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小感

史记字数之多，与其分类撰写，每篇每章皆可独立成文有始有终有关。于是，同一件事要不断重复，可见史记不是为了写史，很大部分上或者主要是为了写人。要说司马迁有没有英雄情结，似乎还有些难以评辩，但他确有君子情结，而所谓君子，各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然而却一定是贤能的。司马迁有士的风节——事社稷而不躬帝王。故而他可以蔑视王权，但又要依附王权治理天下，所谓遵贤帝而谏昏庸，难道不是早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用舍行藏，不过是要君子变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太平则安邦，混乱则隐居，不入危国，大抵如此了。

然而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一篇大笔墨刻画季札，不是表达自己的仰慕吗？神乎其神，怕是比诸葛亮更为妖孽了。君子之贤，在乎完美之德。而对于晏子，他甚至不惜将他与管仲并列合作一篇列传。管仲乃成霸业之相材，然而也只是夷吾居高位拥重金而无人斥之。管仲是自知的政客，能拿的，都要拿，不能拿的，绝不越雷池半步，因此他居住着公室样的屋子却要劝诫齐桓公莫称王。所以司马迁也写道，“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可是他并不是士所认为的贤人，孔子肯定其才能与做法，但却要说他不知礼，迂腐保守，全因公室越礼，尊盟主而不称王。孔子在他的“礼”上似乎更为灵活，全为了大仁大德，天下苍生，虽尚周礼，但倘若能悬壶济世，解民于倒悬，周礼的繁文缛节也要屈身让道。孔子确有周公之风啊！

君有道而臣子便要如管仲，那君无道呢？比起前者，后者的意义更大，所以司马迁必然更对晏子感兴趣些。晏仲平完全是谏官的最突出者，隐喻，讽谏，大有邹忌之风，但也有政才，二桃杀三士算是争议颇多了，诸葛亮也要为三士鸣不平。晏仲平伏尸而哭，君王不为百姓死而为一己之私死于他手，做臣子的只需礼成而后离开，却并不殉礼，为什么呢？因他是要死社稷而非死君王啊！晏仲平确实做到了三不朽，即便他曾经排挤孔子，难道司马迁就不对他推崇了吗？但司马迁在这一列传里却并没有大力刻画晏仲平的足智多谋，而只挑了两件小事，一件是救越石父免牢狱之灾，一件是荐车夫以为大夫。在这两件事里晏仲平的形象并不高大，充其量只能算个知错能改和不慕名利，只道出了他的节俭善用和知礼待人。大概因为其谏官之智，《晏子春秋》已经道尽，其忠心之举，《左传》已经说完。

可是他还不是最早的体现士的思想的，比之更早的，楚武王夫人邓曼，不是更甚？《列女传》武王邓曼篇写道：邓曼曰：“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死君王而不死社稷，不正是晏仲平伏尸大哭吗？这为晏子赚足了名气。

这本是中国的思想啊，我却看见在《银魂•暗杀将军篇》里大放异彩，不知算不算悲哀。至于后世，早已没有了士，只剩下了愚忠了。包拯是刚直，海瑞只是个酷吏，看起来竟有些僵硬，完全没了孔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君子之风。

我看楚武王里全无邓曼之言，不知是邓曼所为是杜撰或者司马迁认为其不可靠还是司马迁认为女子之德，不可言也。显然纪传体也并非他的本意，实在是无法用其他体例写出如此的史来，欲全观其局，自然要携妻带子，又长又细……倘若莎士比亚生在中国，史记大概要被他写成戏剧。如此看来，昆汀的电影也不是电影，反而更接近戏剧。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怎样的东西——是一种古人们认为不必承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