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无关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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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善与恶，对与错的判断，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不断的更正、重置。

当米尔德里德明知警察局局长威洛比患癌症，时日无多时，却仍不肯撤下广告牌，理由竟是：“你死之后我的广告牌还有什么用呢？”她似乎是个冷酷又自私极了的人。可是看到警员们个个自由散漫，就像狄克森一天到晚翘着腿听音乐，找黑人的麻烦，又感到非这样才能给他们创造压力，他们并不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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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德里德在剧中的形象是个坚毅、顽固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人，为了保住被反对的广告牌，她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包括她的儿子。

在旁人看来，她不过是个暴躁、自私又迟迟不肯接受现实的人，在女儿安吉拉刚出事的时，想必所有人都对她抱有同情，为她伤心，可当这种怜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时，她的不甘只会使旁人厌倦，就像祥林嫂。但她比祥林嫂更坚毅，她选择将心中的愤怒付诸行动，因而也受到了更猛烈的反对和攻击。

受害者似乎永远只能无助的在角落哭泣，默默承受命运的重创，收到一些同情和鼓励，顶多再做些微弱的反抗，然后就要，“适可而止”了，否则便是“不知趣”。受害者所处的劣势越大，灾难越深重，得到的同情就会越多——尽管这同情毫无用处。

很容易联想到江歌的母亲和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林爸爸，事件刚出来时所有人都情绪高涨，要严惩凶手，但是随着事件持续的进行，便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攻击江歌的母亲没完没了，有人攻击林爸爸是为了博眼球。正因为没有所谓感同身受，所以受害者的行为一旦超过旁人的预想，便会受到反对。

楼下一个男人病的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小杂感》

女主并不是一个冷酷到极点的人。影片开头，她轻轻替翻倒的昆虫翻身；遇到野生的小鹿，她温柔的和小鹿说话，语气的悲伤令人心碎。而当审讯时威洛比一口鲜血喷出时，她脸上的惊恐和关切使人相信可能下一秒她就会放弃广告牌。

她的不受欢迎的性格不是凭空而来的，被家暴多年后，丈夫选择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同居；叛逆的女儿，在一次争吵之后出门便遭遇不幸。如果不是她这惹人讨厌的坚强，生活早已将她击倒。

一个俗套的说法，她浑身的刺只是为了保护柔软的心。

无法找到凶手的愤怒使她将不满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到周围人的身上，备受尊重的威洛比警长，好心劝阻的神父。也可以说，她对自己无力找出凶手的无能与对女儿的愧疚，使她对广告牌的作用产生了无穷大的信任，因而广告牌的意义分外重大。她时而的愤怒与时而的温柔使这个绝望的母亲的形象分外动人，也分外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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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最出彩的一点在于，影片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剧情在不断的转折中使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张力十足。

租下广告牌逼迫一个生命快要结束的人，好像不对，但终日在警局里浑浑噩噩的警长们对这个案件又到底做了多少努力呢？

而威洛比租下广告牌的玩笑和自杀，无疑使米尔德里德受到了更严重的舆论指责，看似始终处在弱势的威洛比在死前不忘给女主最后一击；

广告商威尔比被骂奸商，为了钱刊登广告，但他在被殴打住院再与狄克森相遇时，他选择了原谅，给无法动弹的狄克森递上了一杯果汁；

前半篇里坏透了的狄克森，种族歧视，恐同，暴力执法，原来是因为和古怪的母亲住在一起，害怕被看不起才假装强大，最后抱着案卷冲出火场，为取得DNA样本不惜被暴打一顿，都展现了威洛比认为他有的良好品质，善良，有潜力做个好警察。

故事也并非是完全压抑的。

前夫查理的年轻女友的两次出场都使剧情在紧张中获得轻松与缓和，她在动物园工作的梗被反复提起，言语中的天真和无知冲淡了观众对她作为“第三者”的愤怒———女主太强硬，而她又单纯的可笑。

剧中充斥着这种严肃正经中的黑色幽默，使它从一部普通的绝望母亲寻仇记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关于凶手到底是不是剧中的陌生人，有两种理解。

一种认为就是陌生人，这样与他去威胁女主的剧情相符合，黑人局长为了维护军队的尊严而将此事隐瞒下来———这也体现看似正派的黑人局长也只是道貌岸然的官僚派。

而另一种解释则认为，陌生人的确犯过这样的罪行，但对象也的确不是安吉拉，是海外的另一个可怜女孩。他的回国也就意味着罪行被掩埋，正像安吉拉一样，世上还会有多少这样永远无法破解的案子呢。

不管是哪一种，都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的编剧是多么的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