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中的三点追问

吴文才

我一直以为,哲学层面的思考对于现实问题来说,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之后的反观。常常是,那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原则就在其中了,它对问题给予的根本性、全面性和终极性的思考是其它途径不能代替的。

作为“爱智慧”的学科,思考本身可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属于自由思想所带来的快乐。**

以下是笔者在哲学的天地里采集的三个点,如同三朵花,对其赏析的方式则是追问。

                                               一、在“真与实”的追问中

冯友兰先生将世界的存在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实际,可以理解为实体及各类现象的存在;其二为真际,可以理解为支配实体及现象的真理存在。对应地,分别相当于柏拉图所指出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应当说,他们都属于不受意志左右的客观的存在。

据此,笔者将这两个层面分别称为“实有”和“真有”。“有”指的是一切客观存在;“实有”指的是实体及现象的存在;“真有”指的是真理乃至于至理的存在。

“真”和“实”在这里有了明确的界定,分别指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存在:凡是实有之物,必然存在着真有之理与之相应,真有是实有存在的原因;凡是真有之理,却不一定存在实有之物与之对应,“理”的范畴远远地大于“物”的范畴。**即可以概括为:实中必有真,真却不必实;若无真,必无实;若有实,可求真。

据此,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真有之理,即真理的途径就很清楚了:第一,从实有之物之象入手进行观察、研究、思考和发现,从中获得最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才会接近和发现真理,从而达到真有的层次和高度;第二,在真有的层次,以某一真理的认识为前提,通过逻辑推理获得新的更深入的真理性的认识,这种演绎的过程,是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高水平的思维过程,科学的理性,思想的品质和精神的视野,大都以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提升。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就是其中的典范。

在现实中,面对同样的实有之物,不同的观察者或研究者获得真理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漂亮的红苹果落在了早已洒满黄叶的地上,物理学家发现的是万有引力;生化学家证明了脱落酸的作用;哲学家感悟出了万物荣枯之理。与此同时,倘使有艺术家来到这秋日的树下,映入眼帘的,是辉光笼罩下的黄叶、红果,此番光景,说不定会天启般地唤起他对美的画面及其美的法则的通灵顿悟与自觉;如果是道德家呢,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秋天的果实果然是对劳动的最好回报,天地之善,莫过于此。他们似乎都在自己的角度,发现了真理。**我们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从自然科学、人文艺术到社会科学,不就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对象来建构自己的认知模型的吗?而且,他们都说获得了真有之理。

我们或许不应当反对,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打开了真理世界的窗子;我们也不难推知,这真理世界的窗子一定不只一扇,而是有很多,且高下各不相同。我们相信,在它的最顶端,一定有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真理世界的全貌,这扇窗子就是“哲学”;它所揭示的真有之理也是最高层次的,我名之曰:至理。

至理的对于真有和实有来说,如同太极(宇宙本原)对于世界一样:真有,而不必实有;不实有,却蕴含在实有的万物万象之中。

我们的思考,从实有到真有,再到对至真至理的探寻,逻辑是思维前行的工具,推理是它前行的动力,因果是它认定的从已知到未知的关键线索。在这样的逻辑推理和线索延伸中,我们确信且不断地证明,在自我内心、社会人伦和自然万物之上,一定有一个可以统合一切的太初之理存在,它是宇宙之本体,且是客观之理,至极之理,故名之曰:至理。其实,老子的“道”、佛学的“真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都是他们把目光和思想投射到宇宙本体的证明。人类需要思想自由的天空,就必须有精神上升到本体的思考;否则,灵魂只能被奴役于现实和世俗的土地上,甚至深陷于功利得失的泥淖中。

那么,我们自己呢?有实我和真我之别吗?按理,该有。

我,大都被划分为物质之我和精神之我两个层次。

依据上文,机体为实有之我,好理解;可是,精神层面的思想思维活动之我呢?是实有还是真有?思想思维活动,属于神经系统或者神经中枢的大脑皮层的生理过程。心理学的实验也支持这一说法,你的思想思维、情绪情感都是在神经系统内发生的;况且,人工智能也不断地为此提供越来越有力的佐证呢。那么,所谓的精神活动,也是实有了。

那么,真我何在呢?真我,就是支配我的机体新陈代谢活动和高级神经系统思想思维活动的不被主观意志所左右的规律和真理了。和其他生命形式不同的是,实我之精神活动,能够感受、推论和证明这些支配自己的真理的存在;而且,我的精神在理性的认识活动中,也在不断地随着认识高度的提升而提升自己的高度,以至于,达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

于是,我们开始推想,我们的精神,是否和宇宙的本原是一体?我们的精神,如此灵光,是否在超越世俗而洗净俗尘之际可直接获得天启?因为我们不仅有理性,我们还有悟性。

我们的精神生命,在活得更为高贵些这一价值认定上,大多是没有异议的。那么,在真我的层面,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自己?武装我们自己精神生命的,是否还有灵魂的存在?精神与灵魂,和真我存在着怎样的默契?诸如此类的追问和探索,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在“何以有”的追问中

我看见阳光照在红花上。

很明显,这是我生活中实有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一现象背后包含着怎样的缘由?这首先是一个可以求助科学的问题,科学能够做出一定的解释;但如果你不满足一些已有的答案,且在追问中让自己思考再向着深层推进一步,很可能就跨入进了哲学的门槛。

是的,阳光、红花,他们默契地存在于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太久远了,久远得恐怕无人能够说明白;可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它们比人类要悠久得很。如果没有阳光,就没有红花,即使真的有花,也不见其色彩;如果没有红花,阳光的就是一个空明温暖的存在,红色的光谱连同它的色彩也不会在花的世界里显现出来。我们知道,七色的阳光因为由不同的波长的光组成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红花之红,则是花将其它波长和色彩的光吸收了,而将红色的光反射给我们所致。七色光的波长都在我们人类可感知的范围内,所以才被我们知晓(如果我们感知的范围扩大或缩小,感知到八色或六色光也未可知)。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看见了红花,一是因为我从生理和心理上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我具有这种感觉的能力;二是因为我能够给出“红色”这个概念,将这一色彩及其特征概括为红色。

如果地球上没有产生人类,阳光和红花就这样静静地相守着:没有红色这个概念产生;阳光和花的名称也没有。如果产生的不是人类或者即使产生人类,他的感觉域限不包含七色光,可能对紫外线、红外线另有感觉,那么,也不会看到眼前的红花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宇宙内的光波和声波,能够“可见”和“可听”的范围是很狭小的。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就在这“狭小”之内;世界更为真实的丰富性应当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视听的范围。

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这“狭小”的范围内,根据我们的感觉经验来判断事实;给出我们关于事物的概念。我们也知道,“红色”光透过眼球晶状体落在视网膜上,这一刺激被转换成电信号传导到大脑皮层,红的色彩这一信息被储存起来;大脑在诸多色彩的感知和记忆中,结合生命有机体在环境中的经验,抽象概括出“红色”这一概念;且不断地在头脑中形成了融合事物特点、个体经验和情感于一体的用来适应生活环境的认知结构“模型”——知识。

既然,花色只是反射了光的色彩,而其“本色”我们难以尽知,那么,我们的感觉器官同样造化于这个固有的自然环境,它的感觉也不可能超越于环境的极限之外,尤其是为适应生存环境而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作为生命有机体及其感觉器官和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其局限性就十分明显了;何况,每个生命个体经历的环境和天赋差异甚大,经验和知识的结构、性质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思维的方式、水平以及判断能力就更加不同了。不能否认,认知上的所谓差异和特点,大都是由于局限所致。

不能否认,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的感觉域限是狭窄的,受制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生理过程和生活环境及相关的经验;于是,我们由此形成的概念就难免存在局限了,毕竟它是我们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概括出来的。只是,思维品质的高低不同,概念的质量不同,但局限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我们在自然现象的观察中如此,在社会现象的理解中也是这样。**

我们的感觉、经验和知识,包括用来建构知识和学术体系的概念,在“何以有”的追问中,感受到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警示我们自己不要太“自以为是”。其实,面对未知,我们除了坚守好实证、理性和逻辑,可靠的认知手段和方式并不多。

由此可见,我们凭借着感觉、经验和概念,在适应环境、理解和解释环境中建构着我们所谓的“知识”,这就决定了“知识”也是一个在我们不断突破认知局限中发展着的认知模型。我们据此积累着,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它们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在“何以有”的追问中,为我们鼓起突破局限的勇气,从而使之获得不断的发展和质的提升。

**所以“何以有”是关于存在的追问,让我们不仅感受着“实有”和“真有”的存在,还必须思考“有”的因果、意义和价值;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我们自身认识的局限,云开雾散之时,真理的辉光,便开始照耀心田。

                                                  三、在“所以然”的追问中

知其“然”,这是对事实的了解;而知其“所以然”则是对事实发生背后的规律、法则与逻辑关系的准确认识。

关于“所以然”的追问,实际是对“所以然”之理的更为上位的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道理?又是什么使道理成其为道理?知其“然”不易,知其“所以然”难,知其“何以所以然”就更难了,几乎超出了人的认知能力。但人的思维,却如同一只飞翔着的鸟:如果不能让它尽情地挑战高度和广度的极限,就不会充分地享受到自由的快乐。哲学给了鸟儿这样的天空。

运用原理来解释世界,这是对实“然”世界给出的“所以然”的判断和分析,它让人类不断地开阔自己的认识视野。数学领域的定理和公式;物理学领域的定律和原理;生物学领域的遗传变异及其基因组合之规律等等,都是关于世界的“所以然”之理。我们在感叹造化的神奇和真理的奇妙之余,自然会追问,为什么会如此呢?

几何的演绎推理是如此地严谨,数理公式的推算是如此地精准,基因组合和生命性状之间是如此地默契,这些严谨的法则和逻辑何以如此?前因后果为何如此契合?有人说,这是和万物万象一样,都是客观的,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为什么。显然,这个世界不存在无“因”之“果”,客观规律的存在,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原因何在呢?这就是“何以所以然”的问题,它或许真的超越出我们的认知能力之外,但顺着因果逻辑,我们的思想触角似乎感知到了宇宙本原的存在。**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忘自问,人能够认识这些客观规律,且在运用它来解释、分析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深入、丰富自己的认识。这本身,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人,又何以知晓如此之多的“所以然”?

如前所述,正如我们知道的,自然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有着它自身内在的逻辑链条和逻辑系统。人似乎天生就具有这样的潜能,他对大自然内在的逻辑尤其是其中的数理逻辑,存在着我们无法言说的默契。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现象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而且指出由现象世界通往理念世界的桥梁就是数学,它的纯粹的理性品质和逻辑演绎,是我们穿过纷繁的乱象走向明晰的真理世界最可靠、最正确的途径。事实上,在柏拉图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类的科学依托数学且将之作为可靠的理性认识的工具,对现象世界的理解和对环境的改造能力可谓日新月异,对理念世界的真理认识,也体现在诸多的科学门类中。

我们内心认知的逻辑和自然原理的逻辑为何如此默契?这里,笔者只能用“同理异构”的假说来推断了:人为自然之子,与万物之间,虽结构组成不同,但都是由一以贯之的“理”来支配的;人作为智能生命,其精神活动和宇宙的精神——至理自然相契相合,其内心认知的逻辑,包括对美、真和善的感悟能力,自然和天道并行不悖,道心合一。且在自然的造化和化育之中,天赋的灵性和悟性因为与天道的逻辑契合的程度不同,而其机灵和感悟的能力也不同。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艺术审美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其实,一个人的教育,本质上,就是让这些方面的天赋发挥得更好;且将不足者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让受教育者,既在天赋基础上做最好的自己,又让天赋的真善美的要素得到较为全面的展开,不在某一方面过分营养不良。

所以,人与自然之间,是“理”一以贯之地彼此相连。生命的运动,精神的思维,皆是自然之理在运作。所以,只有坚守“理性”,才会洞察“人性”,让人类在认识真理,建构文明的道路上,以尊重理性和人性为准则,真正地做到有所发现和有所创造。

那么,追问“所以然”的因果之理,无论是关于理之成因的思考,还是人与理之间内在默契的探寻,其实,都是思想从科学原理到哲学原理攀升过程中的尝试,如有收获,那也是心灵自由的财富。**

理”之问,感知本原,敬畏真理;“我”之问,同理异构,心与道一。

在此过程中,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人是自然造化的万物中比较复杂的一物而已,超越了物理的、化学的而达到生物生理和心理的水平,并且在社会人文的层次上建构出有序的文明,值得自豪和珍重;其二,人性源于天理,理性是人性的基础,失去理性的人性等于放弃智能生命的品质,从而堕入到蒙昧、野蛮和恐惧的深渊,这是人性必须要时时警示自己的;其三,人的思维及其内在逻辑和“理念世界”即自然天理的内在逻辑具有天赋的默契,这是我们认识世界和从事教育活动的前提,真善美在“人启”之际,当敬畏“天启”的存在;其四,智者必坚守理性,运用逻辑,既依靠推理而求真,又在体悟中而知美,向善。

**哲思在追问中成长、丰实;追问,让我们以好奇之心和审美之趣看待世界。于是,我们就会更加敬畏真理,尊重人性和理性,也更加珍爱自由,乐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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