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有两个大姨

曾经,我有两个大姨,一个住在离葫芦岛不远的马仗房,一个住在遥远的重庆马鞍山。前者是我妈的好朋友,后者是我妈的亲姐姐。从我记事起,我妈就经常在星期天领我坐一趟小火车,到马仗房的大姨家里做客。

门开了,大姨系着围裙,在忙着包馄饨,或者馄饨已经包好,在等着我们进屋就下锅。大姨用馄饨招待我们,她擅长做这个,馄饨在四川叫抄手,到了东北,入乡随俗,也跟着叫馄饨。大姨和我妈一样是四川人,她们一见面,四川话就此起彼伏。大姨小个子,头发梳至耳后,用发箍固定住,她的形象从来没有变化过,不像我妈有时会烫个头发,有时会穿件花衬衫。大姨的劳动布围裙,一成不变的发型,还有她包馄饨的场面都是稳定的,就在那扇暗绿色的木门的后面,推开门就能看得见,推开门,那段光阴就在等待着我。我踏进去,一切都在。

我妈总是在这个时候大呼小叫:"哎呀!我杨姐好能干啊!"大姨姓杨。

"哎呀!这个馄饨我可包不出来!‘’

在家里,我妈经常会叹息,那是她不由自主的习惯,到了大姨家,她像是忘记了这件事儿,她变得活泼,虽然调不出那么香的肉馅儿,也擀不出那么薄的馄饨皮,但她会不停地哎呀哎呀地赞叹,并乐在其中。

大姨围着案板锅台转,我妈围着大姨转,两个四川女人大声交谈着,水声滚沸,碗盘碰撞,大姨夫不得不拿着报纸躲进另一个房间。馄饨端上了桌,如果是冬天,就趁热吃;如果在夏天,就先用风扇吹上一阵子。

小哥通常都不在家。大姨不能生育,她的儿子,我叫他小哥,是抱养的。小哥的亲生母亲是大姨远在四川的同学,在小哥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父母帮忙把他从四川带到了东北,送到了大姨的身边。

有一天,鬼使神差,我偷拿了小哥的一支钢笔。书桌上竹制笔筒里的三只钢笔我试了个遍,数这支好用,我揣进口袋带回了家。小哥发现少了一只钢笔,推算是我拿了去,我在他的房间逗留了一个下午呢——可我认为谁都不知道这事儿,因为没有人提及,没有人让我羞愧。直到我发现,那个羞愧从远远的时空里被我带至如今。

我哥呢,据说他会赖着不走,硬要住在大姨家。在他七岁时,还存在着尿床的毛病,他在凌晨发现了自己的杰作,大姨家干净平整的床铺被他尿湿了一大滩,他很害臊,悄悄地跑回了家,沿着马路跑了好几公里——害得大姨又要找孩子,又要洗床单拆褥子。

大姨家对面的邻居住着一对姐妹,妹妹名叫小红,比我大几岁,经常跑来带我玩,有一回带我去逛百货大楼,玩具柜台里有个布娃娃,我一看了不得了,立马回到大姨家,要求我妈给我买,小红很紧张地躲在一边,没等我妈开口骂我,大姨就掏出钱递给小红,把我们打发走了。

小哥后来娶了小红的姐姐,后来又离婚了。

在大姨家,有一种特殊的玩具——避孕套气球,我对这玩意真是又爱又恨,不明白好端端个气球,为啥非得多出个揪儿,为啥非得是白色的,五颜六色该多好!大姨是护士长,借职务之便,弄回这个给我吹,还非常贴心地把那个揪儿系成疙瘩,让它更有个气球样儿。后来在我家上锁的抽屉里我又发现了同款气球,偷着分给邻居的小孩一起吹了玩了。

来大姨家之前,我妈会往她那个上海牌人造革皮包里塞上些东西,基本都是船厂分的劳保用品,比如线手套,肥皂,工作服啥的,每样物品她都用报纸仔细地包裹好,系上绳子。

通常是在吃过馄饨之后的下午,到了聊天的时间,我妈会拉开手提包,把东西一件件掏出来,再小心地解开报纸上的绳子——这应该就是那个年代的仪式感了,两个四川女人在东北小城的欢愉也一并包含在内。北方的阳光围拢了这间屋子,下午本该是静悄悄的,那些个下午偏不如此,它们喧嚣,快乐,热闹。它们离去了就不再回来。

小红和我很要好,有个星期天,她竟然坐着小火车来我家做客了。她穿得规规矩矩,头发梳成两根一丝不苟的麻花辫,到了我家,她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我也是第一次在家里招待朋友,俩人竟然拘谨了一番,好一阵子才放松下来。我把那个娃娃递给她看,娃娃已经被我搞得蓬头垢面,还用油笔描了眉毛,小红噗呲下乐了。

每次从大姨家离开,走向火车站的途中,我都失落,伤感,苦闷至极,熬了一个星期才盼来的星期天就这么过完了,我想,接下来没什么好玩的事在等着我了。

那个接近黄昏的下午,正值深秋,站台上,几棵大梧桐树的落叶铺满一地,它们被太阳烘烤得卷曲干燥,沙沙作响,粗壮的叶柄坚韧有力。班级里正流行着拉叶柄的游戏,天呐,我可得多拣些回去,我埋着头,阳光落在了后背上。

我们上了小火车,我妈帮我攥着一大把树叶,火车启动了,窗外划过一排排的杨树林。快到葫芦岛时,一段平静的海面也划了过去。


"你大姨把你,"这话我妈一开头,我就专注地等她接着说下去,那时我最多五六岁。

"顶在头上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我脑海里登时出现了一个小孩,核桃大小,拨开头发会看见她,张开嘴巴也能发现她在其中,那是我,我感到不可思议。我妈的意思是说大姨疼爱我,我把夸张误以为真。

这是我远在重庆的大姨,我妈的亲姐姐。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她寄来的麻糖、腊肉、沱茶、米酒曲中感知她,在我妈的描述中熟悉她——我妈抱着才八个月的我,拖着八岁的哥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辗转奔波回到重庆探亲。我哥淘得很,到了大姨家就在坝子边上疯跑,还用竹竿打了表哥。他说不是故意打的,他拿着竹竿比量着为自己辩护,又把大姨家的灯泡捅碎了。

还是女孩好,大姨每天早晨给我蒸个鸡蛋羹,一勺勺喂给我,看我都吃了下去,她说,要不你把妹娃儿给我吧。我妈差点就把我给了大姨,至于为啥没给,我妈没说。

大姨有四个儿子。早年家里穷,生活所迫,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比自己老很多的男人,她很年轻就生了两个儿子,二儿子先天残疾,没活多久;老男人七十岁上下也撒手人寰。大姨有了第二段婚姻,又生了两个男孩。

我八岁那年,全家回重庆。大姨值夜班,把我也带了去,那是一个锅炉房,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洗了澡,又和大姨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不远处竖着几根粗粗的铁管子,管道里持续地发出噪音,我提心吊胆,我挺生气,感觉上当受骗了,大姨说她的单位是如何好玩我才跟着来的。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门口闲坐,大姨让我给她捶背,并许诺给我五角钱。我妈也在一旁撺掇,说大姨最亲你,快给大姨捶捶。我不情愿地捶了几下就不想继续了,大姨掏出钱来,我别过头去不要,那几下不值五角钱,我莫名生气。我爸把这个瞬间拍了下来,为了这次远行,他借了一个相机,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把眉毛拧成疙瘩。

那个顶在头上含在嘴里的小孩终究是个幻想,是我的,也是大姨的。我越来越不听话,到了十八岁,更是叛逆决绝,在这个冷漠孤僻的年龄,我偏偏又来到大姨家,依旧住在上新街马鞍山82号的房子里。

房间有一个单独的小门,推开门,就是小小的露台。露台外面横贯着石头台阶,台阶的缝隙里探出南方特有的蕨类植物。台阶从山脚七拐八弯地绕上来,重庆人管这叫梯坎,爬坡上坎是他们的的日常。大姨家位于半山腰,再往上爬,还有更多的人家,还有一个教堂。每逢星期天,我在床上听见连绵不绝的欻欻的脚步声,那是爬梯坎去做礼拜的人群。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下梯坎的声音,节奏完全不同。大姨的腿脚不太好,她回来的声音我也辨得出,一声轻,一声重。

我睡得挺晚才起床,天天如此。大姨早就逛完了菜市场,烧好了早餐。我推开门,会看见洗好的衣服在竹竿上串成一串,静静地晾着;这里没有风,也很少有阳光,切成片的新鲜榨菜盛在簸箕里,也静静地搁置在露台上。天气逐渐冷起来,我裹着军大衣,露台上开始晾腊肠,晾满一竹竿,灶顶的房梁也挂上了腊肉腊肠,大姨对生活有着朴素的热情,颠扑不破,孜孜不倦,相对而言,我妈就显得懒散怠惰。跛脚的大姨拽着运动员出身的我妈——她的幺妹儿,早上去逛菜市场,晚饭后还要穿过一个山洞(龙洞天)到小公园耍一哈哈儿,接着回家看电视剧《渴望》,一集不落。白天还要看回放。

元旦后的一天,我起床没多久,刚披上军大衣看了会报纸,就哭起来。三毛自杀了,我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人。前不久我还去了她的出生地黄桷垭,走了挺远一段路;她住过的锦江宾馆我也打算去瞧瞧;我还买了个牛仔背包,上面有两个补丁,我需要这种流浪的气质,用以支撑我的脆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爱三毛。

在厨房做饭的大姨问我妈,她啷个(为啥)哭起来了?我妈说三毛死了。三毛是哪个?我妈说是个作家,写书的,她喜欢。大姨表示不屑,不理解,又不是你亲人,哭个啥毬。二天(哪天)我死了她都不能勒个哭法,大姨断言。

大姨说对了,得到大姨去世的消息我没哭,我叮嘱电话那端的我姐,别跟咱妈说,没必要让她知道。我妈也有七十多岁了,不抗打击。我姐说,已经给妈打了电话,说了这事,我妈没听清,她也没重复。我姐认为自己做了件两全其美的事,传达了消息,又没伤到老人。我这个气啊,我顾不上哭。

再回重庆,是2016年,如果不是三胖的鼓动 ,我不敢保证自己有勇气回到南岸区上新街,迂回曲折地找到大姨的旧居。这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却也没拆除,门前挂了个红色的危房警示牌,沿途也有同样破败的无人居住的房屋。在重庆老城区,这样陡高的梯坎之上,拆除房屋可太难了,也幸好这样,我能找到马鞍山82号,它还在老地方,周围的房屋也都在,包括穿插其间的榕树和竹林,依稀呈现着当年的样貌。

门是虚掩的,我迈进当年的房间,我和母亲睡过的床还在,那种普通的木床,剩个七零八落的床架子;屋顶的梁木倾斜着,露出一块天空;当年放电视机的小书桌也还在,还有门外的小露台。在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我和三胖说,那会儿我太不懂事了,也没帮我大姨干啥活……我实在没忍住,哭出了声。我哭的时候,我17岁的儿子蹲在地上偷笑,他对这周遭的一切毫无兴趣,他喜欢逛磁器口,喜欢吃毛血旺、锅盔、还有搅搅糖。

我打算拆点东西带走,做个纪念,三胖立刻把书桌的抽屉拽了出来。太沉了,我说,咱们还要爬老君山,还要乘飞机,一路拎个抽屉不彪嘛!她觉得也是,换了个思路,拆了窗户上的铁挂钩,拆了三个,我想给哥哥姐姐各一个。我在小露台的一角,掐了一支竹叶,18岁那年,我常坐在这个角落里看书,大姨在厨房烧饭,我记得,我听见她说,我要把腊肉爆得起窝窝儿!这几株竹子覆盖着一个低矮的小偏房,里面曾经堆满杂物,如今它豁然洞开,促狭的空间里啥也不剩。

啥也不剩,悠悠岁月,亦真亦幻。时间成就这一切,又迟早要把这一切抹去。我攥着三个铁挂钩,竹叶已经开始打卷了,我不管,我牢牢地攥着它们,坚固的,易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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