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之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严格来说是一名乡村赤脚医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医学事业与技术尚不发达的岁月里，一直到我模糊记事的七十年代，再到我国医学技术已发达至顶端领域的今天，我的父亲，依然用他独特的医术医效在救死扶伤之路上努力前行着……

      父亲是于上一个世纪四九年的冬月里出生在一个儒学中医世家，是万安山刘氏后裔第二十七代之孙，父亲有幸伴随着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一起成长。建国初期，因长期抗战，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经济萧条落后，他自幼目睹乡村满目疮痍、瘟疫横行、生计艰难、缺医少药的悲惨景象，新增人口是七死三生。于是，为了自救也为救人，父亲在继承姥爷医术之上又自学民间疗法，用万安山山间草根野菜土单验方服务于十里八乡的基层山乡民众。邻里乡亲们不管是头疼脑热感冒腹泻荨麻疹，还是狗咬猫抓蜂蜇烧伤腮腺炎，哪怕是脑梗心梗偏瘫血脂血压高，还有肿囊肌瘤痴呆生孩子，都要亲自来找父亲去医病才会放心。父亲几乎是承包了所有儿科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神经科，中医西医等各个科室各个领域里所有医生干的所有的活儿。那个年月，加之医生少又是一项技术活，所以，父亲的辛苦与忙碌可想而知。他行医五十余年，经他之手治愈的疑难顽疾成千上万不计其数，解除了万千家庭数不胜数病人的痛苦折磨。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依稀记事之日起，父亲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好像从没有闲下来过。甚至不知在多少个清冷漆黑的冬日之夜里，在刮着割脸般之冷的西北风里，在下着没膝之深积雪的深夜里，时常都会被一轮又一轮的拍门声叫醒，然后在被近似乞求、着急的催促声里慌里慌张穿上衣服，简短询问病因病情后，就拿上听诊器、药品，背上那个药箱急乎乎地出门了。总之，父亲的所有时间一直都是在为人看病、拾药、打针，望闻问切……他要么都是在家为每一天都有一屋子一院子而等候看病的人坐诊，要么都是急匆匆背着一个已经褪了颜色的棕色医药箱而奔走于病患家的路上。好像每天都是如此的情景在上演，直到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到长大成人。现在脑子一想，就还能清晰地忆起父亲为病人把脉、听诊问诊的动作神态，鼻子一吸好像还能闻见满院子碘酒和酒精水的气味儿，耳边还能听见拒不吃药，破死挣扎害怕打针的孩子的嘶哑哭喊声，还有老家那一面墙上一直都成摞成摞挂满了看过病拾过药而一直都付不起低微的不能再低微的医药费欠账本子，包括现在我家珍藏的还有。父亲从不嫌弃脏和累，有时忙起来一天都吃不上一顿热乎的红薯汤，也不嫌弃一直都是看完病拾完药就赊账的贫穷父老乡亲们，一年一年到头来，我们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依然还是清贫的生活着。 所以，后来，也因为此原因，我们兄妹五个人都因嫌弃当医生只有太多辛劳付出而无殷实收获，且行医牵涉人命关天责任太大而都拒不学医也拒不当医。

      现在，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发白手抖，近些年来不再居家坐诊看病，而是想在享受农村一亩八分田间地头之余把自己一生积攒的治病救人经历编写成回忆录和药方，好留传与子孙后代，也想在僻静的老家小院里享受一下晚年生活，但蹊跷的是远近数里以及外乡外市外省的病患们还是能千方百计打听到刘医生的电话及住址，依然挡不住他们慕名前来看病的心情和脚步，家里依然是隔三差五陆续不断有前来求看疑难杂症的各地患者。父亲硬是偷歇不成，还得把脉开药，他依然没忘医者使命，抽空逢人就讲防病常识，以减少乡邻们顽疾的折磨。有时一讲半天，有时一说就要近一天，既管饭又管治病，苦口婆心地尽量去给病人家属讲明白怎样预防怎样治疗，怎样少花钱还能治大病。就在这样的讲解和治疗中，脑瘫患者痊愈送来了锦旗，胃癌患者康复送来了自家种的小米，子宫肌瘤患者大幅度减轻上门道谢，血小板紧急值患者治愈后每逢年节都要送来粽子或月饼……

      父亲一生不为钱财，只为救人。他是一位胸怀仁爱之心，医德高尚的神奇乡村老中医，在金钱物欲横流的今天，父亲自始至终用他的大爱善念为他人免费治病。"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叫架上药生尘"这副药柜对联是父亲一生用行动为之所写的目标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