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抽屉里珍藏有一本“自行车登记证”，每看到这个被岁月浸染、模糊得难以辨认字迹的小红本时，便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和父亲骑自行车在上蔡卖猪娃时，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走正路，做人要实诚。”
在我十四岁那年暑假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昨天晚上说好的，今天和父亲一起到上蔡卖猪娃去。
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今年粮食又不好，哥哥要结婚，奶奶又卧病在床，玉米刚长出苗，还要买化肥，到处都用钱，可就是没钱。猪娃卖给亲朋邻舍吧，又要欠到秋后玉米卖了给钱，可家里又急着用钱。这或许就是舍近求远跑七八十里到上蔡县城卖猪娃的原因吧。
母亲烙了两个单馍用手巾包住装在一个破书包里；父亲用四个捣有窟窿眼的化肥袋各装上一个猪娃；母亲帮他把两个绑在一起的猪娃放到昨天已备好的两辆自行车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
走出村庄十多里地，我们拐上了漯上公路宽阔平坦的大道上。公路虽然也是土路，但比坑坑洼洼的乡间庄稼路要强多了。公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打着响鞭摧着骡马赶着车进城的，他们也很快就被我俩甩在后边。青春年少的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出远门，蹬起车来就像一个刚出栏的小牛犊，撒开欢地如离弦的箭一样跑得飞快。
父亲说：“悠着点，七十多里地，别累着了，还要再拐回来呢。”
骑了有二个多小时，太阳才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今天是个好天气，碧空如洗，又大又红的太阳如一个圆圆的火盆光芒四射，照耀万物。田里的禾苗一片碧绿，在清晨的微风吹拂下，在太阳光射下闪着青春的光泽。路边河沟里的水清澈透亮，散发着凉爽的气息。一道道金光从路旁葱翠的树枝碧叶缝隙中闪烁着洒在我身上，我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欢畅地奔驰在林荫大道上。
我们赶到县城时太阳已升起一杆子高了，街上冷冷清清，沿街的商店有的正开门，有的还紧闭门户。我父亲对这里好象很熟悉，他也没有问路就领着我竟直来到一个开半扇大铁门的院子里。
”这就是牲畜交易市场，”父亲说。
我从没有见过什么市场，连村寨上的集市也没去过，所以对这里的冷清并没惊讶。父亲和市场管理人员说了几句话，我就帮父亲把猪娃从车子上卸下，解开口放进一个圈子里。我看了看，市场里连管理人员也不过十多个人。卖猪娃的有四五家，他们的猪仔又瘦又小，大家都围拢过来看我家的猪娃。
“不错，不赖，”大家啧啧称赞，“喂这么大，有三十斤哩，买回去好养。”
买主却并不多，大多是看看问问凑热闹的。一个不像乡下人，穿着整齐的光头中年人好像对我家的猪娃感兴趣，他问：
“老乡，想要啥价。”
父亲说：“前几天，一块钱一斤，我说再长几天再卖，现在我老母病了，等着用钱，八毛吧，我家的猪娃好喂。”
“八毛，太贵了，恐怕你今天卖不掉了，”那人说，“青黄不接的，谁喂呀。”他乜眼看了我家的猪娃一眼就又转到那几家的猪仔去了。
“按理说，是便宜，可话回来，这年月，人吃的还紧张，哪有粮食喂它，”几个看猪娃的人也在议论。
父亲说：“只要实意喂养，便宜点也可以，等着换钱的不是。”
几个人又回到那个穿戴整齐的人身边去了。我父亲跟我说：
“饿了吧，孩，你娘跟你烙的馍在书包里，去吃吧。”
我就来到自行车前把包在手巾里的馍拿出来一个，然后又包好放进书包里。跑了这么远的路，一个馍根本不济事，可还有父亲呢。我三下五除二就下肚了，然后坐在一边等着。
那个光头来来回回的走走看看，与卖主和闲人交谈说笑，最后又走到我家猪圈前说：“老乡，四毛钱一斤，卖不卖。”
“太少了，老表，我爷俩带这么远，要是这价钱，在家我就卖了，给六毛吧，我就不带回去了。”父亲说。
“那你带回去吧，你想想，这月份哪敢喂养呀，四毛钱，多一分我也不要。”
我父亲犹豫着，旁边的人也过来帮腔：“卖了吧，都这么长时间了，今天买猪娃人不多，换了钱好回去。”
父亲看了看猪娃又望望我。我望望猪娃又看看父亲。
那光头又说：“看你爷俩跑这么远不容易，也不用称了，十二元钱一个，四个四十八，我再多出二元，给你五十元。”
父亲看了看我又瞅了瞅猪娃只好说：“好吧，孩子也累坏了，不带回去了，四十八就四十八，那二元我也不要了。”
看到买卖成交，一群人来到市场办公处。听父亲说交易费四块八。最后我父亲拿到四十五元钱。
我问爹这么便宜就卖了？父亲说：
“他是个生意人不是养猪的，他买猪娃是等着卖给别人赚取差价，不让人家挣俩钱谁干吗。”
我们推上自行车就往回赶。我让爹吃馍，他说不饿，叫我吃，我就把剩余的那个馍也吃完了。
太阳已升到树梢了，街上的人、自行车也多起来。我和父亲骑着车正往前赶，忽然看到很多人下车掉转自行车，我们也忙下了车，听到他们遇到熟人就压低声音说：
“前边自行车“砸钢印”。说着就匆匆拐进一条小街道飞快地骑着跑了。
我问：“爹，咱也转头另寻它路吧。”
父亲不吭声，继续推着车往前走。几个戴红袖章的工商人员把我们拦住：“办自行车登记证，砸钢印，一辆五角。”
父亲一声不吭地推车领着我走到路旁的自行车办证点给办手续，砸钢印（编码数字），并交了一元钱。我们推车出来时父亲给我说：
“儿子，不管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们都要走正路，做人要实诚。”我是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在回去的路上，在洪河大闸口的树荫下有个卖豆腐脑的，我说：爹，我渴。”
父亲说：“走，我们到河沿下的小水井里有清甜的凉水喝。”
太阳已经偏西了可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地，路过一家食堂（饭店）我说：“爹，我饿了。”
“我也饿了，”父亲说：“咱们拐个弯到你堂姐家吃个饭再走吧。”
那次卖猪娃如今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这件事却被深深地镶嵌在我脑海里，特别是父亲说的“我们什么时候都要走正路，做人要实诚”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