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被编入儒家五经之前通称诗三百，因为大约有三百首诗歌。
有种说法称夫子从三千首删到只剩下三百，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根据后世的注解看，有的诗歌本身就超出了儒家的驾驭能力，最著名的比如野有死麕，就是描述男女野合的诗篇。后世注家穷尽洪荒之力想把诗歌引向训诫方面，但都只能以尴尬收场。
从这点看，也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五经并没有多少删减。因为儒家推崇古人，并不用今天的观点去扭曲古人的意愿，这种法先王的精神与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法家气质截然不同。
法先王的逻辑起点就是从古圣先贤留下的言传身教去学习修齐治平，这包括他们的文艺，他们的言谈，他们的礼仪，他们的哲思，他们的褒贬，合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典。
古人留下的功业是古人理论正确的注解，根本就不可能去削足适履强行扭曲，这种精神是我们浸润法家氛围的后世很难理解的。
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就三个字：思无邪。
这句话我们看来似乎是说古人的思想很纯洁没有什么邪恶的想法，这是大错特错。
孔子其实是说诗经出自古人的生活，他们并不会伪饰自己的真实感受，幸甚至哉则歌以咏志，兴尽悲来则长歌当哭，既没有故作深沉也不会无病呻吟，感情纯然没有矫揉造作，这个意思就叫做思无邪。
站在今天，儒家已经去宗教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理解儒家远远还未兴盛的时候，孔子对诗经的感受。
诗经的范畴要远远超过儒家的一派学说，儒家可以从诗经汲取古人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是儒家后来的底气所在，而非相反，用后世儒家理论去阐释诗经本来就是本末倒置。
诗三百，可以理解为古华夏人的艺术总纲，可以从中窥见三千年前的华夏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美学。
夫子曾就《关雎》一章做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批评，非常遗憾，后世儒生大多从功利教化角度去理解诗经，反而是夫子对诗经做过的美学文学评论冠绝千古，快乐却不会失去节制，悲哀却也不会伤害自己，也就是文学意义上对创造冲动的克制，贯穿于古往今来所有伟大杰出的文学作品。
作为美学载体的艺术创作有三种传承层次，第一个是纯粹物质的器具，青铜器和玉器都埋在土里，等待遥远世代的重新发现；第二个是介于虚无与实在之间的文字艺术，叙事诗抒情诗史诗，可以口头传承可以影印篆刻，但抵挡不住语言的变迁；最后一个是舞蹈音乐，依赖于视觉和听觉演绎，更容易遁入虚空，近如宋词都曲谱散失，绝大多数一代兴衰就随烟云消散。
诗歌介于万世不易与白驹过隙之间，虽然能流传下来，但也早已面目全非。
诗经从诞生开始，就肩负了某种使命，那就是带着先民的气息，诉说关于生命的故事，抵抗时间的侵袭，直到被风吹散为止。
夫子看到的诗经，我们读到的诗经，千万世代以后触摸的诗经，都是同一部书，却又不是同一番景致。
我们常说诗经六义，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说的是对诗三百整体的印象。
风，国风，也就是国人的歌谣，随风流传，能化风变俗，表达的是平民的喜怒哀乐，是国人的悲欢离合。
雅，雅乐，是贵族和宫廷的乐曲，雅即正，雅言是国语，雅乐是正乐。弹奏的是贵族的荣耀与颓废，讲述的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小雅近乎风，大雅近乎颂。
颂，颂歌，是民族祭祀的赞歌，讲的祖先的功业。古公亶父，文武周天子，周公成王。是如何封邦建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如何开辟土地修建城池，说的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
赋，是直陈其事，描写记叙，其人其事，排比铺陈推演，有风有雨，有花有树。此即是此彼即是彼。后来专门有一种文体，就是通篇铺排，寻求外物的形式对称和语言的结构美学，这种文体我们叫做汉赋。
比，是比而喻物，类比比喻，以此言彼，物类相聚。
兴，是物我不分，兴即是起，有时不讲缘由，一时兴起，有感而发，彼此感应互为对照，你中有我难分彼此。有时候，我们不理解古人为何突然有了感慨，就去寻求感情与外物的对应关系，把这种对应攀附到比喻上面去，就有了比兴的叫法。其实你自己回想一下，触景生情哪有那么多逻辑可言，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感应罢了，而这也就是古人爱用兴的缘由。
关于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段，有不同的说法，朱熹的说法比较简单明快，我比较认同，但也有人把这种说法精细化了，比如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这种说法更贴近美学和文学，所以最为流行。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者是形式后三者是手段，原本不相干的东西，古人统称六义，就是为了总结诗经的外在观感。
这六个字之所以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这些后代，基本上很难直观去体验三千年前祖先在什么情形下唱出了这诸多咏叹，利用一些形式化的辅助去切入场景，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