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机遇，那年我当了高中教师

          1979年7月，我从师范中文专业班毕业了。呵呵，真是赶上了好时机，1977年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得1982年1月才能毕业，而当时中学正是需要教师的时候，我一个按学历来说只能教小学的人居然一毕业就教上了高中生。1979年8月我被分配到县城第三中学，任高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师，半年后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

      想想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1966年文革到来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恢复高考后只念了1年师范。我们学校1978年5月新生开学，1979年7月毕业，这其中还有寒暑假3个月，还参加扑森林大火1个月。师范学生都是要实习的，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只到中学听了一堂语文课。（说来也巧，当时实习的中学正是县城第三中学。）就在这种状况下，我居然当上了教高中的语文教师，那时我真是忐忑不安，每日教课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真怕误人子弟呀。

      你越是害怕就越是有害怕的事情找上门来。刚当教师不几日，教导处主任、教语文的R老师要听课。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当时我是心一横，认准顺其自然了。R主任听完课，没有具体说什么意见，只是说，一个新教师，课讲得基本上还可以。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语文组长也是年级长L老师要听我课。我早就听说L老师是教语文课的高手，在全省中学语文界都有名气，恢复高考以来带了好几届高中毕业班，语文高考成就超过省重点中学一中学的成绩。对于专业水准高的语文组长，我心虚更甚于教导处主任。L老师听完课当然要在全组讲评的。他开门见山，客套话三两句，便直奔教学主题。那节课我讲得是《廉颇蔺相如列传》的第一课时。重点是题解和认字（主要是异读）解词。在讲授题解时，我说：“《史记》书上自传说中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L老师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知识点讲错了。他说：“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载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你为什么给讲成了三千多年？你这只是使跟谁学的，是哪本书上的？”他这一问，不但没有吓住我反倒提醒了我。上学期间，我省吃俭用，同时母亲既给我钱又给我疏通新华书店的关系，买了不少在当时算是紧俏的文学书籍，其中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至三册）。这套书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在学校老师没有讲，我是自学的，书中的内容印象很深，在备文言文课文时是我的主要参考书。我不紧不慢地对L老师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里讲的。”然而L 老师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他说：“我上学时老师没有这样讲，你肯定弄错了！”整个讲评会气氛很不协调。

　  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很有不撞南墙不死心的精神。第二天我把《中国文学史》第一册拿到了学校，我把书翻到了128页《第二节  〈史记〉的死心内容和艺术成就让L老师看。L老师认真看了一会说：“这书挺好，我也得买一本，”此事就此算告了一个段落。事后我想，L老师肯定是把《史记》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和作者司马迁距今有二千年整混了。

　  有来不往非礼耶，不日我去听L老师的课去了。他讲的是《赤壁之战》，在讲到“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时，L老师信口说一句：“诸葛亮没有兄弟，他就是那么一说。”当时令我愕然。我是来学艺的，是没有讲评的权力的。后来R老师对我们几个语文老师说：“L老师对学生说《三国演义》就是讲了三个故事嘛，空城计、桃园三结义、火烧赤壁。这怎么行呢。”我想L老师肯定没有看过全本的《三国演义》，不然不会出现差错。

　  半年后教毕业班语文也是班主任的Z老师对我说：“L老师给我代课，对学生说他是研究员。学生家长问我这事，我说如果是研究员来到这里教科，那得调查调查，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那个时代研究员可谓是凤毛麟角，恐怕中科院也不太多。当时Z老师是学校的绝对业务骨干，考一个普通师范学院的研究生，连着好几年都没有考上，因此他说L老师要是研究员那也可能是被下放到这里的。我想L老师肯定是为了虚荣才这么说的。其实他是河北一个县城简易师范音体美班毕业的，和我是一样学历，只不过他不是专门学中文的。而当时学历刚开始受到重视，因此可以看出他还是相当聪明的，想让他人高看他一眼。

　　 我当教师一年后，由于三中高考成绩远远好于省重点高中一中，县教育科决定把三中Y校长调到一中。Y校长要求必须带走一部分教师，教育科同意了，1980年8月Y校长带着24位教师走了。当然L老师、R老师都少不了，而我刚刚当教师一年自然不在其中。

　  1981年高考一中考上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名，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名。这是全地区所有中学恢复高考以来首次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考入中文系的学生是同桌的两名女生，其中一位是L老师的女儿。

　　1981年8月，三中变成了初中，尔后又变成了职业高中。这期间三中厄运不断，先是学校组织郊游，部分教师和一刚刚刑满释放分子发生口角，结果好几个教师被打了；接着学校被盗，一台飞嘀牌收录机被偷走，当时价值700多元，是我一年半的工资呢。按说事不过三，可是我们学校就像中了魔似的，坏事还就过了三。被盗不久，一位后勤主任在晚上利用学校的电锯破木板，他们一直干深夜11点多，有人把烟头扔在木屑中，黎明时分燃起大火，把学校的几匹马和一台手扶拖拉机全部烧毁。三中在文革前是半耕半读中学，文革中又搞学工学农活动，办了农场和木工厂。现在一把火把学校的全部家当全毁了。学校出了这么大事，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肇事人，也不是现任校长，而是调走的Y校长。据在场的人说，Y校长望着他带领全体师生一手创办的家产变成了灰烬痛苦地掉泪了。

      1982年初，我离开了三中，也就此结束了我暂短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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