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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中午，海通证券的汤仁荣来到交易所，对尉文渊说：“小尉，现在国债期货多空打得很厉害，弄得不好这个市场要出事。”尉文渊说：“小汤，你怎么知道要出事情？”汤仁荣说：“我在市场里面待着，而你离开将近一个月了。”
解决了 316 平仓的问题，使得海通证券得以在 327 事件中全身而退，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汤仁荣也就放下了一大半心思。不过那几天和辽国发的周旋，确实搞得汤仁荣筋疲力尽，也使得他了解到了市场上多空对垒的实际战况。
汤仁荣没敢讲出自己这两天和辽国发过手的详情，只是根据辽国发大规模开仓做空 327 的情况，提醒尉文渊注意，多空对峙的焦点集中在 327 上，并且把春节前后围绕贴息、保值贴补的争议向尉文渊做了说明。
汤仁荣还是建议尉文渊，你最好快一点，明天早上就让《上海证券报》把你想要采取的措施全部登出来。
1995 年 2 月 22 日晚，财政部发表 1995 年第一、第二号公告，从 3 月 1 日起发行 1995 年 3 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为 14 ％，并实行保值贴补。即将发行的新券高达 14 ％的利率，给市场贴息争议以无限的想象，也直接引发了对 1992 年 3年期国债将大幅度贴息的市场预期
刘峥嵘在去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的路上，遇到了出殡的灵车。一种宿命的预感，让她感觉几近崩溃。抵达营业部后，她和王书琴、陈健三个人一起，将万国证券在北京所有与各分仓代理点连接的电话线全部拔掉，并通过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和北商所联网的自营席位，把所有仓位空翻多打成了涨停板，北商所和 327 相同的合约第一时间全部被封死在涨停板上，最大限度地将万国证券在北商所的空仓锁定了亏损。
找到高岭后了解到，这笔交易是所谓的“移仓”行为。高岭称：由于无锡国泰已答应将 95 ％的股份转给辽国发，而辽国发在 22 日以前以个人或机构的名义在数十家证券公司开设了 327 空仓，得知贴息已成定局，难逃巨额亏损，怕拖累证券公司的面太广，因此将分散的空仓集中于无锡国泰的名下，实在不行，准备以这家公司破产的方式躲避债务。
高岭的做法，实际上已经点燃了上海证交所当天 327 事件的导火索；而他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表露了辽国发面对巨额亏损，将会采取何种无底线的、接近于无赖的做法，把损失责任推卸给市场和交易所。而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断臂自保做法，在此后几年里，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债务纠葛和数不清的后遗症。
多年后，当年万国证券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滕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描述当时在公司大会议室，管金生提出要去交易所交涉，所有参会者一片恐慌性的沉默，谁都不说话。滕伟主动提议：去交易所应该提出要求，取消开盘后不久这 200 万口合约交易，并要求交易所停止国债期货交易。
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就像是一个牌局。坐上这个牌桌时，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个潜规则：在尚待不断规范的市场，所有参与者都在利用规则的漏洞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大家都应该明白这个现实，也应该接受这个既定前提。如果出于脸面挂不住或好胜偏执的个性，在输钱时不认账，掀翻牌桌大闹牌局，那结果就是 —— 谁也没得玩！
后果，与会者和管金生在这时都已经很清楚，要么等待结算、公司破产，要么砸盘、钻交易规则的漏洞，只要成交，就尚存一线生机 —— 打穿所有多头的保证金、把所有多仓打爆，作为空头主力的万国证券就赢了。至于违规、对倒、透支（保证金不够） …… 都是交易所的问题，让交易所去擦屁股。至少这么做，让交易成立了、存在了！群情激愤中大家都认为只能如此。最终交到管金生手里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鲁莽的结论：“绝地反击！”
离收盘不到 10 分钟，在交易总部自营操作室，决策小组组长看着交易总部的成员下手操作。自 16 点 22 分 13 秒开始，在不到 8 分钟的时间内，通过万国证券公司在上海证交所场内代号分别为 C55 和 P89 的两个自营席位连续打入 23 笔（每笔 90 万口）空单，共 2070 万口，同时用万国证券公司下属黄浦营业部的 C73 自营席位做多接盘向下锁定价位。
电脑显示屏上 327 行情直线跳崖式的走势和巨额的成交量，不仅惊呆了在场内的尉文渊，也惊跑了正在证交所交易大厅视察的证监会期货部两个主任，更是让整个市场都震惊了
在万国证券内部和基层不乏具有敏锐市场意识和远见卓识的员工，只可惜在当时，这些见解到达不了公司最高决策层，无论是决策层本身的刚愎自用还是中间层的阿谀奉承，都隔绝了这些意见在万国证券处置 327 危机过程中的表达，遑论采纳。
到这个时候，尉文渊还是没有意识到，管金生的这个举动将掀翻整个国债期货市场的牌桌，它砸碎的将是很多人的饭碗，而这将近 8 分钟将是一个改变历史和很多人命运的大事。
这是他在这一天里第三次错过了对市场动向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充分估计。这种错估，最终造就了他此后在上海证交所职业生涯的结局。
如果仔细研究分析这些公开的政府政策信息和决策走向，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结论。其实在 1994—1995 年，很多当年国债期货市场的参与者，甚至在万国证券内部都有不少人，在分析这些基本面信息后得出了正确的市场判断和分析结论。可惜的是，和对待保值贴补率的公开信息一样，这些基于基本面的研究分析结论，都没有成为做空主力的决策者做出理性决策的首要参考基点。就像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市场主力决策者在实际操作中，更倾向于依靠资金实力来参与市场的非理性对赌。
尽管多年来有关加息的决策在坊间有各种阴谋论的描写，但在现实中， 2 月 23 日万国证券砸盘、 327 事件爆发的当时，市场并不确切知道有没有贴息，这还只是一个传闻。有没有贴息并不改变万国证券当时做空已经巨亏的结果。如果没有事后公布的贴息决策，万国证券做空本身已经违背了期货交易最基本的几个原则。无论有没有贴息，万国证券当时都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亏损已超过它的预期。因此万国巨额亏损的造成以及最后砸盘行为的产生，和财政部的加息决策之间并不存在坊间流传多年的必然逻辑关联。
作为当年国务院多部委组成的 327 事件调查小组副组长，多年以后李剑阁还是明确表示：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论存在。你硬要去和别人赌“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那你不输，谁输呢？
长期以来社会上能够这么广泛地流传有关 327 事件的所谓阴谋论传说，把万国证券描述成受害者的悲情故事，反映了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327 事件爆发后，有关贴息消息被泄露的传言从上海传到中南海，甚至还言之凿凿地有名有姓。当时朱镕基听说后，拍着桌子撂下了一句狠话：查，查出来谁泄露，杀谁的头！但结果，被传言指名道姓的那位同志刚好出差，根本就没有参加那天的国务院办公会议。
327 事件之后，曾从中央监管机构的可靠人士那里听到一个说法，中央政府从此非正式决定：有关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决策，今后第一时间见报，同时下发红头文件。此说无从证实，但从此以后中央政府确实是这么做的。至今所有与经济、金融和证券市场有关的决策都是第一时间见报，同时下发文件执行。这是保证市场信息公开、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前提，也是市场以沉重的代价教会转型中的经济决策部门校正自己行为的必修课程
在 5 月 16 日下午 4 点多，正准备下班的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接到朱镕基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中央做出决定，暂停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被关闭的当天， 5 月 18 日，沪深证券市场像过节一般，人气鼎沸，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 741 点跳空 159 点开盘，收于 763 点，比上日收盘高出 181 点，涨幅逾 30 ％。深市也不示弱，以 1233 点跳空 191 点开盘，尾市收于 1287 点，较前日上涨 245 点，涨幅逾 23 ％。其后两天，股市继续精神抖擞，到 5 月 22 日星期一，上证指数收于 897 点，深成指收于 1415 点。
在中国，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设立，就必然要从原来已经划定的权力范围，挤出属于自己的地盘。当时，国务院证券委更像是一个部际联席会议，依附于证券委的证监会更是名不正言不顺。连已经明确的股票市场，两家证券交易所都不完全买它的账，证监会几次想要出手，却一直无法直接插手沪深两地证交所的人事与业务领导，因为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也未必把尚未完全取得说一不二权力的证监会放在眼里。因此直到 1998 年 4 月，国务院将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之前，仅作为国务院证券委执行机构的证监会，在权力扩张上受到很大限制，无法和其他传统强力部门如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抗衡。
恰恰因为财政部开始搞《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上报国务院，部门权力划分的扯皮就开始了：国债期货市场到底归属财政部主管还是证监会主管？两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理由。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办法》就出不来，结果，变成了证监会和财政部两家在打官司，需要国务院、甚至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出面定夺。这一拖就是大半年，从 1994 年 5 、 6 月一直等到 1995 年 2 月。
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当天需要考虑的最大问题，是不能由此引发社会不稳，出现类似 810 事件的社会危机，影响市场改革的进程。仅就眼前而言，对于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来说，则是如何避免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保证这个市场的存在。
这件事的现状和后果其实在当晚，不仅惊动了上海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还直接惊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甚至惊动了中央。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刘波，当天下午从北京回上海。当晚就赶到市政府，向领导讲解国债期货交易、加息的市场意义、国债期货市场的由来和存在的问题、当天所发生的情况和万国证券的行为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 接下来又马上赶到北京向相关领导汇报，并寄希望中央能顾及市场的影响，改变或部分改变贴息的决策。
在 327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2 月 24 日周五，上午国债期货市场停市，下午恢复交易。下午还没有收市时，万国证券在上海市的各个营业网点就陆陆续续出现了排队提取客户保证金的现象，有的营业部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挤兑。这震动了上海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因为这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会上，徐匡迪市长首先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管金生闯了这么大的祸，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应把万国证券和管金生区别开来。管金生将由他自己来负责自己的行为；但万国证券是上海市一家大证券公司，它的背后有几十万股民，我们要对股民负责。昨天下午在万国证券部分营业部已经出现了挤兑的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
有万国证券的老同事曾向笔者描绘过那天早上的一个奇特景象：开市之前，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边著名的万国证券黄浦区营业部，拉开卷帘门，股民们进入交易大厅时发现，在柜台里的空地上堆着一长溜、将近一公尺高、一捆捆整整齐齐的人民币。这一天来提取保证金的股民发现非常顺利，你要提 10 万、 100 万都没问题，这样就没有再出现排队提款，没有排队也就不存在挤兑了。就这样，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协调和上海证交所采取的周密安排，工商银行只用了 5 亿元的现金头寸，就使得针对万国证券公司已经发生的挤兑现象，在接下来的几天并没有出现爆发性的蔓延，避免了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运转系统、甚而至于对社会稳定产生致命冲击的状况发生。
周道炯认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个字正中要害，在布置工作时，把它归纳为证券市场应当遵循的八字方针。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说，证券无小事，八字方针做指南。时至今日，这八个字仍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