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积淀—农耕文明时代
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细胞，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由相对应的文化所构成，而这种文化构成一定是全方位的，比如人们按习惯把文化细分为：科技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等（当然可以有多种划分形式），其中单一文化发展的程度不能够成完整的文明形态，只能体现文明一个方面发展的程度。只有当所有“文化”处于一个相对统一的水平时，并保持相对稳定的、有序发展的状态下才能形成一种文明形态。
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种发展变化中总会有一种文化帅先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打破”对于文明形态来讲，是一种文化的“溢出”，而当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这种“溢出”，原有的文明形态就将完结，另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就将产生。
所谓“农耕文明时代”是指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农耕社会后的状态，这时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一般来讲这个时代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制度，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跨越并不是“全制度的跨越”，而是阶段性跨越。所谓全制度跨越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周期，阶段性跨越是不一定完整社会制度周期。我们认为，“农耕文明时代”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于奴隶社会，成就于封建社会前期。
可以肯定的说，农耕文化的出现与形成完全有赖于农业经济的出现与形成。在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劳动属于相对被动的劳动，“有则取，无则等”，动物出现了便去猎杀，果实成熟了便去采摘。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种植、养植成为人类的主导生产方式，商品的出现正逐渐改变了人类的财富观，于是出现了“农耕文化”。
当东方人开始种植水稻、两河流域的人们开始种植小麦的时候，当我们的祖先发现狗和羊是可以饲养的时候，原始的狩猎文化、采摘文化被动摇了；当人们发现依水而居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时，原始的迁移文化被动摇了；当在氏族内部原始民主的意见总不能达到统一时，这种原始民主根基被动摇；当氏族从战争中获“奴隶利益”后，原始的平等原则被打破了：当“陶器”、青铜冶炼、“轮子”等新科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物质资源的丰富，原始的按需分配文化被彻底撼动了。正是这些文化的颠覆造就了一种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就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到来。
“农耕文明”与“原始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开始由生存转向了生活、由平等转向了不平等、物资由使用变成使用与交换共存、人类对大自然由恐惧转为敬畏、财富由共同所有转为私人占有、劳动由简单变为相对复杂的劳动 、人与人的关系由血缘联系转为血缘加权力再加利益的联系。
“农耕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是人被“固定”在了土地上，从此人们终于有了固定的“家”和固定的“园”。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均以“家园”——“村落”为中心。村落是古代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产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村落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居住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一类场所，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村落作为实际存在的聚落，它首先是物质实体空间，体现为明显的聚合性，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地域综合体；二是村落作为社会群体的活动单元，它也是非物质社会空间，体现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社会单元，包括关系构成的组织、制度、语言、风俗、道德、宗教、经验。
正如上一章我们所阐述的那样，村落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城市。
战争让胜利者不断的扩大自己“家园”，统治者就必须面临“家园”的管理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城邦国家”和“国家”。
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发展历史上看：希腊城邦(公元前8～前4世纪)古希腊语：城邦“πολι”，字面意思是城市。它也代表了公民以及公民组成的群体。是古希腊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城市为单位形成自治国家。古希腊的众多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城邦。
5150年前（约公元前3150年）南北埃及完成统一，并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大一统国家，是君主专制政体，国家领袖法老。其朝代延续并更迭长达三千年之久。
古巴比伦王国（约前1894年－约前1595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在这里的人们建立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中国的夏朝（约前2070~前1600 ）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共传14代。实行的是君王世袭制。
“农耕社会”造就了“国家”，而“国家”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氏族部落管理统治模式，如斯巴达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体，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国家机构。古埃及一直是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切的权力都归属于法老，法老之下有一套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全国各地进行各方面的管理。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维西尔，相当于宰相，其权力仅次于法老，但也是全方位的，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立法、建筑、国防、国家资源调查和分配、征兵、祭祀等等。古巴比在伦汉穆拉比统一后，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国王独揽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等权力，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吏。中国的夏朝中央设是“三正”和“六事之人”，分别是：车正（刑部司寇、兵部司马）、牧正（户部司徒、工部司空）、庖正（吏部冢宰、礼部宗伯）、遒人下情上达；啬夫负责征收农业剩余生产物。大理掌管刑狱，调解诉讼。太史是史官羲和是掌管历法的官员。瞽即乐师。掌管祭祀和王娱乐时候的音乐。官师是“校”(即学校)的教官。
城邦国家、国家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军事组织——军队的出现，古埃及正规军事组织形成于“新王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军队出现在夏朝。
建立在“原始文明”基础上的“农耕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前面讲过水稻、小麦的发现到国家的出现已经经历了数千年，动物的驯养最久的长达上万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人类不断总结种植与饲养的经验，逐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家畜、家禽饲养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不仅“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还会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家畜、家禽剩余。，随着石器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出现，以及生产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产品除维持人们的生活必需以外，开始有了剩余。剩余产品的出现，一方面为一部分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文化科学活动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社会产生。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无报酬和人身自由。奴隶社会便是“农耕文明”时代第一个社会形态。
“农耕文明”是生产力发展首先体现的是铸造业，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3700年埃及人就已经普遍开始使用锡，青铜器是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距今大约5300年。史学界一般把这个时间点作为“青铜时代”，从公元前3300年——前1300年，中东、北非和小亚细亚地区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
而有铁制物件最早发现于公元前3500年的古埃及。它们包含7.5%的镍，表明它们来自流星。古代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赫梯人是第一个从铁矿石中熔炼铁的，约公元前1500年这种新的、坚硬的金属给了他们经济和政治上新的力量。铁器时代开始了。在某些铁矿石中包含钒，于是可以生产出叫做大马士革的钢，这种钢很适合制剑。在中国，从战国时期到东汉初年，铁器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金属。铁的化合物四氧化三铁就是磁铁矿，是早期司南的材料。
铸造业的发展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考古证明中国姜寨遗址（位于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临河北岸）出土的公元前4700年前冶炼黄铜片及黄铜圆环，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冶炼黄铜，它标志着人类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而在土耳其东部的卡萤泰佩遗址中专家们发现距今10000年的自然铜制品，并经退火处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铜制品，人类初步踏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青铜时代的特点是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如当时人们使用的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等。
铁制物件最早发现于公元前3500年的古埃及。这些金属的发现并广泛应用使铸造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日用生活中更加便捷、卫生的用品替代了原始的物品；在军事上金属武器远远强于传统的石制与木制武器；在生产过程中金属工具的生产效率也远远高于石制与木制工具。
铸造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金属农业具的使用，大大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消耗，使农业生产速度加快，这也就为农业产品的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
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人为用水来浇灌农作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天怒，利用引水筑堤进行浇灌也是很早的事情了，但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则是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
在非洲，尼罗河流域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利用尼罗河水位变化的规律发展洪水漫灌。公元前2300年前后在法尤姆盆地建造了美利斯水库，通过优素福水渠引来了尼罗河洪水，经调蓄后用于灌溉。这种灌溉方式持续了数千年。
在亚洲，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灌溉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巴比伦时期。汉穆拉比时代已有了完整的灌溉渠系。干渠用砖衬砌，用沥青勾缝。当时的灌溉面积达260万公顷以上,养育着1500～2000万人口。
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已有引洪淤灌,但文字记载不多。公元前2千纪雅利安人入侵后，修复了古代的灌溉工程。公元前3世纪左右,印度河流域凭借灌溉已做到一年两熟。当时北方建有亚穆纳水渠，南方则有高韦里河三角洲灌区。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中，南亚次大陆建造了数万座水坝用于灌溉，其中位于博帕尔东南的一座水库库区面积大约达到650km。
锡南（今斯里兰卡）自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发展灌溉。特别是公元2世纪至14世纪之间,斯里兰卡岛中部干旱地区修建了大大小小的蓄水池达1500余座，形成了许多水库、塘堰、渠系结合的灌溉网。
在美洲，秘鲁的灌溉历史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开始。皮斯科河谷公元前已有灌溉工程。公元1～600年间是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时期，此后印加帝国统治的1000年，灌溉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然在中国，“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这个工程建 5000年前。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 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该大型水利工程现存至今依旧在灌溉田畴，是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郑国渠，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其时韩国因惧秦，遂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藉此耗秦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此举适得其反，促使秦国更加强大。《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
当然，农耕文明时代，水资源的利用不仅仅体现在农田灌溉方面，还体在运河的开凿、生活用水的输送，以用金景观用水的实践等等。
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纺织业的出现与发展。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非洲尼罗河流域就有了纺织品生产,例如的亚麻纺织等，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黄帝玻妻嫘祖和次妃嫫母是传说中的发明织布机和抽丝机的第一人，而河南郑州考古所在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了一块浅绛色的罗织物。这块罗织物距今已有 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丝绸织物。
世界各个地区开始纺织生产的时间迟早不一。大约公元前5000年，世界各文明发祥地区都已就地取材开始了纺织生产。如北非尼罗河流域居民利用亚麻纺织；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居民利用葛、麻纺织；南亚印度河流域居民和南美印加帝国人民均已利用棉花纺织；小亚细亚地区已有羊毛纺织。这个时期的原始纺纱工具纺专和原始织机零件已在中国河北、浙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北非埃及等地区出现。纺专有竖式和卧式两种。新石器时代 在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目前希腊还保存的公元前550年的花瓶上,有用吊式纺专纺羊毛的古代手纺图象，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则保存了倚膝立地竖式纺专纺纱的古代工艺。南美安第斯地区则把卧式纺专放在腿上纺纱。原始织机有悬挂式和平铺式两种，平铺式织机的两根轴用四根木桩固定于地面上，称地织机。在埃及出土公元前4000年的陶碟上绘有这种地织机的图象。还有一种织工用双脚抵经轴的平铺式织机，而把织轴缚于腰间者，是原始腰机。秘鲁出土公元前 200年的陶碗上绘有古老的原始腰机图象。悬挂式织机的经轴挂在上面，经纱靠自身重量或悬吊小锤自然下垂，依次织入纬纱。北美奥杰布韦部落曾用这种织机编织麻袋,称竖织机。另有一种狭幅的织带机用方形或多边形综板开口，称综板织机。在埃及公元前 900年、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公元前 200年的遗物中都曾发现这种织机。原始织机最初是直接用手指分开经线，后来改用棍子开口兼打纬。这种棍子逐渐演化，在形状、粗细和功能上有了区别，即有了综竿(或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的分工。综竿也由一根发展到数根或十数根，以适应织花纹的需要。位置也从两组经纱之间移到经纱平面上方，绕于竿上的综环则下垂而逐一套在一组经纱的每一根上，形成吊综竿。这种吊综竿加上外框就是后来广泛使用的综框。墨西哥格雷罗和北美洲西南普韦布洛地区的传统竖织机上还保存着这种早期样式的综框。
可以说，冶炼技术、水资源利用技术和纺织技术的突破，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对生产者的技术要求更高了，那些掌握生产技术的奴隶被集中或相对集中在一起共同从事生产工作，他们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农畜生产工作，于是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在原始文明的后期，随着人类物质资源的丰富，人们用自己的剩余物资向他人换取有用的东西，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物物交换是“等价的”，但如何衡量物与物之间的价值，这就需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最早出现的货币是实物货币。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以牲畜、兽皮类来实现货币职能，而农业民族以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海贝、珠玉等充当最早实物货币。但这些实物货币最大的弱点是，牛、羊、猪等牲畜不能分割，五谷易腐烂，珠玉太少，刀、铲笨重携带极其不方便，于是人们就想到了海贝，用海贝充当实物货币餐有其坚固美观.、易于保存、携带方便等优点。但也存在着很多缺点，比如从沿海运输到内陆相当困难不易获得。当物品交换日趋频繁，天然贝类货币已不敷使用了，于是人们开始考虑就地取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最早的人造货币出现了——铸币。学者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而吕底亚（Lydia)位于现今土耳其的西部，是最早使用金和银进行铸币的国家。它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造金银货币的。
从貝币到铸币人类打通了贸易的最重要环节，从此市集贸易活动日益繁荣，据史料记载：古埃及的贸易始于前王朝时期（公元前6000 年 - 公元前 3150 年）；最早的国际集市交易会,是公元629年在法国近郊的圣丹尼斯小镇举办的交易会；在中国，大约起源于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3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在《易·系辞》中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在唐以前，除了少数出产单一产品的地区或乡村外（如唐玄宗时在北部边界设马市），一般是没有销售单一商品的专门集市的。
古罗马市集是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之间建造，为罗马时期的遗迹，最早这里是市民集会的场所兼市场，作为一种农村贸易组织形式出现的集市。
货币的出现提供了物品交易的便利，市集的发展又使物品交易环境更加稳定。此时贸易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业产的发展失去的贸易。而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第一次人类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分离，标志着原始社会基本型成这时原始人类开始由“游牧”改为“定居”。原始人类在“游牧时代”更多的社会关系是氏族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矛盾是血缘之间的矛盾，而到了“定居时代”部落间和部落联盟间的社会关系的主要矛盾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矛盾”由此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
第二次人类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来则标志着原始社会进入成熟阶段。农业和畜牧业产生的分离实质上还是大农业的范畴，人类还在解决“吃”的问题。在第一次人类大分工之前人类只能解决为生存而“吃”，到了第二次大分工，人类则开始解决为生活而“吃”的问题。这时原始文明的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对稳定了，这种稳定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以及社会和产力发展的相对稳定。
到第三次人类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农耕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生活物资相对比较充盈的时候，才有可能拿出“多余”有物资进行交换，在物资交换的初期，还只是根据“必须”原则而进行的，但到了物资更充盈的情况下，交换的目的便从“必须”延伸到“拥有”，人们需要用自己的“拥有”换取别人的“拥有”；从“必须”演变成占有，过去部落有10匹牲畜用于农耕，如果数量不足，可以通过用谷物交换牲畜的办法换来2头牲畜满足耕种的需要，这是“必须”。部落的有更多的来物资丰富了谷物可以用来交换，于是交换来大量的牲畜它们不仅可以耕种，还可以用来食用、用来殉葬、用来制作生活用品，甚至还可以用进行再交换，以获得利益的更大化。频繁的物资交换，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经及场地，这些条件不是人人都能够满足的，这样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就有可能成为物资交换居间人，商人从此产生。
商人阶层的出现，一方面解放了物资交换者人力、物力，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与力量去继续生产他们所擅长的物品，另一方面商人因为接触的买与卖方更为广泛，对物品的需求更为了解，他们可以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生产者，因此促进了生产与需求的合理化，从而推动了“农耕经济”调整发展。
从“原始文明”发展到“农耕文明”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并向国家发展。氏族体现的是财产的血缘共有，这时的财产是氏族全体成员的真正共同财产，财产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由部落再到部落联盟体现的是部落社会“共有”，财产原则上属于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而在财产的分配中开始出现绝对的“不平均”。当发展到城邦国家、国家，财产就成为了集团占有和个人占有。统治集团占有国家财产的同时，出现了个人财产的高度集中。
第二个变化是从游牧到定居。定居的前提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定居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部落、部落联盟要发展农业、畜牧业就必须定居下来。定居的结果是人类开始重新定义自己与自然有关系，游牧是“顺其自然”，而定居则倾向于“顺从自然”。“定居”体现为“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了市集。人口的不断增加、“村落”面积的不断扩大，市集的不断发展“村落”演变成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为了维护“城市”自身的利益逐步形成了有相对明确疆域的城邦国家、国家。
第三个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在氏族社会，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关系，氏族间通过争斗和联姻，发展为部落，部落通过争斗和联姻又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在这期间战争产生了大量战俘，也就产生了廉价劳动力，于是出现了奴隶阶层，物品交换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阶层的产生，财富的分化使奴隶的归属由部落变为个体，于是又产生了奴隶主，渐渐的社会阶层划分明确下来。
第四个变化是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在原始社会，分配形式主要表现为共同所有的平均分配分，从原始社会向农耕社会间，财富的分配开始向权力倾斜，而到了农耕社会，分配对象由基本生存需求的平均分配到按生产资料占有进行不平均分配。
第五个变化是权力性质的变化。在母系社会氏族的管理是“天然的权力”，到父系氏族时代部落首领通过部落民主制选举产生，而到原始文明时代的晚期则逐渐演变为禅让制所替代，这时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不再由部落联盟会议选举产生，而是由老首领指定有能力的人来接班。禅让制最终迎来的是“世袭制”，这也标志着“原始文明”的最后瓦解。
农耕文明的到来，意味着人类从自然文化时代过渡到人文文化时代开启，相对于原始文化时代，农耕文化重人伦和人事，这种文化崇尚“天地人和”、“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观念，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融入了这些观念中。如种植制度、耕作制度、栽培制度上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表明生态文化思想已经形成农业生产和丰富的农业生态文化，是各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经验积淀的结晶，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
农耕文明时期的生态文化思想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种植中的轮作，就是一种生态的休养生息；中国都江堰水利工程把水资源利用、防范自然灾害、生态保护三者合一都体现相对成熟的生态文化意识。农业文化中的田园特色也一定程度的限制了人们的占有欲望，客观上减少了人类对自然的索取。
“农耕文明”相对“原始文明”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思想解放换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在原始社会里战俘我用于祭祀、殉葬、甚至食用，但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之后大理的战俘被组织起来开展集体生产活动，“劳动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加；私有制的出现，生产资料不断集中，有利于组织规模化生产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力”的集中为社会分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这必然会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又由于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伸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当新的科学技术出现的又带来了新的事物、新的产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台湾刘寄奴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近东的灌溉系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由于幼发拉底河的高程普遍超过底格里斯河，开挖灌渠十分有利，“大约6000年前那里就有灌溉之利，4000年以前已懂得开渠引水，”3900年前就已有大大小小的灌溉渠。早在前4000年，埃及人就根据尼罗河水位变化的规律发展了洪水漫灌。前3400年左右，埃及人就修筑了尼罗河左岸大堤。但实际上在远东的中国浙江宁波余姚市的河姆渡镇河姆渡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木结构水井距今已有5700年的历史。
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水对于生命来讲是极其可贵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可能，实际上人类没有一天不在为水奋斗。从目前全球考古发现的成就中可以看到，在“原始文明”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还是极其有限的，但到了“农耕文明”则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中国的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引水灌溉和防洪，另外也兼具水运和城市供水的功能。它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引一部分流向玉垒山的东侧，让成都平原的南半壁不再受水患的困扰，而北半壁又免于干旱之苦。几千年来，岷江在这里变害为利，造福农桑，将成都平原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还可以表现在“火”的使用上，众所周知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使用“火”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偶然利用自然火、第二个是有意识保存自然火、第三个是能动的人工生火。“火”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现与发明，“火”改变了人类食生的习惯、解决了夜间防范野兽、冬季取暖等生存问题，大大改善了生存环境，提高了生存质量。到了原始文明时代的后期，“火”又给人类带来了制陶、冶炼等重大变革，从某种意义来讲“火”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提供了秘要条件之一。
原始文明时代另一项重要发明“轮子”也是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提供了秘要条件之一。通常轮子被视做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发明，以至我们经常把它和火的使用相提并论。实际上，人类驯服火的历史超过150 万年，而开始使用轮子只有区区六千多年。新的考古发现往往颠覆陈旧的理论。德国 Flintbek 巨石墓下的车辙是公元前 4800 一 4700 年间留下的。在波兰 Bronocice 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被定位在公元前 4725 年以前，“轮子”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使人类可以走的更远，同时还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好的动力来源。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的结论，约在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辆车子。而（（左传》中提到，车是夏代初年的奚仲发明的，如果记载属实，那是四千年前的事情。这个时期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轮子的发明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倍增了人的力量，
它是人类真正根据产和生活需，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不仅在经济方面、科技方面体现出巨大变化，在人文思想 方面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宗教思想的发展。
在原始文明时代之所会产生宗教，学者们认为主要有几方面原因：第一，自然崇拜。人类无法支配大自然，大自然的灾害影响人类的农业生产，于是人类把大自然神格化，形成风神、雨神、火神、玉米神、雷神等等；第二，图腾崇拜。本质上是人类对生殖现象的不了解，于是形成部落图腾，通常以动物图腾为主；第三，生殖崇拜。直接以男性或者女性的生殖器官为崇拜对象，比如印度的林伽崇拜，中国的阴阳文化等；第四，祖先崇拜。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梦境。
学者们一般认为“萨满教”起源于原始 渔猎时代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犹太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神教产生在约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左右。印度开始出现一些古老的经典，例如《薄伽梵歌》，这些经典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追求神性的人，经过几个时代的探索，完善出来的。
人类从一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认知世界、认知自然，但是对于那些尚无法认识和控制的客观世界,人类还是显得无助和渺小。这种疑惑，恐惧，未知便幻化成各种神灵的形态。人们渴望与神灵沟通，得到庇护，由此“祭祀”出现了，面主持“祭祀”祭司们号称与神灵沟通，并且，用各种神秘的仪轨让人们感觉到神性降临，他们甚至也会一些医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这更加让人们深信，他们成了神的代言人。
进入“农耕文明”之后的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复杂的人格化”。
“农耕文明”的社会进步还体现在人类开始对哲学的思考，于是一大批思想家涌现出来。在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公元前7至6世纪）被认为是最早的哲学家，他们的观念别于宗教迷信，他们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泰勒斯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记载有名字留下来的思想家。
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公元前624年，泰勒斯早年是一位商人，行商途中游历了不少国家，他学习了古巴比伦观测和观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学习了古埃及土地丈量的方法和规则，他还去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那里学习了数学和天文知识，泰勒斯广泛涉及各个学术领域，学习到很多知识。
泰勒斯晚年时期开始钻研哲学，创立了米利都学派。作为哲学家的泰勒斯拒绝用超自然因素，或者像那些旧制依靠玄异来解释一些自然现象，认为“水生万物”，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他是第一个把世界的本源归为物质的，并主张“万物有灵”，泰勒斯反复强调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而正是有灵魂才使得一切生机盎然，这一说法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泰勒斯被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人”。
周公生活在约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被誉为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天命，认为天命的传承以人是否有德为标准，以天意为王权统治的合理性。周公推行的是让周王朝封建亲戚，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他是周朝社会制度的实际创立者。后世称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是中国儒家道统的始祖。
在哲学方面，周公的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基本格调。他制定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通过制定繁琐的君臣、父子等礼仪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就是后世国家严格遵循的礼乐文化。
在前些年出土的中国“清华简”中以天下洪水泛滥、社会失序为背景，借托“后帝”“修历五纪”（日、月、星、辰、岁），从天文数算、人伦道德、山川物产、人体结构、神祇司掌等方面建立了一套逻辑严谨的理论系统简文进一步揭示。
在古希腊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罗马有奥古斯丁、琉善和马可·奥勒留；在中国有孔子.庄子和孟子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全部例举，不过“农耕文明”的发展正这些思想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农耕文明”对于“原始文明”而言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人类社会出现了突破性的空前发展。然而，“农耕文明”从萌芽到终结不过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远远少于上百万年的“原始文明”却创造出了“原始文明”遥不可及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究其原因，只有人类文化发展才能成为其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