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点出现在群聊的图标旁边，这表示群里有人说话了。我点开群聊，小李在群里问有没有人在江苏或南京，我说我在扬州啊。
是啊，我在扬州呆了15年了。生病7、8年，今年才建了这个群，群的名字叫“我们在黑暗中仰望光明”。
她私聊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她拍点影像，她想做个展。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然后就是沟通，约时间，然后定在9号那天他们过来拍。我看了她发给我的pdf，里面有一些照片，但没有写作者。我有点疑惑，过来两个人拍我，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女的跟我联络，沟通过程中好像以男的为主，但又是女的负责买车票。
而且pdf里，文字明说了模特是本人自己，然后模特是个菇凉。
我没多想，9号早晨他们到的时候，我们去吃早饭，随口问了一句，答案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俩是病友，同在南京脑科医院住院，小李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对她申请国外的研究生有点帮助，小唐刚好是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做这个展。
我没去想三个精神病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我是靠自律控制病情的4型恶劣心境障碍患者，小李是癔症，小唐是快速循环的躁郁症。他们俩住过院，我没有。
他们找了很多病友和相关机构，几乎都是表示高度支持但最终拒绝。我没有拒绝，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控制拍摄的度。而且我喜欢和病友交流，这样可以让我对神经性官能症的认识更加深入，也能够促进我的自律和自省。
8号的时候我心里闪过一丝后悔，因为在其他地方我受到了伤害。如果我控制不了谈话和拍摄的节奏，很有可能面临抑郁爆发的境地。我做了一件“错事”，连累公司的一个品牌可能受到了一点点影响，在我跟公司说明情况之后，公司以“工作关系处理不当”为由，将之定义为工作失误，记过入档一次，扣一个月工资。
在这件“错事”中，在70%以上的层面上，我是一个受害者。 同事和公司对此表示理解，但处罚是必须的。并藉此，公司正式将我定义为“公众人物”。我没有辩解，因为这件事情我早就分析了很多遍，自省了很多遍。
我把这件事，和两个很要好的同事说了，目的很明显，是寻求同情和安慰。我这两位可爱的同事非但没有给我任何同情或安慰，反而将我之前被庄姓校长坑、我的恋爱观以及孩子不能在我身边、以及我的穷和没有房子没有车这些事情全部合并为一件事情，以“跟我关系好”、“为我好”为由，对我进行随意的“劝阻”和“教育”。
其实都是攻击，刀子一下一下捅在我身上，她们一点也不痛哟。
然后我就开始想啊，想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的理解，想那个攻击抹黑我的人只拉了个20人的群，想公司的规章制度等等。也许人事和项目负责人在心里认为我就是个骗人家财色的人呢。
所以呢，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理解我？
小李和小唐对我的拍摄很顺利，下午不到3点的时候就拍完了。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事先也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拍摄计划，几乎没有主题，没有场景。所以在聊天的时候我只能一边分享我的病情经历，一边从他们俩的表情、动作和反应出去快速地分析判断，然后再去调整话题。好在病友之间很容易做到互相理解，拍摄工作很顺利。
拍完之后我说选片的事情你们定，如果需要署名就用沈之就好了，片子都不用给我看。
我没有阻止小唐去买酒，40度的江小白，他一个上午喝了半斤多，眼眶红且湿润。
他们能理解我么？我觉得是可以的。离开之后，我睡了个午觉。从3点多睡到傍晚，睡得很好。起床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我那两个可爱的同事。
我再也没有跟她们说过一句话。哪怕是她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话，我都没搭理。出了这间办公室，能不说话，我一定不说话。
在公司上班十年，呆过7、8个部门，从一个普通的设计师做到事业部负责人，到总经办，到总助。我时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想什么，我的老板在想什么，我身边的人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的老板要做什么，我身边的人要做什么。
身边的人自然是爱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有爱人的人。婚期大约7年，有5个结婚纪念日是跟同事加班度过的。第六个结婚纪念日那一天我跟同事说今天不加班了，因为前5个都是跟你加班过的，这一个我要跟我老婆过。
然而我老婆在打游戏，没搭理我。
后来就没有第七个纪念日了，我领离婚证的那一天，他们请我在领头羊1号包厢里吃了顿烧烤，喝得很开心。后来L离婚，我们也请他去领头羊喝了一顿。不过这次只有3个人。
我觉得我被她们俩伤害了。同时，还有一种反差感在里面。我平时说话做事都非常注意，她们碰到困难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是尽可能地去帮助她们，并且在说话的时候非常小心，底线都是维护好她们的感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自然希望她们也同样地对待我。这好像不对，确实不对。
所以啊，这伤害不是她们给我的，而是我自己找的。
在27岁之前，我就确立了一个行为准则，就是说话做事为别人考虑，出了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闪光而可贵的品格。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来自环境，来自公司文化，来自公司墙上的“始终拥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以及老板常年不休的影响。
我努力工作，我认真工作，在离婚之后，我把公司看得比家庭更重要。如果没有确诊恶劣心境障碍，我就不会去思考人格、心理、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思考这些，说不定我会活得更好。
然而这是一个明显的伪命题，如果不思考这些，我一定会实施第三次自杀。
在公司拆了事业部以产业链为基础之后，我再次调入总经办，任网络运营总监一职。我早就明白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到了我不该做事的阶段了。
对我来说，不做事不如去死；对公司来说，当然不允许你不做事，但公司不允许你做你擅长的事，不允许你做公司不允许的事，但公司又没有规定哪些事情不允许做。所以，还是不做事为好。嗯，不做事，不如去死了。
好在有很多同事来问我问题，我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但更多时候，我觉得那么多人顶不上我一个人。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我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的。但我不是一个管理者，我是一个开拓者，我应该是一个开拓者，我本来就是个开拓者。
当现实不允许我去开拓的时候，我会选择在沉默中寻求变革。
很快，我又被调岗。从网络运营总监，调到一个叫“首席设计师”的岗位上来。人事跟我确认岗位的时候，我说你们定吧。如果调我的岗，不知道调到什么岗，或者岗位名称还要我自己定，不如公司先反思一下。
这可能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个岗位。在我的眼中，现在的领导是一个“破局者”。我来公司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做事，受自身性格所限，他暂时只是破局者，还不是革命者。但在不久的将来，他未免不会成为一个革命者。
在思考的问题足够多之后，我对“道德”产生了怀疑。
我的身上，有着浓浓的烙印，这个烙印表示的是公司的风格。但现在，我很想去除这个烙印。因为我觉得它不再值得我去坚守，它在桎梏我，在控制我。有一天，我读到了胡适的一段话：
一个肮脏的国家，
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讲道德，
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的国家，
道德亦会逐渐回归。
一个干净的国家，
如果人人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
整天大谈道德至上无私奉献，
最终会变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国家。
如果公司不能够在可控时间范围内摆脱以前的“人治”习惯，我一定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人。
可怕的、油腻的、中年男人。
我早就开始逐渐放弃对公司的幻想，现在开始放弃对公司的要求。吃好睡好，找回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关掉了朋友圈入口，将微信添加好友设置为仅通过手机号码，在做完这次活动之后，这个入口我也会关掉。
我主动选择沉默，我要去掉“公众人物”这个标签，出了这个办公室，我一定不会多说一句话。不谈恋爱、不约炮、不结婚，把项目做好。
我不是第一个被环境控制的人，但我绝对不会是第一个被控制而成的油腻的中年男人。
回头看看自己最近的状态，我丢给自己四个字：
应激障碍
革不了别人的命，我可以革自己的命。与其没有自我地活，不如痛快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