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的某一天，刚刚新鲜出炉的大汉朝皇帝刘邦把他的那一大帮也是新鲜出炉的文武百官召集到一块，开了场气氛不咋和谐的朝会。
本来呢，刘邦觉得大家伙一起灭了秦朝、宰了项羽，该聚到一起唠唠论功行赏的事情了。可是这帮打小跟他一起喝酒打架长大的老兄弟们，此时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功劳大，谁敢出头就集体怼谁。
比如刘邦认为萧何应功居第一，就打算封后者为酂侯、食邑万户。结果他手底下那帮武将全体原地炸毛——姓萧的一直躲在大后方，整天除了舞文弄墨就是打嘴炮，居然敢说功劳比我们这些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的大，这算什么道理？
幸亏老刘乃是泼皮祖宗，压根就不怵这帮小泼皮撒泼，直接张嘴就骂——道理就是人家萧何是人，你们是狗：
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第三》）
刘邦说的话不好听，但却是实情。而且像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这帮追随他打天下的老班底，即便是嘴上不服，但在心里边对萧何能功居第一其实也没啥太大的意见。
萧何与韩信、张良并称为“汉初三杰”。可以说此三者中缺少了任何一人，刘邦问鼎天下的难度都得呈指数级增长，甚至可能会功亏一篑。但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中，唯有萧何可以傲视群雄，而韩信、张良只分别排名第21（有争议）和第62位。深谙进退之道的张良就此隐世自保，不服气的韩信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唯有萧何不但以宰相之身得以善终，而且爵位传承代数也高居列侯之首，西汉贵族唯此一家。
这是为啥？可能汉初三杰在刘邦的心目中，韩信、张良就是个工具人的角色。唯有萧何，才是他真正可以信任和重用的臂膀。
这不仅是因为若无萧何，刘邦可能连发家的机会都不会有，更不可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还能逆转项羽。更重要的是萧何还有一个在当时堪称镶金缀玉般尊贵的身份——沛丰乡党。
没错，就是刘邦的老乡。
而且在刘邦亡秦灭楚的核心班底中，除了韩信、张良、陈平等寥寥数人外，剩下的统统都是他的沛丰乡党。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徐州的一帮乡下人，打下了大汉朝405年的江山。
无独有偶的是，时隔1500多年后又有一个凤阳人，带领着他的一帮安徽老乡打出了一个国祚长达276年的大明朝。
刘邦可以肆无忌惮的骂自己的老乡是狗，而在《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也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汪汪汪”——可凭啥刘朱就能搞到如此凶猛绝伦的功狗老乡，而别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01
始皇帝灭六国、建一统后曾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其中就有个泗水郡。而在泗水郡下辖有个沛县，而刘邦就出生在沛县丰邑的中阳里村，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县城东北郊。
甭管刘邦发达以后认领的陶唐氏后裔御龙氏以及晋国大夫士会（即范武子）这样的祖宗是真是假，但老刘家传到他父祖这一代时，身份就是整天忙着修理地球的编户农夫而已。
但刘邦从来没起过种地的心思，最拿得出手的技能就是“没事，我溜达”，也就是如今经常被人调侃的“街（gāi）溜子”。而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所谓的“社会大哥”，为此刘邦还曾专程跑到几百里地外的外黄（今河南民权），投奔了曾经的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当时著名的H社会头子张耳，给后者当了好几个月的小弟。
而在沛县当地最著名的大哥级人物王陵和雍齿，也是刘邦效仿和刻意结交的对象。只不过王陵虽然没什么文化，而且“任气，好直言”（《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但并不歧视这个没啥来头的“刘小弟”；相反雍齿却死活瞧不起刘邦，动不动就出言侮辱，这也导致了两者后来截然不同的结局。
而真正跟刘邦处得来、玩得开的，是邻居卢绾，是在县监狱当小吏的曹参（狱掾）和任敖（狱吏），是在县政府当司机的夏侯婴（厩司御），是屠夫樊哙（以屠狗为事），是葬礼司仪周勃（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而将这些人聚拢到刘邦周围并奉其为首的，则是萧何。
萧何在当时是后来这帮沛丰乡党中地位最高的，担任主吏掾之职，类似于今天的县组织部部长。但萧何从不以此为傲，相反倒非常看重刘邦，经常利用职权帮后者“平事”，暗中掩护这个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小团体发展壮大：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拿现在的话说，萧何就是刘邦的“保护伞”，属于必须铲除的官场败类。不过自古以来成王败寇才是真理，于是萧何此举反倒成了慧眼独具和深谋远虑，为后人赞颂不已。
所以刘邦称帝后毫不犹豫的将萧何摆在官居第一、功居第一的位置上，就是因为若无萧何，他即便能拉起沛丰乡党的班底，也很难自然而然的成为首领，后来想问鼎天下当然会难上加难。
毕竟除了王陵和雍齿，像萧何和曹参也不是不能当带头大哥，凭什么非得认你刘邦？
而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不仅是毒辣的，更是靠得住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刘邦确实能建基立业，更在于萧何替大家选的这个带头大哥，对小兄弟们确实够意思。
都说刘邦杀功臣，但事实上真正被他宰掉的就是一堆满肚子小心思的异姓王。而且其中除了韩信之外，剩下的就是帮墙头草，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但也很难讲有多大的功劳。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功臣？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刘邦给出的答案才最具权威性，那就是汉初十八侯：
“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吕后令陈平终竟以下列侯第录，凡一百四十三人也。”（《史记索隐·卷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在这十八侯中，没有韩信，没有张良，也没有陈平。大概是刘邦始终对韩信心存怨念，张良此时也许已经跑路，而陈平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朝”，说不定巴不得后来的143名列侯的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才好。
而在刘邦钦定的十八侯中，除了一个撂不下当大哥的面子、直到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才扭扭捏捏跑来归顺的王陵外，剩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他起兵的头一年就前来投靠的——这才是刘邦的核心班底，也是他最信任的群体。
更何况在这18人中，从小跟刘邦和尿泥玩到大的沛县老乡就有10人。而在汉初封侯的143人中，可基本确定籍贯的共有109人，其中刘邦的沛丰老乡就有52人，占总数的48%。
可见刘邦还是很念旧情的。像戴侯秋彭祖当年就是沛县守军中的一名小卒，在刘邦起兵时率先反正打开了城门，哪怕此后再也未立寸功（一直给刘太公当仆从），刘邦在论功行赏时也没有忘掉他；再比如猛将奚涓，战功堪比樊哙，但早早战死。而刘邦不仅将其抬进十八功臣之列，还因为他没有儿子可以袭爵，特意破例让奚涓的母亲代领爵位，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侯。
更重要的是，哪怕刘邦真的有宰功臣的癖好，但他手中的屠刀也从来伸不到自己的老乡头上。因此当韩信等人被砍得鬼哭狼嚎时，那些出身沛丰的刘邦乡党们不但个个活得优哉游哉，还能将荣华富贵荫及子孙——只要没绝嗣或谋反，基本都能与国同休。
唯一可能让刘邦流露出杀机的，就是樊哙。
主要原因还是樊哙跟吕雉走得太近了（樊哙娶了吕雉的妹妹吕媭），导致刘邦在临死前深感忌惮，便让陈平去趟军中，将樊哙的首级拿回来交差。
但选择让陈平当这个“钦差”，其中就颇有蹊跷了。话说陈平这个家伙深谙明哲保身之道，凡事不出头，更从不把事做绝。以刘邦、吕雉和樊哙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在刘邦离死不远的情况下），他是绝不会搅合进去的，对此与其相交10多年的刘邦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果真非得弄死樊哙不可，随便派个愣头青去即可，干嘛非得指派陈平这么个滑不留手的家伙干这趟脏活？
陈平果然当了把“二五仔”，忽悠了周勃对樊哙只抓不杀，回头又在吕雉姐妹面前卖了把好，反正便宜都被他占去了：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吕嬃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但这个结局也许就是刘邦想看到的吧，谁知道呢？
02
如果说在汉初的朝堂中苏北口音比较流行的话，那么在明初的朝会上则满是凤阳腔——要是外地出身的官员想使得自己不显得太“隔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得让自己说话的口音带上点“皖音”。
没错，在大明朝刚立国那会儿，要想在朝廷里混到个爵位，一个安徽户口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要想朱紫加身，那就得看能不能跟皇帝陛下混上个老乡关系了。
话说刘邦也对老乡十分照顾，但是汉初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他还得考虑安抚六国遗民、秦楚降将以及一些较为独立的强大势力的情绪。因此虽然不少沛丰乡党跟着他鸡犬升天，但在143人的封侯名单中，也未占到半数以上。
可是朱元璋就没那么多顾虑了，毕竟大明江山就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根本不用考虑照顾非嫡系臣子的面子。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堪称耸人听闻的一幕——明初论功封赏的25名公爵（含追封）中，安徽人就占了23个，其中跟朱元璋同出濠州（今安徽凤阳）的“正宗”老乡就有13个。
同时在获封侯爵的76人（不含后来晋升公爵的蓝玉、傅友德和濮英）中，可查明籍贯者共58人，其中安徽人就有46人，占总数的79%；正宗濠州老乡有27人，占总数的47%。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明朝开国元勋如徐达、常遇春、李善长、胡惟庸、冯胜、汤和、蓝玉、沐英、郭英、耿炳文等，都能亮出跟老朱一毛一样的濠州户口本；像是李文忠、邓愈、傅友德、胡大海、费聚、廖永忠、朱亮祖等等，也都是如假包换的安徽人。
而对于那些非老乡的臣子，朱元璋的态度就显得很苛刻了。
比如被“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第十六》）的宋濂（祖籍金华潜溪），非但连个爵位都没捞着，官职也仅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不仅如此，还动不动就被老朱训成狗，最后还因为胡惟庸案被牵连流放。如果说对宋濂，朱元璋还可以用一句“非军功不得封侯”来打发，那么刘基呢？这位被后人传得神乎其神，有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美名的浙江青田籍大儒，在大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参与军机8年，出谋定策、筹划全局，可谓居功至伟，对朱元璋而言是形同张良、房玄龄般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谁能说他没有军功？
但老朱说没有，那就没有。所以刘基后来才捞到个诚意伯，而跟刘基履历相近甚至有所不如的李善长，却得以封爵韩国公，高居功臣榜第三，让人上哪儿说理去？
可以说在明初的时候，那是妥妥的“学会凤阳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朱元璋老乡们的辉煌时刻，却极其短暂。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的老乡之一、丞相胡惟庸说他家冒出了祥瑞，想请皇帝陛下莅临欣赏一下。结果在老朱前往途中发现胡府疑似藏有伏兵，于是胡惟庸谋反案爆发。
罪魁祸首胡惟庸当天就被处死，朱元璋又藉辞穷追其友好，凡是跟老胡沾亲带故的一个都不放过，先后斩杀3万余人。那么谁跟胡惟庸关系最好、嫌疑最大？当然是他的那帮安徽老乡，于是李善长、邓镇（邓愈长子）、唐胜宗、陆仲亨、陈德、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祯、赵庸、俞通源、杨璟、叶升等公侯相继丢了脑袋或是（已死的）除爵。
自此，大明朝堂中的安徽老乡被砍掉了半壁江山。
不过老朱还是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又搞出了个蓝玉案，不但首犯蓝玉惨遭剥皮实草、传示各地，更朱元璋感兴趣的，则是他的“同党”。
那么谁才有资格当蓝玉的同党呢？
开国公常升（常遇春之子）、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宣宁侯曹良臣、永平侯谢成、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普定侯陈桓、鹤庆侯张翼、全宁侯孙恪、东平侯韩政、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舳舻侯朱寿……可以说在当时还活着的大明朝开国功臣宿将，几乎都被朱元璋借机砍死了，当然其中大部分还是他的安徽老乡。
我也想不通，老朱到底是因为啥突然间对自己的老乡如此深恶痛绝，甚至恨不能连他自己这个濠州人都一刀砍了？
没错，也正是当他的安徽老乡们老死的老死、砍死的砍死之后，朱元璋才安心的将江山交给心爱的大孙子朱允炆，然后撒手人寰。
可能在朱元璋看来，只有把这帮心肠已经变黑了的老乡们统统干掉，他们老朱家的江山才能长治久安？可哪里想到他前脚一蹬腿，“逆子”朱棣就搞了一出“靖难”出来——此时老朱心爱的大孙子朱允炆把手底下的文武百官划拉了个遍，能躲过他爷爷的屠刀、而且还能上战场比划两下的就剩下了耿炳文、郭英和大草包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这场仗让他还怎么打？
不过也正是因为朱棣的这场靖难，让大明朝的武将传承触底反弹，算是回了一波血。不过50多年后的一场土木之变，又把朱棣攒下的这点家底败了个精光，从此以后的大明朝军队，可以说跟朱元璋开国时横扫八方所向无敌的那帮骄兵悍将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而当大明朝的朝堂上，只剩下皇帝陛下还操着纯正的凤阳腔时，这样的大明朝跟洪武年间的大明朝还能算是一回事吗？
可这又能怨谁呢？
03
可以说像汉、明两朝这样单凭一省乃至一县的精英人物就打下数百年江山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刘邦和朱元璋出身寒微，没别的能拿出手，起家的时候只能靠一帮老乡拉杆子单干。哪怕后来发达了、能让四方豪杰“纳头便拜”了，但真正能信任，也用得最顺手的，还是这帮乡党。
相反，像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光凭着关陇勋贵、西魏八柱国之后、袭爵唐国公的名头就能招揽来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人物。所以对他来说，臣子多个老乡的身份固然是锦上添花，但绝非雪中送炭，关键还看好不好用、用得顺不顺手。像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前已经是后周的头号权臣兼最大军头，他的心腹班底即所谓的“义社十兄弟”中只有个不起眼的刘廷让算是老乡，其余的哪来的都有，也不会因为非乡党的缘故而遭受冷落。
因为没那个必要。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开国之君，要么出身勋贵世家，要么想搞事情的时候早已大权在握。所以在他们起事的时候，手底下的臣子家世高的，权力没他们大；权力大的，家世未必有他们高；就算家世权力都高高在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没他们强。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臣子的任用原则就是唯才唯德，籍贯啥的反而不重要。也正是有这份信心在，所以在他们当上皇帝后，对杀功臣这码事大多也不怎么上心，还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但刘邦和朱元璋却不同。因为出身寒微，所以他们打天下的过程异常艰辛，也屡屡遭人背叛或嫌弃，这就导致这二位的性情都非常敏感，而且疑心病甚重。尤其是对那些总喜欢“狗眼看人低”的文化人，刘与朱的观感都极差，像是刘邦就曾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以示羞辱，朱元璋更是动不动就把宋濂和刘基这俩儒林领袖拎起来敲打一顿：
“（桂彦良）迁晋王府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
因为敏感和多疑，所以刘邦和朱元璋对于“信任”二字的施舍极其吝啬。像张良这种战争时期须臾不可轻离身畔的臂膀，刘邦立国后说放走就放走了，而且还放得很乐呵；像韩信这样的百战名将，刘邦更是不抓到身边来晚上就睡不着觉；也唯有像陈平这样打一开始就不断献上自己的各种黑料，让刘邦觉得“智有余，然难独任”（《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的“小人”才能平安养老。至于朱元璋就更不用说了，连他的发小、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汤和，都得在自请解除兵权后才被赏赐了个善终。
但无论刘邦和朱元璋多么英明神武，也不可能单靠自己问鼎天下。因此他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老乡了。
但刘邦和朱元璋对待老乡的态度，又是截然不同的。
刘邦杀起外乡人来，那是从来眼睛都不眨。但这位汉太祖就算毛病再多，但念旧情、重义气的本性都没改过。因此哪怕他当上皇帝后疑心病再重，也从来没将心思真正用在自己的老兄弟身上。
像被他钦定为功臣第一的萧何，战时在大后方长安人望爆棚，战后又在朝中位高权重，按理说该是强力打压的对象，在某些朝代就算一刀砍了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可结果呢？萧何稍稍配合的自污了一下，刘邦也就轻轻放过，只当啥事都没发生。
终其一生，刘邦到头来可能就对樊哙生了杀机，结果派去的“钦差”还是陈平这么个坑货，所以事实上这到底是不是这对君臣演的一出戏，还真不好说。
因此事实就是，刘邦到头来也没杀过一个他的沛丰乡党。
而朱元璋呢？则差不多将追随他浴血奋战、共同打下大明天下的安徽老乡们杀光了。
这种几乎是自毁长城之举，成了关于朱元璋的最大的谜团之一。
为此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整理了汉明两朝开国功臣的籍贯，形成了文中的几张表格，大概可能也许八成差不多搞清了其中的根由。
原因无他，那就是刘邦虽然重用乡党，但却并非单纯依靠乡党。即便不算张良、韩信，其他追随他打天下的那帮人中，立国后当过“三公”要职的除了像萧何、曹参、周勃这样的沛丰老乡，还有陈平、灌婴、张苍、申屠嘉这样的非乡党。可以说并非少了谁刘邦就玩不转，也不可能有谁能在朝中一家独大，威胁到刘邦及其子孙的地位。
但朱元璋面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老朱打天下的过程中，超过90%的时间以及几乎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跟他本应处于同一战壕的如陈友谅、张士诚等“反元义军”身上。而且双方仇恨极大、杀得极狠，差不多到了寸草不留的地步，因此几乎没有从对方手里弄到什么像样的人才。到了后来北伐时，朱元璋甚至对一个蒙古人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都“深恨不能臣之”（《明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二》），恐怕就已经发现了自己麾下臣子的结构出了问题。
啥问题？全都是安徽老乡，连个能制衡这股力量的存在都没有。
发现了问题，老朱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开始，他将期冀的目光放在了儒臣的身上。
在朱元璋刚打下浙江的时候，就摆出极低的姿态作求贤若渴状，诚心邀请士大夫出山为他出谋划策，同时平衡麾下的力量对比。像刘基、叶深、章溢、宋濂这四位名儒就是在这时被其征辟为幕僚的（而且还是强征），并十分谦恭的表示“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元纪第三十三》）。当时老朱在给刘基写信时，都得必谦称“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一·御书七篇之二》），这跟他后来对待这些大儒的态度形成了天壤之别。
不光是对刘基、宋濂这样的高端人才，即便是普通的文人士大夫，哪怕是有过投靠蒙元政府这样的“历史污点”，从来眼睛里不容沙子的老朱都一概既往不咎，放手使用：“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
像胡惟庸这个到了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才跑来投奔的“小字辈”，仅用了20年就做到了百官之首的宰相位置上，其中应该就不乏朱元璋为此的算计——虽然胡也是他的濠州老乡，但毕竟是个文官啊！老朱手底下的骄兵悍将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了我怀疑他都恨不得开个“扫盲班”，然后把识字的统统扫入文官的行列。
结果他还是失望了。不仅是朱元璋跟宋濂、刘基这样清高的大儒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被他给予厚望胡惟庸得势后还骄纵跋扈，不仅没有跟势力强大的武勋集团形成制衡，还跟那帮安徽老乡沆瀣一气，难道是想合伙对抗皇帝？
于是朱元璋毫不犹豫的整出个胡惟庸谋反案，再顺手砍了一地不开眼的安徽老乡。
不仅如此，朱元璋从此对文官彻底失望，态度日趋刻薄。在洪武年末期大明朝的文官过得生不如死，动不动就被剥皮楦草，连辞官致仕都成了一种奢望，很大原因就源于此。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同时也吹响了大明朝堂上的安徽老乡最后的丧钟。
为啥？老朱其实也没想对当年追随他的老兄弟们赶尽杀绝。毕竟就算他死了，老朱家的日子还得过不是？所以他还得给儿子留下几个像样的打手，以备不时之需。像年富力强的蓝玉、傅友德、谢成、张温等悍将，就是朱元璋精心培养留给儿子用的。
可谁想到朱标英年早逝，大明朝的继承人落到了尚未成年的皇长孙朱允炆头上。这样一来，朱标能用的人，朱允炆这样一个黄口孺子还能用得上、用得起吗？
在疑心病重症晚期患者，而且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朱元璋心里，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任何一个帝王心目中，国事即家事，国家即私产。哪怕在朱元璋的评估中，蓝玉等人有九成八的可能不会反，但为了大明朝能始终姓朱，他也要把那零点二成的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
于是就有了蓝玉案，大明朝仅存的高阶将领因此几乎被一扫而空。这样一来，刚刚20出头的朱允炆即位后，就不用担心有人功高震主了吧？
这是大明朝的悲剧，是朱元璋的悲剧，更是他的那些安徽老乡的悲剧。
实话实说，甭管哪朝哪代的开国元勋，其后代子孙中都是不肖者居多，能像父祖一样建功立业的少之又少，多成了攀附在帝国肌体上的寄生虫。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功臣世家的传承，就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毕竟这还是算是一种象征和传承——只要肯为皇家卖命，未来就少不了荣华富贵等着你，还能荫及子孙哟。哪怕这种希望虚无缥缈，但毕竟也算个念想不是？可要是开国元勋们最终都成了逆贼叛党，你让后来者会怎么想，会不会在上阵杀敌时都感觉后脖颈凉飕飕的？
两汉战功赫赫、名将辈出而且越打越强，最终“独以强亡”；而明朝的仗则越打越窝囊，蒙古余孽、建贼、闯逆哪个都打不赢，连倭寇都能嚣张百年，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
鉴于从汉到唐没完没了的军阀威胁皇权，宋太祖赵匡胤选择了用一杯酒拆去了武将的骨头。从此大宋朝的武将只要功成名就、只要到了一定的地位，就得被当成猪养起来，这就使得两宋军事力量之孱弱，成了千年来的笑话。
明朝以武立国，开国之初武勋力量之强大，对文官形成了绝对碾压之势，本可一改两宋以来文贵武贱之颓势，结果被朱元璋借胡蓝两案如同宰鸡般杀了个精光。而数十年后的土木之变，更是让明军彻底断了传承。
养猪加宰鸡，从此中原王朝的武将们再也没了出头的机会。