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饭桌上，气氛有点冷。
73岁的爷爷说他想买一辆车，在小区门口做摆渡司机。
“您是钱不够花吗？不够，您说话啊，我们会给您的。”姑姑说。
“不是，我就是看拆迁公交车改道，大家都要走好久到站牌。我闲着又没事儿，你们平时也不在家。”
“那也轮不到您一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儿操心啊，还是别去了，街里街坊的看着了还以为我们不孝顺呢！”姑姑说着对着桌子上的我们挑了挑下巴。
爷爷气得脸通红，姑姑又说：“您得空还是跟您那群老伙伴玩儿吧！劳心半辈子了，歇歇啊。”
“啪！”爷爷扔掉了筷子，“玩儿玩儿玩儿！我跟谁玩儿！他们都死光了！”
我听得心里一梗，姑姑一时也没话，整个桌子上的气氛好像被凝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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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爷爷有点奇怪，小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说他奇怪。
春天来的时候，他会跟一群小孩子去野地里放风筝，他的风筝是他自己做的，一个八卦图的形状和图样，有好几米长的尾巴，要飞起来很困难，但是每天他都会让它飞上天。
风筝起飞以后，找两块废弃的砖头把线轱辘压住，脱下一只鞋坐着，把一只光着的脚埋在土里，望着天空翱翔的八卦图。
小时候的风筝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现在这么繁复的花样，只是白纸糊了，大人拿彩笔给描上几笔。
李爷爷会做风筝，也会画风筝，我们总是凑到他家去排队请他帮忙画，他都会笑着接下，但不说话，画完了就递给你。
李奶奶去世那天，李爷爷家院子里一地的废弃风筝纸和竹篾。
他仍旧放风筝，那只已经泛黄的八卦图，只是再也不做帮我们画风筝。
几年后，李爷爷去世了，下葬那天，他的儿子把那只再也飞不起来的风筝扔到了燃烧着李爷爷衣物的熊熊大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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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爷爷是个医生，是个十里八乡少有的正骨医生。
附近十个孩子里有九个麻烦过他，跌打损伤，错位正骨，他都会，乡亲们去看也不收钱。
是个很儒雅的老先生，永远一身整洁的中山装，即使补丁里也透着一股让人舒服的气质。
我们每次见到他都会立正站好，再调皮的孩子也会停下狂奔的脚步，好好叫一声：“钟爷爷。”
他会微笑着模我们的头，他的手很柔软，像一块蓬松的白云。
有一次脚踝错位，疼得眼泪哗哗直流，钟先生从妈妈怀里接过我，放在沙发上，轻轻捏了捏受伤的脚。我透过眼泪看到他浓黑的长眉毛抖动了一下：“哎呀，孩子苦了。”他站起身在木架子里的水盆中洗了洗手，擦干了，又拿起一块白毛巾盖在我的脚上，“不疼啊，别怕。”轻声细语地。
治完了，在桌子上的盒子里拿出一颗糖来给我。逆着光抬头接的时候，看到钟先生弯腰递糖的样子被夕阳拓印成一幅好看的画。
钟爷爷三代单传，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打理在县里开的医馆，钟先生晚年就安心在家服务十里八乡的乡亲。
他是去年秋天去世的，快要中秋节的时候。
听说好多人去参加他的葬礼，无亲无故的人们哭得真心实意。
再后来听说，钟爷爷唯一的孙子考上了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博士，拒绝继承钟爷爷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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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爷爷是个神奇的人物。
同辈的人叫他大宝，姓什么也不知道，个子矮，敦实。左胳膊常年缠着厚厚的布，上面站着一只目光炯炯的鹰。
小时候家里大人吓唬孩子都说：“不听话找大宝的鹰凿你啊！”
后来都怕，老远见到大宝爷爷走过来，提前一个胡同就转了弯。
再后来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回事儿，专门站在最大的十字路口召集我们，排队摸他那只鹰。
我轻轻摸了一下，油滑似的，便害怕地缩回了手。
他抽着一支廉价的荷花烟蹲在碾子底下看着我们笑。
后来一个同学家里进了一条大蛇，吃了好几只小鸡还不走，不知是谁叫了大宝爷爷来，他来了胳膊一抬，那只鹰就飞了出去，据说把那条蛇凿死了。
我没有见到那个血腥的场面，但见了依靠养鸡生活的同学奶奶给大宝爷爷送了一篮子鸡蛋。
大宝爷爷的爹长寿，是村子里最高龄的人，99岁，没过百。
老人98岁的时候，大宝爷爷跟人聊天说：“诶，我爹怎么还不死？我这还等着分钱呢，看来没盼头儿了！”
街坊四邻都说他“有病”。
次年，老人去世，“有病”的大宝爷爷哭得晕倒在坟边。第二天，一大早邻居看到他习惯性地去敲西边的门说：“爹！吃饭了！”
2009年，大宝爷爷死于肺癌。
……
好多好多人，和爷爷一起长大的人都没了。
这一刻突然理解了爷爷心中空旷的寂寥。
饭没吃完他摔门出去了，剩下一桌子人谁也没有说话，姑姑抬头看了看奶奶的遗像，叹了口气。
吃完饭大家都走了，我趴在床上觉得脑子空空得难受，一觉醒来已是傍晚了。刚要出门看老人回来了没有，同学打来电话问晚上能不能聚餐，叽叽喳喳，对面好像有一群人，“我们已经在往金马赶了，你也快来吧！好久没聚了！”“快来！听到没有！”“敢不来就杀到你家去！”听筒传过来的声音有点失真，我突然觉得这群七嘴八舌的人都离我特别遥远。抬头望向窗外，夕阳好像把无边的天地染成了一片空旷的红海，这一刻，仿佛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回声。
少顷，被开锁声拉回现实，伴随兴奋的声音：“未未，来看！爷爷买了一盆茉莉花，可香了！”
天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