根派”和“欧化派”的抗衡，到新一代人这里，逐渐融合，渐渐清晰起来。他们是现代西班牙人。他们能够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国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大众对传统失落的担忧得到消解。不再担心会丢失“西班牙灵魂”，他们永远是独特的西班牙人。同时，西班牙要健康地富国强民，要在政治制度上成为一个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这就是西班牙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欧洲”的必然性，获得了大众认同。
公投也悄悄地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此后，民众要用选票说话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威权体制内权力从上到下的分配传递，变成民主体制内权力从民众层面产生。
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会面。这种面对面的个人交谈，是苏亚雷兹的长项，在西班牙当代政治史上很有名气。在他政治生命巅峰期的几年里，谈话的成功率极高。他谦卑、诚恳、坦率、自尊，再加上骄傲、克制、勇气，这些西班牙人最推崇的表现能够化敌为友、逢凶化吉。
西班牙民主改革进程，因为有了苏亚雷兹，变得特别有意思。
经过八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谈话，苏亚雷兹和卡利约达成协议。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他们两人年龄相差很大，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一个是体制内官僚、西班牙首相，另一个是流亡几十年的反对党领袖、老资格革命家。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他们过去没有个人交往，以后也由于舞台不同而没有很多接触，却形成了一种互相之间的敬重。
这种个人关系，在民主进程遭遇困难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德里有帝王气势，它是站在一个高地上，俯瞰四周，那四周缓缓展开的就是这统一王国的根基：五百年前伊莎贝拉女王和费尔南多国王联姻结成的大王国—卡斯蒂利亚、拉曼却和阿拉贡。这大王国，一直翻越峻峭山脉，覆盖了安达卢西亚，延伸到最南边的直布罗陀。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权力，经过光复运动而伸展，成就了西班牙的统一王国。卡斯蒂利亚的语言，就是今日西班牙语。
可是在巴塞罗那，你会感觉到不一样。古时候，这里是加泰罗尼亚王国，有实力和西边的阿拉贡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分庭抗礼。这儿是另一个民族加泰罗尼亚族，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卡塔兰语。在这里的人看来，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对等，巴塞罗那当然就应该和马德里平起平坐了。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当地人的民族骄傲。尽管对外来旅人非常不方便，但公共场所的标志说明还是要用两种语言，放在首位的一定是卡塔兰语。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卡塔兰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在西班牙国内政治中，地区问题拔了头筹。
和地区问题相比，苏亚雷兹处理的在野党问题，可能都算是很平和的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终于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最大的困难。它们靠海，加泰罗尼亚靠地中海，巴斯克靠大西洋。又由于它们自然资源丰富，在最近一百多年，它们经济最发达，是西班牙税收的主要来源。外来思潮，也总是先在巴塞*陆，巴塞罗那成为近代政治于跃的地方，曾经是工会政新花样也最多的地方。
苏亚雷兹看到，尽管塔拉德拉斯是在流亡中接替了被枪杀的贡巴尼斯，并非民选政府，但他始终被加泰罗尼亚人看作是领袖。而且，他刻意让自己的定位超越党派，成为精神领袖。这对于西班牙政府很重要。中央政府处理地区分离问题时，最难办的就是地区在政治和精神上是分裂的，因此找不到单一代表打交道。塔拉德拉斯的存在，给了苏亚雷兹一个机会。
塔拉德拉斯，没有什么实权，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民来说，却是一个重要象征。“象征性”就是地区的团结和统一，这对西班牙政府是最宝贵的。
苏亚雷兹的民主改革进程命悬一线，成败就看他能不能处理好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问题。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民族自治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自内战后期共和政府撤出巴塞罗那，大批加泰罗尼亚难民进入法国，佛朗哥枪决了原自治政府的主席贡巴尼斯(Lui Companys) 。流亡者随后在法国成立了加泰罗尼亚流亡政府。这个政府尽管什么也没有，却始终存在。当苏亚雷兹启动民主改革时，在旧体制内，大概只有国王和他两个人，看到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地位。对苏亚雷兹，什么人在加泰罗尼亚有威望，他就应该和他打交道。苏亚雷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加泰罗尼亚带进民主游戏里来。
1977年第一次大选成功，恰逢西班牙经济困难。虽然经济危机和政治上转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非常自然地，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口实。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险的时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锐化，就很容易把民众往两极拉，出现内战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状况。一般来说，在野的反对派出于自身利益，会有这样做的天然动机。可是，七十年代已经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经成熟了。
苏亚雷兹认为，应付经济困难必须和政治改革结合，要让所有的政党派别，都积极参与应付经济困难，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为经济困难的单纯受害者，从而游离于政治改革。他的策略是“政治求同”。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PDC) 和巴斯克地区政党(PNV) 的领导人， 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官，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
苏亚雷兹这一手，独具西班牙文化特色。
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妥协与合作，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
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利益的沟坎。当年，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酿出内战。今天，西班牙在证明，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在吸取教训。制宪期间，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促使和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障碍。正是历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无论有多大的分歧，终于没有放弃努力，得到了一部宪法。
我有时候想，激烈争执后妥协的宪法，比没有争执的宪法要靠得住。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强势压死，就是大家不把宪法当真。西班牙人在制宪过程中争个面红耳赤，这表明以后他们是打算认真实施的。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投反对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签署宪法。西班牙王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正式确立。
有十七个老资格的将军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根据西班牙军人的传统责任，以军事行动来干政。国王正在外地打猎，闻讯赶回马德里，安抚这些愤怒的军官。29日，苏亚雷兹宣布辞去首相。他在讲话中说：“我不愿意让民主政权再一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他后来否认他是在军队压力下辞职，但是，这句话无疑在比照1936年第二共和的覆灭。
苏亚雷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西班牙追求强大的百年历史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和盲区。后人能够看清的事情，身处其中可能参不透。佛朗哥不可能去做苏亚雷兹做的事情。这就是老一代人的大限。可是，并不是所有新一代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改革，改革需要将个人置之度外的人格力量，也需要有能力看准和抓住时机。苏亚雷兹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完成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现在，是他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了。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
西班牙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两个字，在西班牙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那是经过八面来风而终于获得的定力。有来自罗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庙里，奏响古乐；有来自莱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纵马驰骋；有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宫里，让泉水淙淙低吟；有来自法国的建筑师和石匠，在西班牙设计的哥特式教堂里，让圣坛下传出轻轻的祈祷声；有全世界的人，如我们一样，背着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迹。
还有，在那古老的谱系下，高贵的西班牙国王面对民众，表现的却是谦卑；而获得自由的西班牙人，微微低下头，却高高挺起胸膛，胸前的纽扣，一闪一亮。
眼前，毕尔巴鄂河，在静静流淌。
在河中，是古根海姆浪漫的身影。伴随它的，是一轮西班牙的银色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