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眠

踩着长长的夜色，紧紧搂着头晕的女儿，一路走着，一路寻找着自助银行的踪迹，任路边幽幽的灯光淋在我们的头上、身上，湿湿的，凉凉的。道路两旁两座未完工的楼房，肃然的挺立着，灰黑色的水泥身体，给夜路增加了几分苍凉。路边的墙角里，几个男人面朝着墙在“浇地”。一家超市的门口，站着几位着警服的人在聊天。看到向征着安全的警服，一颗乱如麻团的心，似乎有了些许的安慰。

女儿发烧两天了，输了两天的液，烧虽然退了，却一直说头晕，天眩地转。看着我的脸，说我忽远忽近，忽大忽小，好象一个会变的魔鬼。从梦中醒来，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嘴里呜呜啦啦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抱着我的腰流眼泪。女儿生病时一向镇定如常的我，这次真的慌了。晚上9点，抓起包，搂着女儿，坐着出租车一路仓惶地又一次来到了儿童医院。

    “白天怎么不来？”医生责问我：“今天晚上先输液，明天早上8点做做脑电图。”经过了两天的折腾，钱包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医院竟然不能刷卡。交了两项化验的钱，就只剩下6元钱了。带着一种无助的苍凉和一种隐隐的悲哀，我搂着女儿沉入了医院门外浓浓的夜色里。女儿不断的呻吟声钻透我的耳膜，急切和无奈，一阵阵灼着我的心。“脑电图，”我心里不断重复着这三个字，隐隐的恐惧一阵阵袭来……

路好长。好想给家人打个电话。老公远离郑州，给他电话除了徒增忧虑之外，别无用处；给妈妈说一声？看看表，23点了，为让爸妈安稳地睡一觉，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路好长。已经走到了南阳路上，平日里满眼的自助银行，如今却了无踪迹。我们就象两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孤单而无助。拦了一辆出租车，找到了银行，取了钱，回到了儿童医院。       

当女儿手背扎上针的时候，已是午夜12点了。三个观察室和走廊里，满眼满眼的全是各色的人。孩子们或凄厉、或狂放、或孱弱、或无奈的哭闹声，响彻房间，震透耳鼓。我举着吊瓶，穿梭在一张张小床组成的方阵中，找遍了三个观察室，终于为女儿找到了一席立锥之地。

粉白相间的床单上，一轮轮的尿圈圈，一层层的污点点。掀起了床单，露出了墨绿色的床板。宁愿被深色系的错觉所迷惑吧，女儿蜷缩着身体躺了下来。

刚刚躺下，针头跑了，女儿手背象面包一样鼓了起来。头晕加上手疼，我的心，一阵阵被揪起。

10分钟后，针头又一次扎进女儿的血管。

女儿睡了。我站在床头，环视四周。这里，分明就是一个战场中的避难所，拥挤、无序，大批量的尿味与屎味的混合体充斥其间。一张张短小的童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已经打完针的，一家三口躺在床上睡了；正在打针的，父母在一旁凝视着，呵护着，满脸的疲惫与焦灼，却挡不住那份怜爱与心疼；躺在床上的婴儿，静静地吸吮着妈妈的乳汁；头上扎着针管的孩子，偎在女人的怀抱里，辛勤的男人跑进跑出，端尿盆，拖地，沏热水，洗毛巾，给孩子擦脚心，驮着满头的汗水，倾听着女人的训斥，却挡不住一脸的无怨无悔；一位母亲蹲在水盆前，捧着膨胀的乳房，挤出多余的乳汁，对咫尺之遥对面坐着的那位陌生男人视而不见；床上搂着孩子睡觉的那个女人，大半个后背和粉红色的内裤赫然在目；走廊里，高举着吊瓶的男人们，象一位勇往无前的昂扬的战士，吊瓶后面，总是跟着一位女人，双手托着孩子，有节奏地晃着，晃着。数支这样的小分队，就在走廊里不住地巡回、放哨；“技术不行就不要打！”一个男人极度不满的斥责，紧皱的双眉就象一朵逃到了冬天的枯黄萎缩的喇叭花，他的孩子针头跑了。

不断有新进的一家三口，让多占床位的人们腾出位置的时候，换来的多是极不情愿的慢吞吞。因为，他们的心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如何躺得舒服。然而，别人的孩子在别人的心目中，又何尝不是最重要的呢。

电视里，午夜剧场里的那些人物们，自顾自地欢声笑语。而避难所里，没有欢乐，只有忧虑与焦灼，不安与无奈。

时间过得好慢，夜的路好长。一针过后，女儿的头是否还会晕？我，静静等待着女儿醒来，就象一个无辜的人在等待宣判。

换药的时候，女儿醒了。女儿说，头不晕了。堵在心头的石头被挪走了一半。女儿说：“妈妈，你怎么不睡，你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够，你说今天要补过来的。妈妈，你睡吧。”是的，女儿昨天晚上第一次从儿童医院回来，3点开始折腾，发烧，吃药，呕吐，再吃药，再呕吐。用棉球蘸酒精擦额头，直到天亮。说好了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的……

时间从来没有这样的慢过，夜的路从来没有这样的长过。我知道，此时的自己头发蓬乱，满脸的油腻，眼睛疲惫无神。然而，都顾不得了。我伸长了脖子，只想一头冲破这漫长的黑夜。

捱到早上8点，给女儿做了脑电图，脑地形图。一切正常。

走出医院大门，朝起的太阳红红地跃上了楼顶。

天，终于亮了。

          2009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