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记忆，如同电影，几张胶片就放映完了一生。
一九八四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离开家来城里读高中的那天。
父亲在厨房和母亲一起做着早饭。
“钱和粮票都给装衣服里了？”
“都好了。还要带啥不？”
“给煮几穗玉米棒子带着了吗？”
“那没煮。”母亲说，“吃罢饭我就去地里掰几穗来。”
一直喜欢吃玉米棒。每年，玉米刚上浆，我和二姐小妹就偷偷掰几穗，用翻馍的铁披子，从玉米棒子的尾部穿进去，放在锅灶的火苗上燎了吃。母亲说，没长成就掰了吃，真“作孽”（业音）。父亲说，吃就吃吧，怎么不是个吃。父亲在学校教书，只在周末回家，耕种的事，多是母亲做。村子里，没有一家，舍得这么糟蹋玉米的。母亲说，从地中间掰，外面别掰，掰得稀巴烂，别人就跟着掰了。
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县城读书，包里的几穗滚热的玉米棒陪着我走了一百四十里。
一九八八年寒假结束，我拎着包候在站台等南下的火车。晚点的火车刚一到站，人群就拥挤起来，我死拽着背包被“架”进了车门。车上人贴人，站的空都没有。我努力地把右臂从人缝里拔出来，想看看究竟晚点多久，想着这回是到蚌埠转车还是到南京转车。
读大学了，父亲给我买了一块海鸥牌手表，金黄色的表链。
手腕上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脏顿时猛烈蹦跳起来。50多块钱买的，我记得父亲说过，父亲半个月的工资。我死命地推挤身边的人，想低头看看车厢。
“是不是黄链子的？”一位老大爷问。
“是的，是的，大爷您看到了？”
“上车前看到地上有一条黄表链子。”
火车“咣”“咣”地缓慢爬动起来，我的心疼痛地收缩着。
铺开信纸，“爸爸您好！”四个字写完，一滴一滴的眼泪啪啪地滴在纸上，洇开了墨汁。一天又一天，报平安的信，每一开个头就停下来。半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只字不提丢表的事。
多年后的一天，不记得何故，说起这事。母亲说，你爸爸收不到你的信，也不吃饭了，整天垂着头坐在院门口，说，毁了，我闺女被人害了，连鲁山梁老师娶儿媳妇，你爸都没去喝喜酒，让人捎钱去的。
我“嗤”地笑一声：“干嘛那么傻，要是我被人害了，被人贩子拐卖了，迟迟没去学校报到，我们辅导员和校领导会来通知你们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打儿子的电话，连续打三次都无人接听，我的心顿时就提到嗓子眼。父亲垂着头坐在门口的样子立刻就闪在眼前。
二零零三年七月。父亲半身不遂已数月。父亲坐在堂屋门里旁的一个破旧的沙发上，右手边放着一根小木棍，脚前放一把旧木椅。
“爸爸，学校还有事，说要继续教育，我过些天再回来看您。”坐在父亲的脚旁，我抑制着翻滚上来的酸楚，轻描淡写地跟父亲说。
长期卧床，原本很壮实的父亲已瘦得很了，脖子上的皮松弛地下垂着，已没有了说话的力气。父亲努力地张嘴说话，却只剩下口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拿起小棍敲敲椅子，示意我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一截白色的粉笔滚落地上，我伸手捡起来放在父亲手里。这粉笔，就是平时父亲和哥哥侄子他们交流的信差。小木棍，是父亲的腿，他有事时，就敲椅子，母亲听到声响就知道父亲在叫她；那截白色的粉笔，就是父亲的嘴巴。
父亲搓住粉笔，颤颤地写下一行字：赶紧回去，不要耽误工作。
年年春节，为全村人写春联的父亲，最后写下的字，都写在了椅子上。
父亲抬起小棍，对着一行字敲敲，对我笑笑。半张着的嘴，淌出一些口涎。父亲就这样挂着口涎冲我笑着。自从偏瘫以来，父亲的嘴巴就几乎是这么半张着了。
父亲的眼里笑出了泪花。
我站起来，走到院外，母亲在洗父亲的衣物。“娘，我回去了，过段时间再来。”没等着听清楚母亲说的什么，我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家门。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二哥打来电话：“赶紧回家吧。”
我紧赶慢赶，终于又站在生我养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父亲，紧闭双眼，只剩下艰难粗重的呼吸声了。十二月三日，这粗重的呼吸声也耗尽了。六十八岁的父亲，无声无息地躺在堂屋的门里旁，他坐沙发的地方。父亲一生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我读大学的地方。父亲这一生，这个地方，他就来过这一次。做父亲的，给女儿拎着皮箱，扛着被子，去大学报到。
听母亲说，生我的时候，父亲在学校没回来。母亲捎口信告诉父亲，又是个丫头片子。
父亲离开后的十五年里，母亲常常跟我提起父亲。关于我的，关于我的哥哥们姐姐们和妹妹的。
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旁白。
“ 你爸可疼你们了。”目不识丁的母亲，用七个字概括了父亲对六个子女的爱。
我总觉得，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是我。
父亲挂在车把上的新的塑料凉鞋，父亲拿来的草帽里檐上用毛笔写着“晓梅”的新草帽，父亲带女儿在中山街红旗商场买的黑呢子大衣，父亲让母亲在汤里多放的一把粉条……
它们都是我生命里的春花秋月。
而玉米棒，海鸥表，旧木椅，白粉笔，以及十二月三日，就成了我生命影像里最浓墨重彩的几个章节。
父亲，没有您在的日子，老家的天空少了很多色彩。
但有您在的日子，女儿都已保存了起来。
思乡千里，鬓发添霜，又是一年。
岁月的河流，去了就不再，唯有记忆值得永久珍藏。
有父亲在的日子，每一个片段都金光灿灿。
致敬，那些流光溢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