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不一样的曾国藩:第九回 求学路上建厚谊 衡阳长沙奠学基

曾子城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结交了很铁的两个人。这三人,成为了终身朋友,互相之间也影响极大。

按曾国藩所说,则: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视,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高即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子城于长沙参加第七次科考,总算得中了秀才!接着,信心大增,也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背负的家人、家族振兴厚望的责任更大了。于是,经过其岳父的多方运作,帮助其进入了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自宋以来一直享誉极高,许多先哲前贤或在此传道授业,或学习儒家经典。

此一时期的曾子城,与一般平常学子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涟滨书院打了点底子,根本不足以厚植薄发,还远未达到开悟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正处于“急于科举”的急就章,所学所积实乃八股教条刻板之文。虽然受刘元堂师点拔,对致用之学有些许接触,也自改名号"涤生",实在谈不上己有经国济世的宏愿。客气点讲,如果说连点萌芽都没有也不太客观。

但,在闻名于世的岳麓书院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有欧阳(此欧阳非彼欧阳)山长执掌引领,更是与众不同。欧阳厚均山长倡导依学生兴趣所学的务实之学,因此更是吸引了大批饱学之士加入,加之蓄势待发的有为才俊的追随助力,更不缺少能给曾国藩以重要影响的豪杰之士!

在当时与之相交、并习学相长的俊才中就有刘蓉和郭嵩焘两人。

刘蓉比曾国藩小五岁,而郭嵩焘比曾国藩小七岁。

两人虽然均较曾国藩年轻点,但是都已有“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的报复。尤以刘蓉更是自负才气,并不愿屈身专事科举,以真才实学为追求目标,所以两人都深得曾国藩的尊敬。

三人意气相投,交往日深,恨不能同年同月生,就以"桃园结义"之交相亲,结为莫逆,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虽然三人在岳麓书院相聚的日子不算很长,但因志趣相投,这段经历成了三人日后都常常怀念的时光。三十年后,刘蓉在给曾国藩的挽诗中还提及此事:“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壶中好日月,德星聚处是三人”。

曾子城(国藩)在京城为官后,也曾专门作诗以怀念二人: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日日时时所念,可见亲密无间,志趣相投之状,时存心间。

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会试之后,即便是曾子城得中进士进京为官;刘蓉和郭嵩焘两人的科考都连连失意,仍是一介布衣,但也丝毫不影响三人之间的情谊,也没有减少曾子城对两位挚友的志向与才华的肯定,减弱对他们为人与能力的尊敬。

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写给刘蓉的诗《怀刘蓉》中写道:

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曾子城将刘蓉比作卧龙,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也证明曾国藩识人没错(此时还谈不上精于相人之术),尽管刘蓉与郭嵩焘二人科场未第,但是倜傥之气仍然不减,鸿鸿之志依然贲张,胸藏天下之格局气宇轩昂。

曾子城始终坚信,此类家国干才,终有一日奉于乾坤,遂风云之便。两位好友是真正的志大、才高,而非无能夸口之辈,这正是曾子城最引以为豪的地方,也是其自我激励的两面镜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接霞仙(刘蓉)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

刘蓉和郭嵩焘给曾国藩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细腻而深远的。之间的友谊更因有跪拜换帖之谊而不言而喻。

这些,郭嵩焘在力劝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出山兴办团练,为国大忠夺小家之义的说辞中,更显出兄弟间无私的君子之交的深厚,更趋于家国大义而非一蝇营狗苟无聊之交,也最终成就了一对湘军的创建者。加之后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在募捐筹饷等方面多有建树。曾国藩办团练,首先反过来"蛮不讲理"的要求二人全力襄助,以及之后的几近无私的相助,再次证明了他们之间深厚情谊(当然这是后话,先不细述)。

求学岳麓书院本是奢望,哪知又遇欧阳大师实学塑造,尤如再度启蒙,奠定识见格局之基;又遇南阳卧龙才俊,习学相长,积学日进,换帖兄弟,相期终身!

真的是:

岳麓书院本镀金,岂料欧阳本期深。

结交南阳桃园义,肇定湘军创始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不一样的曾国藩:第十回 岳麓书院承名师 奠定今生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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