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John King Fairbank
前言：几个重要的问题
（1） “内亚”问题：朝贡与华夷观
（2）儒家君主制的“满汉联合统治”
（3）通商口岸“满-汉-西方”的“共享”、“共治”
（4） 东印度公司与旧广州体系的崩溃
（5） 晚清复本位货币体系：格雷欣法则与白银危机
（6） 刘韵珂与南京议和
（7） 耆英的“商业妥协”政策
（8）《南京条约》中“过境税”的模糊条款
（9） 鸦片贸易与平行的非正式管理体系
（10）“中间地带”:夷务专家、口岸官员与商业买办以及“广州人”
（11）广州体系的惯性
第一部分 中国没有做好与西方打交道的准备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1.通商口岸1842-1943
·通商口岸——考察中西关系之未来的线索
·通商口岸的意义——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
-西方的货物
-西方的观念
-西方在中国被赋予了一个特权的地位
2.1842-1854年间的历史语境
·中国外交体系的巨变：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近代中国的条约体系
·1842年——中国开放了对西方的商业市场
-通商口岸的开埠
-鸦片贸易
-领事裁判权
-协定关税
-片面最惠国待遇
·1842-1854年的重要意义：“两个单边体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过渡性的转换”
·19世纪中叶远东地区新的变化
-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
-快速帆船的发展与海上贸易的繁荣
-日本的开埠与俄国在远东的领土开拓
-中心问题：英国的对华行动——通商口岸的驻华领事们着力打破中国旧有的外交体系，同时确立西方的条约体系以取而代之。
·西方在华取得的成果——条约体系的建立
-1842-1844年第一批条约的签订
-1854年外国海关的监督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批条约的签订
-日本、暹罗、朝鲜、越南及其他远东国家
-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在东方持有优越感的外在标志
·中华帝国的崩溃与新生革命进程的冲击——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迁
-满族入主中原的腐朽衰弱
-太平天国运动
-西方武装入侵
-学习西方的工业化努力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已被迫融入近代世界的大家庭——接受适应近代性要求的革命
-民族主义和工业化在中国举步维艰
-中国过渡成熟与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走向近代化的阻碍因素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动
·中国统治阶层的稳坐鞍桥——儒家思想的理想方式思考前途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君主专制
-王朝统治——而非国民政治
-对外的朝贡体系
-中国特有的家庭生活模式
·中英战争“碰撞”：传统儒家秩序的中国vs急剧扩张的商业大英帝国
-英印鸦片贸易＋中国吏治轻度腐败
-双方缺乏口头和书面的利益诉求
-彼此理想和价值观充满了互不了解的蔑视与冷漠
·关于中华帝国政治崩溃的研究——几乎全部为西方侵略者的外部视角笼罩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属性所决定
-事务的关键取决于内因——本国的内部条件是决定性因素
-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比较中日两国的反应）
-适者愈强，衰者愈弱
-日本崛起
---适应能力强而且爱国的统治阶层
---日本近代沙文主义崛起的基础：中世纪武士道传统
---东京和大阪的早期银行家成为近代财阀的先驱
-中国的特殊性——极不适应
3.中国社会的特质及其对西方的回应
·“内亚”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理论（概念、框架）——强调历史事实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基础研究）
-感性描述：历史人物与时间、人物性格及其生活环境、史料与诠释等
-科学的定量分析——理论不能不证自明
·费正清、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研究指南》（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ry）
①中国对新生世界秩序的融入非常困难
②西方给中国的冲击具有某些促进意义，而不是致命打击。
-通商口岸与教会中外人士的密切接触
-经济生活与社会风俗的物质变迁
-中国近代化是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断调整推进，并非简单的西方化。
③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
-代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少数外国人针对中国国情改变他们的生活方术
-“真正的上海租界侨民是名副其实的混血儿，既非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
·中国对西方回应的第一阶段——既无效率，又无突破。
-几十年通商口岸新生事物的洗礼——最终走向了革命——19世纪仍然顽固
-儒家文化坚固框架下的政治循环：王朝衰微——封建割据——重新统一
-“内亚”“蛮夷”的对外关系模式——普世的儒家君主制结构
-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根本没把他们当作西方人——“内亚””蛮夷”的新形式
-“英夷”——古老的传统替代了创造性的回应
·“夷”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中持续出现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历不但包括王朝循环的周期性现象，而且还存在着野蛮征服的周期性现象。
-周期性循环——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蛮族”征服的期待或恐惧——对外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
-19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完全陌生的历史承担者
·中国古代对“夷”的态度
-唐宋、辽金元、明、清——汉人和“夷”轮流轮流进行的帝国政治统治
-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冯加升：《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年》（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
-中原人在最后一千年几乎一半时间处于外族统治——“外族制度”的融入
-19世纪的西方“夷人”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
-对“外夷”世界的文化优越感是中国政治遗产的不利因素
4. 中国对西方人的“夷人”观念
·高度分类化与分层化的儒家体系：西方人——“东夷”（劣等的文化）
·古代称谓及其自然而然的理论预设
-中国对新鲜事物表现得漠不关心
-限制了他们对西方冲击的思想回应
·“夷”的中国传统观念完全适用于西方人
-18世纪的官方文献汇编——西方并不在朝贡视野的范围之内
-中国对西方研究毫无兴趣
-英国首相——“英夷伪相”
-西方文明在东方的境遇——北京朝廷描述的传统蛮夷部落
---施莱格尔（G. Schlegel）《中国历史上的外国人及地理诸问题》
·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
-1600年之后，这些带给中国学术界的新知并未持续太久
-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5.对欧洲国家认知的混乱
·西洋诸国在中国的混淆
-“佛郎机”
---本意：途径阿拉伯的中世纪欧洲人
---葡萄牙人：1500年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
---西班牙人：16世纪到达菲律宾后的同样称呼
---1580-1640年葡萄牙沦为葡萄牙的藩属——加剧中国对西方认知的混淆
-“法国人”——“法兰西”“法兰克”“佛朗西”“弗朗西”
-“干腊丝”——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葡萄牙人、
-“博尔都嘉利亚”、“博尔都噶尔”
-“意大里亚”——澳门人、意大利
-“红毛番”（张燮《东西洋考》）
·1818年《大清会典》——欧洲人——“西南海”
-葡萄牙的一支（干腊丝或卡斯蒂利亚）“西北海”
-“西洋”的概念
---“小西洋”：印度洋
---“大西洋”：大西洋（葡萄牙的另一个名字）
·1751-1760《皇清职贡图》（共9卷）
-彰显大清朝“统一区宇内外”，“蛮夷”“输诚向化”。
-最主要部分描述了“内亚”和西南少数民族，其中第一卷专门讲述域外各国
-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南掌、南掌国老挝、缅甸、大西洋国
---大西洋国（12/26页）
---小西洋国（英吉利、法兰西、瑞国、荷兰国、俄罗斯国、吕宋国）
---欧洲国家占据域外74国中的28国
-欧洲的重要性在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但与东南亚和印度群岛的大量小国相比还是微乎其微。
-有关欧洲国家的记载非常混乱
-关于西方人的描述非常表面化
---“皮肤白皙，鼻昂而目深碧”
---匈牙利、波兰等中欧国家被描述为“其人仿佛蒙古”
·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的混乱迟至1844年的耆英——“法国即明代之佛郎机”（《筹办洋务始末》）
6.真正交流的匮乏
·儒家学者对西方的盲人
-缺乏兴趣与联系的产物
-对西方真正的厌恶
·在华的西人——在整个18世纪他们是被隔离的
-破败不堪的澳门居住区——围墙使他们与半岛隔离
-广东十三行-拒绝外国人入城的城墙之外
-中国商人居中调停
·上海“洋泾浜语”（葡萄牙语-汉语-英语）
-卡尔·克洛（Carl Crow）《洋鬼子在中国》（Foreign Devils in Flowery Kingdom）
-霍尔（Robert A.Hall）《洋泾浜英语语法教程》（Chinese Pigdin English Grammar and Texts）
-亨特（W.C.Hunter）《广州番鬼录》（Fan Kwae at Canton）
-利兰（Charles G.Lelan）《洋泾浜英语歌咏》（Pigdin-English Sing-Song）
-卡明（C.F.Gordon Cumming）《漂泊在中国》（Wanderings in China）
·1520-1521年第一个葡萄牙使团觐见中国皇帝失败后一共有17个西方使团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1656-1795）。
-6个——俄国
-4个——葡萄牙
-3个（或许4个）——荷兰
-3个——罗马教会
-1个——英国（马嘎尔尼来华）
---除了英国使团，其他使团似乎都行了叩头礼，
---最后一个是1795年完全符合朝贡系统的荷兰使团。
-戴闻达（Duyvendak）《1794-1795年荷兰赴华使节记》（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Chinese Court，1794-1795）
-普理查德（Earl Pritchard）《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使团中的叩头礼》（The Ko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中俄关系
-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边境开始2个贸易点；允许200人的俄国商队3年到北京1次，1个永久性使团可以待在北京。
-北京俄罗斯馆（一群东正教的传教士和不到200人的隐蔽社区）
-俄国对华政策波澜不惊
-斯坦顿（Cp.J.W.Standon）《18世纪俄国的北京使团》（Russian Embassies to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 Century）
-赖德烈（K.S.Latourette）《北非和亚洲的伟大世纪：1800-1914年》（The Great Century in Northen Africa and in Asia）
-陈芳芝（Agnes Chen）《满洲之蚀》（The Eclipse of Manchuria）
·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争议
-18世纪后期，遣使会替代了耶稣会
-截止1800年，中国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保持在20-25万之间
-传教士时常遭受迫害
-耶稣会的振兴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以长江下游为中心。
-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从通商口岸向四周辐射——快速增长态势
·19世纪的头10年是中欧关系的低谷，北京的天主教和俄国使团几乎无所作为。
7.有关“夷”的知识
·17-18世纪中国人在耶稣会的帮助下抵达欧洲——文字记录的匮乏
---关于中欧之间商业的广泛联系的相关论述
-陈观胜《海录：中国人西方游记的先驱》（Hai-lu，Fore-runner of Chinese travel Accounts of Western Chineses）
-张锡彤《西方政治科学引入中国的最初阶段》（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费正清、邓嗣禹《论清代的朝贡制度》
-范端昂《粤中见闻》（又称《说粤新书》）
-严如熤《洋防辑要》
-周广《广东考古辑要》
-梁廷楠《夷氛纪闻》
-俞昌会《防海辑要》
·1820年杨炳南编纂、谢清高口述《海录》；冯承钧《海录注》
-谢清高游历海外13年（1782-1795年）——南洋地区
-介绍航海贸易的线路，简要描述了航线上60多个国家和贸易港口
-描述了英国人在新加坡和槟榔屿生活的情形
-1819年马六甲的荷兰人已经日薄西山的情状
-反映19世纪早期有关“夷人”的知识主线（魏源、徐继畲等人频繁使用）
-英国-伦敦的描述
-北美合众国的描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梁廷楠《粤海关志》
-粤海关的历史演变与行政职能
-综合前人相关著述＋档案记录
-英国情形的描述
·帝国官员的奏疏文献——对“夷人”的认知
-山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
-《万国地理图》
-“新州府”与“新加坡”（新洲、新埠）
-双关语混淆的误会——第一次不平等条约时期中国官员对“夷情”的茫然无知
·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
-1854年《上海年鉴杂志》（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
·中国人对“夷人”的认识水平远逊于同时期西方人对天朝的理解。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知识缺失”
-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显然没有做好同西方接触的理论准备，这种超越中国学术传统的知识缺失造成了更大的悲剧。
-顾炎武“经世学”——钱嘉学派“考据学”
-阮元（1817-1826年任两广总督）-《皇清经解》《广东通志》
-荒诞的认知取代了现实性
8.王朝衰落与西方入侵的互动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因素（政治、心理方面的影响）
·华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扩张→当地传统农业社会——剧烈变动
-鸦片贸易、茶叶和生丝的贸易
-拜上帝教——基督教新教的杂糅变种
——西方势力已开始侵入到中国模式当中
·西方历史传统给中国的冲击——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创造。
-西方的潮流（科技、贸易、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扩张与增长）摧毁了旧中国
-引发全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将一个根本上同西方格格不入的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群体融入世界大家庭。
·“比较政府”
·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劣势
-内在——自身的根本属性
-间接——时代环境
·王朝统治力的衰落
-官僚制度的腐败
-地主所有制的恶果
-人口的过渡膨胀
-财政枯竭
·中国在所谓王朝最低谷的衰落时代遭遇到了西方，与此同时旧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也承受着内在的衰落——无时无刻不被近代的西方击溃
①中国面对西方危机时在认识上的无知与无能
-中国古代的种族优越感
-对外关系方面制度化的朝贡体系
-“夷”的传统观念
②中国缺乏持续有效的政治领导力
-一个磨灭了主动性的官僚体系——防备前朝势力的威胁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士绅和官员联盟镇压农民
③儒家社会的广阔根基在于农业经济和官僚等级制度
-不能主动适应西方条约制度下的自由贸易与自主交往
-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民族主义革命
第二章、朝贡与贸易增长
1.满汉官员在19世纪对西方的回应
——取决于中国漫长历史以及从制度化的朝贡体系所承袭的由假设、预期和评估组成的意识形态结构。
·朝贡体系——华夷制度的产物
-中国边疆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
-几百年来中外共同遵守的交流媒介
·满汉人心中的朝贡观念=西方人心中的民族主义（ ？）
-外族侵略者常常接纳朝贡思想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儒家君主制——独特的、与国家无关的政体
·到了近代，中国的儒家君主制本身已成为“华夷”共同的基础。
2. “夷狄”在中华帝国里的角色
·“夷狄”——限制了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帝国（长城以南地区）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稻作文化）——稠密的农业人口
·中原生活方式——扩展华中、华南、东南亚——不能扩展至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粗放的畜牧经济与配套的部落社会制度
——蒙古高原的牧民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存在中的恒定因素
·中国和“夷狄”共同存在于整个历史
-古代：中国文明通过中亚“夷狄”的媒介接受外来的刺激和文化因素
-中国的国家和君主制从起始阶段便面临着“夷人”存在的既有事实，而且这些“夷人”不可能变成汉人（长城以北地区）
-中亚荒原的隔绝-有助于中国民族优越感的形成（近似于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
·“中国-夷狄”——“中国-西方”大相径庭
·中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中国的文化与经济财富（物质商品、思想、艺术生活）
-精妙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制度
-不足以挽救中国免遭周期性的“夷狄”统治（草原骑兵为基础的军事力量）
-“夷狄”南下——缺乏文书人员以及官僚机构的地方根基——依赖汉人的帮助
·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迟缓，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难解的主题。
-中国对“内亚”“夷狄”的调适——不意味做好了同西方打交道的充分准备
-“最令中国误入歧途的先例”——朝贡制度模式不适用于近代西方
·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
-国家：领土-人口-主权-组织或制度
-“夷狄”政权不能视为国家
-《仪礼》-接待使臣的礼仪记录
-《春秋》、《左传》-真正的实践记载
-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
-张心澂《春秋国际公法》
-徐传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
-陈顾远《中国国际法溯源》
-拉赛尔（F.M.Russell）《国际关系理论》（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
·秦统一帝国——中原与“夷狄”之间的早期差别
-优越感——物质＋文化
·通常与中国保持稳定联系的“夷狄”总是趋向于变成中国人
-这种最令中国人愉悦的行为强化了他们自身优越感的信念
-中原王朝——“文化”判断一个人（非种族或国家为标准）
-中国的情结——“文化主义”——那些不遵循中国方式的人被视为劣等人
·儒家：正确的行为在于根据身份不同举行合乎礼制的仪式或典礼，并且维护合乎礼制的社会关系。
-皇帝的德行对中国文明域外的“夷狄”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皇帝-夷狄”关系
-“先王修文德意柔远人，而夷狄朝觐其来尚矣”（1530年明代官方文书）
-“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前古，东西朔南称藩服，奉朝贡者不可胜数”（《大清会典》）
-皇帝——全体人民（中国人＋夷狄）
-作为家长的中国统治者统辖着一个有组织的群体
-尼尔森（M.Frederick Nelson）《朝鲜与东亚旧秩序》（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
·怀柔远人——“仁慈-驯顺”的相互关系——典礼
-“夷狄”的进献——允许他们接受中央王国文明的标志
-恩惠与特权（并非屈辱的折磨）
4.朝贡礼仪
·《大清会典》朝贡制度的规则、典章
-典礼——加入中华帝国的文明圈——藩属的诏书
-历法与年号（奏章、往来文书）
-朝贡使臣的葬礼
-朝贡使团的礼仪
-宫廷仪式（叩头礼-三跪九拜）
-贡品——不是获利——“非土产者勿进”
·戴闻达（J.J.L.Duyvendak）《15世纪早期中国航海远征的确切时间》（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15s）
·有效加强皇帝在中国本土的威望
5.朝贡制度的功能
·朝贡体系百年长久的动机——维护这一体系的动力？
-朝廷
---中国的统治者宣称拥有统治天下的天命——威望价值（统治工具）
---外交手段/媒介
---施加对他国的影响
---对外派出使团（张骞、入藩使、国信使）——承认/吊唁朝贡者的统治者
·不同时期朝贡服务于不同的目的——防御or进攻
-宋朝——防御
-蒙古——扩张
-清朝——稳定
·蒋廷黻《中国与欧洲的扩张》：这些政权建立之初相对虚弱，有人提出宗藩关系是孤立主义策略，是避免平等外交内在危险的一种手段。
·朝贡，是汉化“夷狄”的第一步，然后使其中立化。
-当中国变得虚弱时，这种优越感论调便会得到强化。如果这种解释能被进一步的研究所证实，则可能会揭示出这种制度对天子所具有的永恒价值。
·叩头礼——朝贡国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朝贡国在此事上几乎没有选择，要么接受泱泱中央王国的条件，要么离开。
-朝贡关系恒久流长，牢不可破——双方存在一致的动机。
-整个制度似乎都是商业的独特媒介
6.朝贡贸易
·贡物是贸易的幌子——大量商人冒充使节的例证
·朝贡使团中的商人——个人身份或朝贡国的代理人——贸易的垄断者
-随身携带允许在边境集贸中心卖给中国商人的货物
-在京城户部监管的特殊市场出售（3或5天）
-官市以外的贸易和特殊种类的商品交易均严格禁止（历史书籍、战争用品）
-边境集贸中心（成都、兰州、俄国“买卖城”、广州）
-朝贡船队的出口商品免征关税
·朝贡制度——外交＋外贸
-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理论中被认为是朝贡的附属物
-中国官方：赐予“夷狄”的恩惠
-不切实际的思想恰恰反映儒教国家的抑商本质
·中国重视——朝贡的道德价值
·“夷狄”重视——贸易的物质价值
·中国政府无法使自己适应主要由中国商人的沿海贸易所产生的新形势
·大陆帝国——通过陆地边疆确立外交关系
新出现的海洋关系：不仅让中国措手不及，而且破坏了它古老的防御手段（朝贡）
7.贸易令朝贡黯然失色
·中国朝贡活动的最佳时期——明朝前期的郑和下西洋
-很难理解他们的初衷以及1433年之后为何航海活动戛然而止的原因
-戴闻达（J.J.L.Duyvendak）《15世纪早期中国航海远征的确切时间》（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15s）
---远航建议出自依靠皇帝宠爱而大权在握的宫廷太监
---络绎不绝的朝觐使节和奇珍异宝是取悦活动的绝佳手段
---中止的原因：经费问题
-中国传统解释——寻找建文帝朱允炆
-较为稳妥的说法——官方的航海活动一定与中国私人贸易有关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
·郑和是在寻找那些曾经建立过的贸易和朝贡的发源地
·东南亚朝贡贸易在整合之后竟然衰落
·“朝贡国”-“互市国”
-1818年“互市诸国”名单——实际上是中国舢板贸易停靠口岸的目录
---马来半岛
---菲律宾群岛
-马六甲、马尼拉、雅加达的西方人都发现了中国商人——欧洲人早期在东亚的贸易是通过对接主要由华人所控制的在当地繁荣兴盛的舢板贸易。
-舒尔茨（W.L.Schurz）《马尼拉大商帆》（The Manila Galleon）
-张维华《明季西班牙在吕宋与中国之关系》
·19-20世纪重要现象之一的东南亚华人移民，不过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的中国商业扩张的结果。
·朝贡制度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
-陆地朝贡贸易——方便控制的据点（玉门关、山海关、凭祥关等）
-海上朝贡的控制——（琉球/福州-苏禄/厦门-暹罗/广州）
·假设：打击朝贡体系的始作俑者，并非1500年之后拒绝接受朝贡地位的欧洲人，而是在此之前发生的中国商业扩张。
·尽管朝贡制度仍在陆地起作用，但它在海路逐渐衰亡却是不争的事实。
-桑塞姆（G.B.Sansom）《西方世界与日本》（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当航海活动中止之后，中国真正进入了防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来越容易反诸探寻过去伟大的传统。
·朝贡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动”的制度——当中国人自己开始主动时，它便不能维持。
·19世纪上半叶由海陆而来的琉球和暹罗朝贡使团数量显著增长，他们比规定的次数更为频繁。
-朝贡使团的动机在于商业
-朝贡使团的主要功能是作为通商的媒介
·为商业目的而滥用朝贡制度，似乎证明了中国的优越感，而当时的中国恰恰需要摆脱这种优越感。
第三章 清朝政策与广州体系
1.满洲在中国的地位
·二元分裂：处理事务的不同规则和标准适用于汉族和“夷狄”地区不同的人口
-魏特夫和冯家升：“野蛮划分的世界”
-元朝有意维持自己非汉族社会集团身份的情况——“共存”——造成了14世纪对中原地区的失控
·满洲人——竭力追寻早期征服者们留下的精神，维护他们独立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尽量消弭他们的“夷狄”起源
-满洲人的政治活动：维护既有秩序（明朝制度）——变革是他们的敌人
---梅谷（Franz Michael）《满洲统治中国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入主北京：满洲的统治者变成了儒家学者和书法家
-满汉联合执政制度
-双轨制——满洲应当维持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东北禁区（柳条边）
-血缘纯洁性——禁止与汉人通婚
-满洲女性的社会自由
-信仰萨满教的满洲部落组织——防止满人被汉人同化
---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满族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旗——绿营
·汉人本身的制度深受继任“夷狄”征服者的影响，“夷狄”统治已深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
-最明显的标志：“辫子”——日常生活——不断提醒满人统治的作用
·保障性措施背后的根本动力——权力的保持
-一个问题的抗争——入侵的少数民族究竟能统治中国多久？
-中原及人民的长治久安——第二位考虑因素
-复杂的满汉关系
-他们不可能采用任何有益于国家但可能会摧毁王朝的措施，任何纯粹有利于中国的“国家”政策可能会于王朝政策相冲突。
2.满人早期的外交政策
·“内亚”是王朝对外政策的焦点
-蒙古-西藏-新疆——不是臣服中原政权而是附属于清帝国
---为1911年革命后这些地区纷纷要求脱离中华民国提供了逻辑基础
-“内亚”没有隶属于中原，而是臣服于满人。
-草原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危险来源
·藏传佛教成为蒙古地区重要的政治工具——制衡世俗王公的权力
-承德避暑山庄——仿照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利益诉求的体现
·满洲王朝的对外关系几乎是大陆性的
-核心问题——如何保障满人在中国的地位
-从海上到达中国的英国人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
·“夷狄”入侵时期宋代新儒学哲学体系的重建
-中古中国新的世界观已经将“夷狄”纳入儒家体系之中，强调皇帝个人对“夷狄”的统治。
·满人如何将自己纳入儒家政权的社会结构之中？
-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受教育的统治精英——政治上毫无建树的农民大众
---地主士绅阶层控制农村地方社会
---朝廷控制城市和较大乡镇的官僚机构
-中华帝国政权对19世纪西方的回应——不纯然是汉族的回应，而是满汉儒家君主制。
-儒家君主制：本质上既代表满洲统治者的利益，也同时代表汉族地主-学者-官员阶层的利益（双头政治体制）
---不能说任何一个族群专横地对另一个族群发号施令
---不能纯粹以满洲方式或汉族方式应对西方
·那些行为举止和野蛮人一样的“夷狄”被视为“夷人”，那些以中国方式表现的“夷狄”则被视为中国人。
-禁毁大量强调“夷狄”征服者非汉族特性的文献（文字狱活动）
-大规模征书活动（四库全书的编纂）
-大一统格局受到汉人与满人王朝利益保持一致思想的影响
-富路特（L.C.Goodrich）《乾隆时期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汉族和满足的统治阶层共同参与儒家君主制之下中国政府的管理-满汉合流
-对外抵抗西方侵略者
-对内镇压叛乱
·平定太平天国叛乱
-前期满人的镇压已经失败，最终挽救儒家君主制的是汉人，而不是满人群体。
-尽管儒家君主制的最高统治者是满人，却因汉族支持者的效忠而延喘了50年。这些汉人并非亲满之人，而是和满人一道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汉人忠诚拥护的共同纽带是儒家的秩序观，而不是清朝的“政权”存在。
·王朝初期承袭了广东和其他南方港口商业规则的某些管理机制，但此后几乎没有增加任何的管理措施。
3.清朝广州政策的背景
·[日]桑原骘藏《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
·阿拉伯人在政府管理之下的广州贸易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
-市舶司的发展
-外国人被限定在港口的聚居区（广州、泉州）
-税率-从价计征-不超过30%
·张德昌《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Martime Trade fromm 1514 to 1644）
·中国商人早已作为官方的代理人进入这一系统
-非法贸易
-贿赂官员
---传统方式的固定化：
-官员一方面为皇帝服务，另一方面则为自己谋利。
-中国商人一方面为官员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则为自己谋利。
-外国商人努力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倭寇的骚扰
·早期西方在华贸易的4个主要时期
①1514-1644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至明朝的覆亡）
-几乎看不到中欧之间的直接贸易
-广州、澳门只是马六甲和巴达维亚等重要商业中心的前哨站
-1521-1554年中葡贸易因双方战事而被官府禁止，但仍以秘密方式进行。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定居点首次有明确记载
-澳门问题
-1578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审时度势打通了前往广州出口货物的取到，因此广州地方当局开始征收出口税——明朝后期对外贸易的征税方式已经发生变化
②1644-1684年（满人统治的前40年）
-对外贸易因战争而中断
-1661年海禁政策——台湾问题
-1679年迁海政策（迁界令）
-1684年平定台湾后解除海禁
-实现了中欧之间的直接贸易——丝绸和茶叶
③1685-1759年（多港口贸易时期-四口通商）
-这一时期英国和其他欧洲公司寻求以一种合适1的方式打开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的市场。
④1760-1842年（最终限定广州一地通商时期）
-中国解决控制和管理问题的最终方案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
4.广州体系的演变
·1685年清朝建立由地方官和中央派遣的官员共同负责的榷关制度。
-中央对海关控制权的放弃——对地方海关已发展成为既定事实的认可
·1685年“河泊”（粤海关监督）——直属北京的内务府
-监督征收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税，并送至京师户部。
-1725年撤销粤海关监督，改属总督监管。
-1750年重设粤海关监督，之后经历各种调整至1750年。
-广东海关的联合控制——地方督抚核粤海关监督的征税报册核对
-粤海关监督任期3年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粤海关监督“第一年任职，粤海关监督会上缴净利润以稳固职位，第二年依然保持税率，第三年则降低利润以中饱私囊”
·中国商人——代理人的传统
-商人团体是长期演进的产物，以公行最为知名。
-非官方性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松本忠雄《广东的行商及夷馆》
-广州十三行——与商业并重的政治力量
·广州十三行从监管南洋贸易到把精力投入中欧贸易
-中欧贸易的增长最初是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早已建立的商业关系为框架的
·1720年歃血为盟——签署十三条行规——支配着他们的商业活动
·1745年清朝建立“保商连坐”制度
·1760-1834年：广州贸易的全盛时期——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多（全方位服务）
-作价、售货、具保
-打击走私
-出租工厂给外人
-银行业务
-翻译
5.官方收益与中央政策
·公行只是代理机构——并非中国方面的掌权者
——公行成员在历史上的失败与破产
·中国方面在广州贸易的主导者是政府官僚系统，他们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同时贪得无厌的中饱私囊。
-王朝政权对贸易和税收漠不关心——恰恰使得官员从中谋利
-帝国官员只不过把他们根深蒂固的寄生性从土地财富的追逐转移到更容易获得的沿海贸易利润。
·桑塞姆（Sansom）《西方世界与日本》考虑到“原则与时间之间存在差异”的例外情况，中国历史上也少有商业平等，“压榨”是其一再发扬的传统。
·清王朝的官方意识从来不承认海外贸易增长对于财政的重要性。
-政府坚持抑商的传统观念——防御政策
-从好的方面来看——是对“夷狄”的一种恩赐
-从坏的方面来看——考虑到近来外国人窥伺中国实力与弱点的一种手段
·1740年荷属东印度——红溪惨案
-北京政府担忧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商业扩张——不给予帮助——叛国者
·清朝官场的贪腐积重难返——广州体系崩溃的成因之一
·中国未能做好与近代西方打交道的准备——旧有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有社会的经济和行政模式（如同儒家观念或朝贡关系理论）——阻碍
-这种牢固而非常稳定的社会如果没有最终瓦解和整体结构的重塑，它根本不可能再造再生。
-条约体系的创立——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